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六月二十五日刊登该报前驻华盛顿记者川中子真的一篇报道，题为《“苏蒙中”边境纪行，在沙漠上有大军事基地》，摘要如下：
在对立而紧张的中苏两国之间，相通的道路有三条。第一条是乘火车从西伯利亚的赤塔经过满洲里进入中国东北地区。第二条是从贝加尔湖畔和伊尔库茨克乘飞机或火车到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再乘火车经二连抵北京。这趟车称为苏蒙中国际列车，所以在一九六三年中苏对立的当时，苏式标准铁轨一直伸展到中国边界以南三百公里的集宁。中国在一九六七年前后，兴建大工程，拆掉苏式路轨，到二连为止完全铺上了中国式的宽轨。第三条是莫斯科—北京直达航线，自一九七三年以来开始了联运。我从工作过四年的华盛顿回国的途中，得到了从苏联进入中国的机会，特别是选择了刻有中苏对立年轮的两条路线。
晚上九点钟，飞机从莫斯科起飞，在一片漆黑的西伯利亚上空飞向伊尔库茨克。
飞机是图１５４型。乘这种飞机同从伦敦乘坐的苏联最新式伊尔６２飞机感觉一样舒服。但是，内部设备和手纸比美国等稍差一些。按理说，飞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最高技术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我强烈感到，在技术、工业的综合力量方面，美国仍然是出类拔萃的。
在伊尔库茨克，我乘了蒙古人开的出租汽车。在机场，当我听到苏联女招待员用日语问“有多少行李”的时候，仿佛闻到了很久没有闻到的亚洲味。
下午一点半，我乘蒙古飞机从伊尔库茨克起飞，用一个小时飞到了乌兰巴托。
在机场上，我受到蒙古国际旅行社Ｔ先生的接待，他为我作向导，参观这个生存在沙漠之中的国家。
关于处在中苏两个大国峡谷之间的蒙古的立场，Ｔ先生这样说：“在军事上我们完全依靠苏联。但是，自从一九二一年革命以来，中国人也好，苏联人也好，对我国都没有进行过侵略。也没有发生过边界争端。时常听到中国军队集结在边境上的消息，但只是传说而已。”
上午十一点半，我在乌兰巴托车站坐上开往北京的国际列车。从莫斯科到北京只有一条路线，需要六天的时间，从乌兰巴托乘普通列车需要四十六个小时。
列车从高原地带往下开，飞驰在戈壁滩上，在茫茫草原上偶尔能看到蒙古包和羊群。
从车窗摄影是微妙的。我事先向Ｔ先生打听了一下，他说：“车站、线路和军事基地不能照，此外什么都可以照。”我在房里把锁锁上，这意味着一切由我负责。日本驻乌兰巴托大使馆也对我们说：“在边界上，时常没收胶卷。你要是拒绝，就不允许你离境。”事实上，蒙古海关申报书与其他国家的不同，着重写着“未冲洗胶卷”一项，对摄影表现出神经质的样子。我遵照Ｔ先生的话办事。
在开车后大约三小时的时候，在沙漠中突然看到右侧有兵营和汽油罐，看来这是一个大军事基地。稍为隔一段距离，有三、四十个混凝土制的机库。在跑道上，两三架象是米格战斗机的飞机在起飞。正如所传的那样，这里确实是苏联的军事基地。这个军事基地距离列车大约有一公里左右，看得清清楚楚。这时，我想起年轻的苏联士兵和Ｔ先生的无忧无虑的笑脸和说明，也想到这种紧张的情景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一九七一年，同毛泽东主席对立、企图逃跑的林彪坠毁的飞机的残骸就在这附近，但是场所已不能确认了。
第二天早晨四点钟，列车停了很长时间，蒙古军官走来敲门。这里是蒙古方面的边境车站。他们检查了离境签证后，对我说：“胶卷”。我把照像机拿给他们看，他们就做出“取出里面胶卷”的手势。我虽然拒绝了两次，但是对方态度坚决，我只好取出胶卷。至于其他行李，没有进行检查。
列车大约停车两个小时，重新开车约十分钟后，国际列车已停在一个只能通过车辆的小石门中间。这里就是中蒙边界。石门以外，除了一望无际的沙漠，就什么也没有了。
在这里，蒙古军官下了火车，上来的是中国方面的办事官员。他们敲门走进我们的房间，检查了进入中国的入境签证。中国人满面笑容，讲一口好懂的英语，和刚才的气氛适成对照。此时，我突然感到，中苏对立不是基于种族和民族的憎恶，而是在于各自生活方式的不同。我更加坚信：如果说绝了，那么，这种对立肯定是莫斯科和北京的政治所造成的。
国际列车穿过石门进入了中国方面。在二连车站的车库，列车被吊起来，把苏式的车轮换成宽轨车轮，然后继续向北京进行一宿的旅行。
【时事社东京七月十一日电】题：各在野党就参院选举发表声明
各在野党在十一日夜基本判明参院选举结果后分别发表了声明。公明党
一、选举结果表明，国民不是希望推行对抗性的陈旧的政治，而是希望推行改革和统一国民意志的对话政治。可以说，选举结果表明国民希望培育执行中间革新路线的公明党。
二、社共两党的后退是明显的。我们认为，国民希望社会党在今后的路线上去掉暧昧的因素，下决心执行社、公、民路线。
三、今后，我党将竭尽全力实现选举中许诺的政权设想以及各项政策，并决心为实现政界的重新改组而同国民一道前进。民社党
一、在整个在野党的形势不妙的情况下，我党所以取得了超过现状的胜利，恐怕是因为国民赞赏我党以负责的在野党的身份在前届国会上为保卫国民的生活进行了奋斗。
二、这次本来是朝野党势力对比发生逆转的一次选举，但由于社会党和共产党席位减少及新自由俱乐部难以增加，朝野党的势力对比未能实现逆转。因此，各在野党有必要各自进行反省。社会党
在这次参院改选中，我党未能保住改选的席位，极其令人遗憾。而且，从参院选举的最大意义在于通过我党的发展来实现朝野党势力对比逆转来看，不能不说，这次选举的结果表明我党遭到了失败。多数国民希望朝野党势力对比发生逆转以改变政治，但是未能满足国民的希望，痛感到第一大在野党的责任重大。今后，我们要为实现竞选时提出的政策而奋斗，并坚决按照党内外的强烈要求改革党，一定使党的建设工作取得胜利。共产党
一、在大阪、京都取得了议席，这是在大城市取得的重要成果，但是，总的来说，得票数和得票率都比上次减少了，这一事实必须重视。要吸取这一教训，谋求今后的发展。
二、自民党的议席的减少所以少于预料，是因为掩饰了洛克希德和日韩勾结等争论点，在今天全民性危机的形势下，自民党的路线显然不能解决现实中提出的问题。
三、社共两党所以未能增加议席，最大的原因乃是因为没能结成革新统一战线。我党争取开辟革新国政的道路，呼吁一切革新势力团结起来，为站在统战运动的前列而奋斗。新自由俱乐部
这次“失败”的原因是：诞生后不久，俱乐部的组织力量薄弱；自民党的控制严。在这次参院选举中，虽有脱离政党的现象，但遗憾的是，没有出现“脱离组织”的现象。要虚心地接受国民的审判。在青森、福岛等农村选区，取得了出人预料的成绩，这是新自由俱乐部摆脱城市型政党的表现。
【时事社东京七月十一日电】题：财界不掩饰对参院选举结果的高兴，要求首先要积极地恢复景气
财界对这次避免了保革逆转的选举结果，总的来说，流露出了满意的表情。财界认为：“这是因为国民认识到，要解决日本处于困境的经济、外交等问题，首先需要政局的稳定。”经团联会长土光敏夫认为：“自民党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大的成绩，是因为认识到危机，建立了以福田首相为中心的举党体制，来参加选举战斗的结果。”
关于今后执行政策的问题，经团联会长土光和富士银行的顾问宕佐凯实提出要求说：“国民当前期望积极地恢复景气。”
【本刊讯】美国《芝加哥论坛报》七月十日刊载布坎南发自华盛顿的文章，题目是《女士还是老虎：台湾还是中国？》，摘要如下：
自从尼克松在“改变世界的一周”中对北京进行了“历史性的旅行”以来，已经过去了五年。我作为那个官方代表团的一个成员发现，要看到由于那次访问的结果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情况是困难的。
的确，大陆同美国之间进行着少量的贸易，但是，从巨大的美国经济来说，这是微不足道的。
在联合国以及在世界性的集会中，共产党中国人经常攻击美国。
中苏分歧是有着历史上的、地理上的、种族上的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基础的，这种分歧是美国以前想象不到的，分歧的过程我们也无法控制。这是在冷战中不花力气得到的收获，我们无需为此付出任何代价。然而，国务卿万斯同他的前任基辛格一样，正在喋喋不休地宣传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必要性。人们又要问：为什么？这样做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好处？
共产党中国是不是拥有我们所需要的和如果伍德科克成为美国驻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大使将会属于我们的具有巨大价值的东西？如果有的话，有哪些东西呢？
虽然正式承认北京所获得的好处看来是含糊不清的和摸不着的，但是所产生的消极结果却是马上就会看到的而且是具体的。
美国承认北京实际上意味着同中华民国（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和废除我们一九五四年签订的共同安全条约。
在这个拥有一千六百万人口的岛屿上，情绪将会低落下来，因为他们认识到，西方的第一个军事强国再也不是防止北京最后对它进行报复的盾牌了。由于外国及外国公司都正确地断定它们的投资是只能惹怒这个岛上的最后统治者的冒险行动，台湾人精心建立起来的繁荣经济将很快因缺乏这样的投资而濒于绝境。
承认北京和放弃台湾将在中国、亚洲甚至在美国被看作是为讨好这样的一个政权而采取的绥靖行动。
卡特政府在采取这样一个步骤之前应该考虑将给它造成的损失。
伯克利的保罗·西伯里教授在访问台湾后回国时写道，台湾“已成为亚洲的社会和经济的奇迹之一。几年以前，台湾作为一个能生存下去的政治实体曾被一笔勾销了，然而现在台湾政治上的稳定已成了其他大多数亚洲国家羡慕的目标。”
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象这块前日本殖民地那样忠实地追随美国战后的领导和榜样。
我们应该向我们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些三十年的朋友因做了什么事情而应该在我们手下得到这种下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