说中国由贫穷、饥饿变成一个经济发展的巨人；中国人民被从发展中国家所共有的苦难中拯救出来
【本刊讯】菲律宾《东方日报》七月五日刊登一篇访华观感，题为《中国的公社》，摘要如下：
中国从二千年的宿命观、贫穷与饥饿变成为今日的一个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巨人。
她的发展不是西方人所了解的发展：喷射机阶段的科技，巨量投资，无孔不入的工业化，入息的急速上升与伴之而来的消费奇观。
中国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人民被从发展中国家所共有的苦难中拯救出来。
就她的成功的发展来看，我们很自然要问，我们能自中国学习些甚么？我们所有在访问团里的人都在积极从事一个“发展方案”：礼智地区的乡下发展策略。
我们都在寻找中国制度中的不同的尺度，象社会管理与国家计划，特别注意他们能怎样在本地采用。
基于我们的见闻，我们试图吸收那些与礼智地区的境况有关连的东西。
在我们的观察中轻易突出的一点是，中国给予那些与她的人民的福利有直接关系的生产企业的优先地位。中国领袖的政策是农业是基础，工业则为主导，工业必须为农业服务，这就是说支援农业生产。
农业的侍女当然是基层建设，而中国领袖不厌其烦地悉心处理严重的基金积累问题。
水的保存与管理，水是农业的命脉。中国人民象“移山愚公”一样，夷平山丘并驯服湍急的河流，以便利用水灌溉田地和发电。
在林县的红旗渠
——一条用手建造出来的数百公里长石渠，水电站与水库——是这项努力的纪念碑。许多相类似的基层方案已在中国各地建成。
我们的礼智是否已经具备这样的变化的成熟条件？礼智的农田境况显示那里农业生产存在着巨大的改善余地。
中国人民是怎样组织起来以进行农业生产的？在中国的任何部分，生产活动的增加都是以公社为中心。
公社脱胎于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之后建立的互助组，与它们的成员在生产，财政与社会服务方面达致的进步相对应，这些互助组逐渐发展成为初级与随后的先进的高级合作社。公社最高目标当然是所有生产阶层的自力更生。今日，中国的农业发展的成功是公社的能力表现。
使农田供应品与设备随时可以获得并妥当分配，教导农民土地的管理与改善的方法和不断改善生产技术，这些都是公社的永无止境的关切问题，利用公社作为加速农业发展的基地，销售网和不间断地运输的办法。
在礼智，正如在全菲律宾一样，还没一种可和中国的公社比拟将在统一基础上供给社会服务的闾里构造出现。目前所有的仅是组织松弛的构造提供零碎物品与服务。另一方面为灌溉而高度组织的结实的农田却缺乏大规模合并，其规模与面积都太小而不能实行有意义的水利方案。
自中国获得提示，我们这群人认为一个闾里组织形式，或者像一个社那么大，应该在实验基础上建立，它应该足够大，以便实施在水利，土制设备的生产，销售，土地改善与吸血虫的控制等重要方案。
最后，我们这群人对计划这方面曾作长时间讨论。计划是中国生活的重要一面，它们不是仅在上层作出。
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中国政府要求人民自己制订生产目标，他们要做什么工作，希望获得甚么利惠。政府从下层获得各种主张与建议，加以系统化而拟出总计划，然后再送回给人民实行。
访问团深知一次短促的旅行不能完全了解中国。我们认识我们未掌握她的发展的全面情况。要了解中国的进步需要知道比她的经济方面更多的东西，要使那幅图象，臻于完善，必须自中国政治经济观点来分析。这也涉及对她的思想意识与政治文化的研究。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七月一日刊登该报特别采访组成员田川五郎写的中国见闻，题为《华体制下的中国》，《“官方”和“民间”分开：不违反原则，争取扩大贸易》，摘要如下：
在“四人帮”横行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量虽然直线上升，但同时贸易部门人士却遭到激烈的攻击，被骂成“突出经济的走资派”、“出卖资源的卖国贼”。吴曙东先生肯定也是首当其冲，饱尝辛酸的一个。如今，“四人帮”被打倒了，他们高高兴兴地干工作了。
我们最希望听贸易部门人士谈的是，作出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诺言”的中国，今后同外国的经济交流将会加深到什么程度。从华体制很快就表现出要同日本签订长期贸易协定的热情来看，也可以充分地看出，中国想要把贸易作为推动经济建设的巨大杠杆。
但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中最有前途的原油，据说重油成分大，在质量上有麻烦的问题，日本目前需要不多。这在技术上虽然已经解决，但是出口余力到底有多大呢？
虽然国内蕴藏着丰富的资源，但是开发这些资源需要庞大的资金。如果从海外进口必需的器材，中国的贸易收支无论如何也会一时产生大笔赤字。这个期间的“接济资金”如果以外国的援助或贷款来弥补，事情就简单了，但是，不能设想，坚持自力更生路线的中国会走到这样的地步。
苦一点也不借款，是中国一再声明的方针。吴先生的谈话完全没有超出过去的框框，使人多少有不足之感。对于建国以来，坚持自力更生建设国家这个大原则的中国政府的干部，指望他们作更进一步的谈话恐怕也难。
然而，中国如果真的决心要飞跃地扩大贸易，就不会完全不考虑支付的方法。
就拿恢复邦交以前的日中关系来说，在政治原则上绝对不让步的中国，通过民间的贸易渠道打开了会谈的大门。贸易的支付方法如果有问题，就一定要使之不违反原则。例如采取中国银行接受外国存款的措施就行了。这是存款而不是借款，但是在可以整笔地利用外币这一点上是一样的。听北京的有影响人士说，这个问题，目前中国正在认真研究。
【合众国际社纽约四月十五日电】比赛场、看台、网球拍、高尔夫球棒、航海船只、滑冰板、跑道、冲浪板、滑雪板、撑杆跳高的杆、起跑器、曲棍球棍、头盔、跳台、游泳池，这只是塑料和合成材料进入体育器材世界的开始。在过去十五年内，人造物质使美国以及世界许多地区的体育用品工业发生了变革。
有合成纤维制成的服装，比赛场地铺面、甚至全天候体育场圆顶。在许多体育用品和娱乐设置的制造方面，塑料正在取代传统的木材、金属、皮革和天然纤维。
奥文斯—科宁玻璃纤维公司的销售经理米勒说，“这有几种原因。在某些情况下，它纯粹是个经济学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塑料物质导致更好的成绩。而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就是由于原来的天然物质变得稀少了，而不得不去寻找代用品。”
“例如，特别是木材极为供应不足。”
就是不能得到的木制撑杆跳高杆的一种是竹杆。最初，金属取代了竹杆用于撑杆跳高，后来出现了玻璃纤维杆——有史以来最大的变革
。
科尼利厄斯·沃默丹的四米七七纪录是一九四二年用竹杆创造的，保持了十五年之久，直至使用金属杆的人开始打破它。现在，由于所有选手都是使用玻璃纤维杆，这个项目的纪录是五米六九。
塑料使一辆英迪式赛车减少了宝贵的几磅重量，使比赛用的水上滑走艇的船体造价减低了一半。世界等级的滑雪选手使用塑料滑雪板可达到每小时快十五英里，比使用木制滑雪板快。射箭专家们使用玻璃纤维弓射出的箭比使用最好的木材制成的弓射程远得多。
近些年内，娱乐性划艇运动发生了象撑杆跳高那么显著的变化。这些日子，大约百分之十的艇都采用了玻璃纤维船体。
米勒说，“水和玻璃纤维相互促进。不会出现生锈，木材腐朽，以及不必涂漆。”
塑料也用来为儿童、青年制造器材。体育运动和娱乐活动实际上是由于新材料的采用而产生或迅猛发展的。
一家玻璃纤维公司以及类似的公司只是生产原材料。是制造商把那种材料用于设计和制造无数的体育、家庭、工业、通讯、运输等等方面的用品。
米勒说，“我知道至少有一家制造厂在制造一种玻璃纤维的棒球棒。木蕊是枫木的，周围包一层塑料，样子完全象木制棒有木纹等。它不象风行一时的铝制棒那样击球时发出乒的声音。它发出木制棒那样的真正的脆响。”
在蒙特利尔奥运会上，一百多万磅的原材料制成了以颜色标志类别的体育场座位。
【路透社汉城七月二日电】据今天这里宣布，从十三个国家选拔出来的总共四十六名亚洲运动员将参加九月在西德的杜塞尔多夫举行的第一届世界杯田径锦标赛。
这些亚洲运动员——二十七名男选手和十九名女选手——是在以新加坡为基地的亚洲业余田径协会的为期两天的理事会会议上选拔出来的。
亚洲田协的公共关系官员和统计家、马来西亚的克勒对本社记者说，杜塞尔多夫的比赛将为亚洲运动员提高水平提供一次大好机会，亚洲运动员在去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会上没有获得一枚奖牌。
他说，“我们正在迎头赶上，我们的纪录正在提高，因此我希望他们（亚洲代表队）将在杜塞尔多夫取得好成绩。”
日本在这支亚洲代表队中居首位，被选拔出十五人，其次是南朝鲜六人，印度和台湾各五人，伊朗和马来西亚各三人，以色列和泰国各两人。从缅甸、印尼、巴基斯坦和新加坡各选拔出一人。
这些亚洲运动员中至少有四人参加了蒙特利尔奥运会。他们是：印度的斯里·拉姆·辛格，他获得了八百米的第七名；日本的高根泽威正夫，他获得撑竿跳高第八名；马来西亚的伊什蒂阿克
·穆巴拉克·阿赫马德，他进入了一百一十米栏的半决赛；以色列的罗特女士，她获得一百米栏的第六名。三名男运动员都是亚洲纪录保持者。
另一名将前往杜塞尔多夫的亚洲纪录保持者是日本的石井隆士。石井隆士在去年六月奥斯陆的一次国际比赛中以三分三十九秒三跑完了一千五百米，创造了亚洲新纪录，据克勒说，这个成绩比新西兰的蒙特利尔奥运会金牌获得者约翰·沃克获得第一名的成绩快零点九秒。
克勒说，将参加一万米比赛的日本的浜田安则本周初在日本跑出了二十七分四十八秒六三的成绩，成了第一个突破了二十八分大关的亚洲人。十九岁的日本跳远运动员臼井淳一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最近他以八米零八的成绩击败了蒙特利尔奥运会金牌获得者、美国的罗宾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