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受援国说苏联出口商品价格高于国际标准，而向他们交付的货物的价格却被压低
【本刊讯】英国《苏联问题分析家》五月十九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苏联减少对第三世界的援助》，摘要如下：
正象苏联每年用于军事目的的费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肯定要比西方国家同类费用的比例高得多一样，莫斯科为帮助穷国而拨出的钱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肯定比西方国家的要小得多。更糟糕的是：军事预算在增长，对外援助在减少。去年的对外援助数额为十二亿三千七百万美元，比一九七五年少了约六亿美元。西方援助增加了确实，一九七六年西方政府拿出的外援款额达一百四十二亿九千万美元，比上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五，而整个西方提供的援款总额——一九七五年约达四百亿美元，其中包括私人的赠款、投资基金和借款，这些是苏联或其盟国所不能比拟的——大大超过了苏联集团国家二十年来提供的援款总额。
二十二年来，在苏联对非洲国家的援助中，仅仅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阿尔及利亚、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和埃及这十个国家就占五分之四，而西方援助的却有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
最近几年，苏联对外援助所占比例还不到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零点零五（一九七五年为百分之零点零五，对古巴和越南的援助除外）。西方工业化国家一九七五年对外援助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零点三六，从发展援助委员会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和多边机构提供的纯资金总额来计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点零五。
近几年西方援助计划愈来愈重视最贫穷国家的需要。例如，加拿大决定将其双边援助的百分之九十，集中援助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计算低于三百七十五美元的国家，英国则试图将其援助的大约百分之六十赠予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计算低于二百美元的国家。美国百分之七十的双边食品援助和贷款是向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计算低于三百美元的国家提供的。与此相对照，苏联向最贫穷国家提供的援助约占其援助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三。还债条件苏联的大多数贷款的偿还期限为十年至十二年，利息为百分之二点五至百分之三。西方贷款的平均偿还期限为二十九点九年，年利率为百分之二点八，宽限期为七点四年。西方提供的技术援助是无偿援助；而苏联和东欧的技术援助通常是以信贷方式提供的，是需要偿还的。
通常不是用商品就是用当地货币来偿付苏联的贷款，虽然有时也用可兑换的货币来偿付。原则上，苏联接受按世界市场价格出售当地商品这种还债的方式，但是，有些受援国抱怨（苏联）任意定价的做法，它们说，苏联人出口的商品价格高于国际价格标准，而向他们交付的货物的价格却被压低。
七十年代初，苏联购买阿富汗和伊朗的天然气所付的价格比世界市场价格低得多。据信，苏联有好几年以每吨低于世界价格十美元的价钱购买几内亚的铝矾土。据报道，苏联向印度出口的商品的价格比世界市场上的价格高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而苏联从印度进口的商品价格一般要低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
接受苏联援助的国家还对苏联利用人为的汇率来用当地货币清算债务一事表示不满。虽然还债的协定通常禁止转口输出还债的商品，但是人们在七十年代初就表示过担心，苏联以压低的价格转口输出某些商品（例如埃及和苏丹的棉花，伊拉克的石油）的做法危及了第三世界的出口。以进口来帮助出口这种附有条件的援助的其它例子是，开发阿富汗和伊朗的天然气资源，而开发的天然气有很大一部分是向苏联出口的。这种出口不仅仅用来支付运来的苏联设备和机器，而且还使苏联能够把它自己的天然气向工业化国家出口，以此作为对它进口的必要的西方商品的支付。
非工程性的援助在苏联援助计划中起一种辅助性的、然而是越来越大的作用。迄今为止，似乎仅仅提供过一次商品贷款——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四年向印度提供二百万吨小麦。迄今为止，向非共产党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的仅有的一次贷款是用于改善国际收支逆差情况的（一九七四年给孟加拉国的贷款）。救济援助通常占苏联承担的对外援助的百分之一弱。
相反，中国对发展中世界的援助大体上是派出壮工，并且强调使用适于发展中国家需要的中等技术。中国主要支援轻工业工程、食品加工工程和农业发展，并且提供医疗援助。中国的援助不到三分之二是以援建工程方式提供的；其余是以支持预算、救济援助和为资助当地开销的商品援助的方式提供的。一九七六年一月，中国向斯里兰卡提供了三百万美元的可兑换货币的贷款，五年分期偿还，有两年宽限期，这笔贷款可以用斯里兰卡出口的商品或用可兑换货币偿还。斯里兰卡在一九七一年五月和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得到了同样的贷款。
某些结论似乎是必然的。要么是苏联把国民生产总值中很大一部分用于扩充军备，因而不能够履行它对发展中世界所负的道义上的义务，要么是因为它的经济制度造成的工作效率不高，它比不上工业世界其它国家的各种努力——虽然这种努力还不是干劲十足的。不幸的是，两种原因都可能有。
【本刊讯】美国
《纽约时报》六月二日刊登保罗·霍夫曼发自维也纳的专稿，题为《东方集团对克里姆林宫的变化仍然迷惑不解》，全文如下：
近几天来，苏联集团的大使和参赞们在这里和在其他首都举行的鸡尾酒会上，羞怯地走近他们西方同事的身旁，在照例地客气寒暄几句之后，便询问他们怎么看上周克里姆林宫领导班子里的变动。
这种毫不掩饰的焦急心情可以解释为是这样一种迹象：莫斯科迄今为止还没有把它的政治领导层中发生的真实情况告诉它的盟国。怀着这种焦急心情，东欧外交官们仍然在到处探听对为什么波德戈尔内主席被逐出苏联政治局
这样一个问题的各种解释和传闻。
布达佩斯的一位西方高级外交官说：“苏联人对其他东方集团国家的党的同志们仍然没有谈任何情况。共产党官员们阅读西方报纸，并向我们打听波德戈尔内被逐的原因。”没有人告诉日夫科夫当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和国家元首日夫科夫访问莫斯科的计划作出时，曾安排他同波德戈尔内（他同样起苏联国家元首的作用）举行长时间磋商。现在看来，当时莫斯科没有任何人费心思把波德戈尔内快要下台的事情告诉给他们素来的忠实朋友和盟友的保加利亚人。正式欢迎日夫科夫的是勃列日涅夫。
卡图谢夫被解除负责处理同执政的共产党关系的党书记职务，更加深了东欧领导人的迷惑不解。卡图谢夫同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共产党的机构曾保持经常的联系。由于他摆出人们所称的权威架势，他并不怎么受这些共产党机构的欢迎。同样，如果他事先知道克里姆林宫的人事变动的话，那么他也没有事先向这些盟党发出即将出现人事变动的通知
。
现在卡图谢夫的联络部长的重要职务已由鲁萨科夫代替。众所周知，鲁萨科夫是苏联共产党首脑勃列日涅夫的心腹，东方集团国家的共产党官员们似乎希望鲁萨科夫最终将把所发生的情况告诉他们。电报往来并没有揭示任何问题一位能看到他的政府的发自莫斯科的电报的官员说，在波德戈尔内销声匿迹后的一周内，他在外交电报中并没有看到西方大报没有报道过的情况，或者是，从外交电报中看到的情况几乎同西方大报的报道一样。
这位官员说：“我看到波德戈尔内时而被称为强硬分子，时而被称为温和分子，时而说他提倡增加消费品生产，时而说他提倡减少消费品生产。”
一位东方集团的外交官暗示，在保加利亚领导人日夫科夫自莫斯科返回后，他在索非亚的同事将急于想听到日夫科夫的助手们能告诉他们的情况。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六月二日电】万斯国务卿今天对在巴黎举行的南北对话没有能就国际能源问题达成一项协议感到失望，但是他说，这次会议“是值得召开的”。
万斯由于想在这次会议上消除较富国家和较穷国家之间在国际经济合作会议上产生的某些分歧，而比原计划几乎多逗留一天的时间。
万斯在回到华盛顿的时候说：“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们已经就某些问题达成了协议。此外，我们还对我们未能使石油进口国和石油出口国达成一项协议感到失望。”万斯对记者们说，他认为，“这次旅行是值得的”。
一些与万斯同行的官员说，尽管根据美国的观点他们并不准备把这次会议说成是成功的，但是这次会议促进了南北对话。
【美联社莫斯科六月二日电】（记者：托马斯·肯特）为什么不客气地剥夺苏联主席波德戈尔内的政治权力？苏联新领导集团将朝哪个方向走？
要是说波德戈尔内离开政治局不是由于在新宪法上的争论引起的，那么，作各种猜测就大有余地了。
苏联官员们一直在对外国外交官讲，年迈是七十四岁的波德戈尔内离开政治局的原因。
某些东欧人士也这样讲，硬说波德戈尔内三月份的非洲之行——那时他看来是强壮的——确实是很伤身体的。
但是，波德戈尔内在丧失权力的同时并没有听到体面地退休时可以预料的那种善意的话。波德戈尔内的前任主席米高扬一九六五年退休，米高扬发表了关于他健康问题的公开讲话，而且在退休那一天，克里姆林宫其他领导人向他表示敬意。
别的猜测也众说纷纭，不仅在外交界，而且在一般的俄国人家庭的饭桌上也是一样。某些外交官认为，要末是波德戈尔内的非洲之行没有获得预期的突破，要末就是他向非洲领导人作出的承诺遭到他的克里姆林宫同僚的反对。
莫斯科一位妇女大胆地表示：“我认为，问题在于他是最后一批赫鲁晓夫分子中的一个。”波德戈尔内原是赫鲁晓夫的门徒之一，直到一九六四年他才反对他的保护人，帮助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把赫鲁晓夫赶下台。
另一位妇女说出了另一个谣传，说波德戈尔内就新国歌问题同党的其他领导人激烈地斗了一场。但是，眼下弄不准波德戈尔内为什么交权或被迫交权。最近当一位非洲的访问者要求苏联一位高级官员就波德戈尔内解职的问题作一些解释时，这位苏联官员只说：“是为了党的利益。”尔后他马上就把话题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