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六月三日刊载哈希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克里姆林宫内部的勾心斗角可能使“鹰派”受到束缚》，摘要如下：
苏联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显然一直在发生着某些事情，眼下，可以肯定勃列日涅夫是占了上风的主要人物。但是比克里姆林宫的政界人士升沉更令人感兴趣得多的问题是：这对苏联在世界上的实力地位意味着什么。
勃列日涅夫拆了他的老同事和以前的朋友波德戈尔内的台，这是否只是因为勃列日涅夫非常喜欢成为莫斯科的最高人物，以致他要把他自己的共产党总书记这个权力更大的职位再加上波德戈尔内担任的苏维埃主席这个职位呢？
要说波德戈尔内被解除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和将失去主席的头衔，只是由于勃列日涅夫想给他的一系列头衔上再加上一个头衔，这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他已经同时是一个苏军元帅了。如果认为波德戈尔内已经成为克里姆林宫内部反对勃列日涅夫的政策的任何力量的领袖，这似乎是比较有道理的。
因此，世界其他国家想知道的是，以波德戈尔内为首的非官方反对派同勃列日涅夫正在奉行的官方政策之间的分歧的性质如何。
克里姆林宫以外的任何人都无法肯定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外界实际了解的全部情况只是：波德戈尔内快七十五岁了并且身体非常健康，却被赶下了台；勃列日涅夫刚过七十，但是据说身体很不好，地位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固。
从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显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波德戈尔内对勃列日涅夫的政策不能再进行干涉或构成有效的反对力量了。由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以及柯西金总理组成的三角集体领导肯定将缩小成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的两人统治，而在这种统治中柯西金显然要服从于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三驾马车再次变成了一出独角戏了。
我们还知道，至少在公开场合，勃列日涅夫先生一直是很谨慎的，他没有采取作为赫鲁晓夫时代特征的那种大胆、激进的冒险的外交政策。赫鲁晓夫正是由于试图在古巴导弹的问题上赌博并且赌输了才下台的。勃列日涅夫无论在国内事务方面还是在对外政策方面，都从来没有干过象赫鲁晓夫那样大胆或冒险的事情。勃列日涅夫生平所干的最大胆的事情是准许使用苏联的船只和飞机把古巴军队送到安哥拉。我们不知道他是心甘情愿这样干的，还是勉强这样干的。他在克里姆林宫究竟是属于“鹰派”还是“鸽派”？
解答这个问题的一个线索是波德戈尔内最近曾经到非洲作了一次礼节性访问，访问的目的显然是想要加强苏联同那里的黑人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联系。他当时是苏联执行一种前进的或积极的黑非洲政策的工具。可是执行这个政策的这一工具现在在克里姆林宫突然变得毫无地位了。
第二个线索是苏联这样一种非洲政策执行得很糟糕。就在上周（五月二十七日），受到苏联支持、由古巴军队建立的安哥拉内图政权刚刚受到了一次未遂政变的挑战。叛乱分子把政府电台占领了几个小时。叛乱分子比内图先生本人还左，他们指责内图打算不再效忠于莫斯科了。莫斯科从它对安哥拉的投资中捞回了多少好处呢？
可是，如果在安哥拉下更大的本钱，就会加剧莫斯科同华盛顿之间的摩擦，而勃列日涅夫一直是让人把他看作莫斯科实行“缓和”政策的象征的。
上面所说的所有这些情况的含意表明，不仅是波德戈尔内个人在克里姆林宫遭到失败，而且苏联的前进的或大胆的对外政策也遭到了失败。要说“鹰派”已经被战胜大概是太过分了一点。但是如果认为，勃列日涅夫对于海外冒险所持的谨慎态度和强调同华盛顿实现缓和的政策受到了并且战胜了攻击，那是不无根据的。那位可能的攻击者彻底失败了。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六月五日刊登一篇社论，题为《苏联新宪法的历史性意义》，摘要如下：
四日公布的苏联新宪法草案，明文规定苏联已经到达了“发达了的社会主义”阶段。其结果是，规定了苏联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成“全民国家”，强调了扩大国民的权利和自由。
新宪法草案，作为革命六十周年即将到来的苏联集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完成的巨大变化的大成并加以法制化的文件，的确具有永垂历史的重大意义。但它是否具有牵动今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性和普遍性，还是个疑问。
草案中在理论方面与现实的关系却留有若干问题。特别是共产党在“全民国家”中的作用和国民的权利和自由的问题，将肯定引起国际性的争论。
社会主义发达了，阶级消灭了，与此相应的上层建筑也从“无产阶级专政”变成“全民国家”，这种说法从理论上看是妥当的想法。但是，中国主张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仍旧继续，并曾指责说苏联的“全民国家”的实质是以党的官僚为中心的“特权的资产阶级的复辟”。
另一方面，意大利和法国等西欧共产党则批评说，苏联的党官僚体制成为压制国民权利和自由的机构。
另外，新宪法草案特设了题为外交政策的章节，强调追求和平共处路线和不行使武力。把外交政策写进宪法，在西方说来是罕见的，但是这作为表明苏联的缓和紧张政策已固定下来，是值得欢迎的。
只是，在这一章节中不可忽视的是下述说法：“作为社会主义共同体的成员，根据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同志式的相互援助”。这可以说是把苏联武装介入捷克事件合法化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条文化。一部分东欧国家的宪法中已经接受这个“勃列日涅夫主义”，但是，苏联的新宪法草案载入这一内容，肯定遭到采取独立自主路线的国家和党的反对。
【合众国际社波恩五月二十九日电】反对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巴伐利亚分支领导人施特劳斯，今天告诫了苏联在南部非洲的日益增大的影响。
施特劳斯说，他希望永不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可能是这样一场战争的序幕。
施特劳斯过去曾任国防部长和财政部长，他在接见电台记者时说，苏联在世界范围增强它的战略地位，特别是以非洲作为它的重点。
他说，欧洲人必须支持那些不想让苏联控制非洲大陆的非洲国家。
施特劳斯说，欧洲一些工业化国家有义务通过它们的经济的可能途径，来帮助在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建立真正的黑人多数政府。
【美联社华盛顿六月二日电】一些人士今天说，卡特政府已经决定不同意把拟议中的一百一十架美国Ａ—７战斗机出售给巴基斯坦。
他们说，不同意向巴基斯坦出售飞机是根据卡特总统的新武器控制政策决定的。
林—坦科—沃特空间公司一年来一直在谋求使政府批准这笔七亿美元的生意，该公司是制造Ａ—７战斗机的。
【本刊讯】美国《洛杉矶时报》四月二十三日刊登该报记者默里·西格发自柏林的一篇报道，标题为《一些德国人害怕美国人权运动》，摘要如下：
西德政界领导人担心，卡特总统直言不讳地维护人权的运动会破坏与东欧缓和的不稳定结构。
这些人——以及他们在新闻界的支持者们
——很快就指出，他们支持卡特为各地的人民所作的努力，但是他们担心他的方法会起相反作用。
一位有影响的西德新闻记者，最近在这里召开的有关东西方政治的会议上说：“我们认为卡特的努力会产生他无法控制的后果。”
保守派反对党、一些年青的政治家和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反对控制着西德立法机关的自由的和温和的社会党人所持有的这种观点。
然而，这反映了施密特总理的态度。几周以来，施密特总理在核能和经济政策问题上同卡特政府有争执。
西德人是根据他们东方政策（他们称他们与东方缓和的政策为东方政策）的经验反对卡特的人权运动的。这要追溯到九年前华盛顿改变其对克里姆林宫的态度之前的一个时候。这一改变是从一九七二年六月尼克松总统访问莫斯科时开始的。
到那时，西德与东方的新关系已经在进行中。施密特总理的前任勃兰特在一九七二年九月访问苏联期间正式确定了这种新关系。
尽管西德对卡特在人权问题方面的作法吹毛求疵，然而它根本没有忽视这个问题。波恩政府可以为它已从中欧和东欧吸收了数百万名流离失所的德国人的纪录感到自豪。
在整个一九七六年，移民流入的速度更快了，这是由于波恩与其东部共产党邻国的“悄悄外交”的结果。这些共产党邻国多数都对纳粹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暴行有着痛苦的记忆。
波恩忍受了来自东德的辱骂性宣传，同时借给它这个共产党邻国数十亿马克，赎回了几十名政治犯，并在去年安排了八百万西德和西柏林人到东德访问亲友。西德的这种耐心作法，是与尼克松和国务卿基辛格在同莫斯科打交道时所采取的作法相似。德国人多少留恋地回顾过去，他们把在人权战线上所取得的胜利归功于尼克松和基辛格。另一方面，卡特的作法使许多欧洲人想起了当时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内阁中担任国务卿的杜勒斯。许多人认为，杜勒斯的反共热情促使匈牙利的暴动者相信，西方会使他们免遭一九五六年的苏联镇压。
这里的东西方会议的一位与会者担心，卡特通过公开对个别东欧持不同政见者表示关心，会给不太出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带来严厉的惩罚。
如果把人权运动搞得过分，它有可能毁掉在过去五年中已取得某些收获的耐心的外交努力。至少这里的卡特批评者们认为是如此。
一位德国权威人士评论说：“在这方面的新因素是总统正在亲自领导这场思想斗争。这有可能产生极为不利的结果，如果苏联认为这是在攻击它的制度的话。”当前，波恩对这个问题是敏感的，因为国内对东方政策多少失去了一些热情，特别是自从东德加强了过境访问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