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西德《世界报》五月二十四日发表一篇题为《只不过是商队旅行中的一次抛锚》的社论，摘要如下：
在扎伊尔产铜的沙巴省的战争，看来是胜利了，由苏联操纵的入侵者丢下了苏联造的武器和俘虏逃回了边界以外。要是相信莫斯科已经收敛了，那就错了。在非洲之角，一个埃塞俄比亚帝国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军人和“社会主义农民军队的”国家，苏联在这里站住了脚。
美国同非洲最强大的西方国家南非自维也纳会议以来发生了冲突，而莫斯科在目标明确地准备下一次攻势。阿尔及利亚及其武装傀儡波利萨里奥阵线使摩洛哥感到不安，他们靠苏联帮助来给毛里塔尼亚施加压力。
他们在扎伊尔并不是说已经没有什么事可干的了。罗得西亚的情报机构是非洲最好的情报机构之一，现在已经掌握的情报说明在安哥拉正在准备向扎伊尔发动一场新的进攻。上一次是出了故障了。
当年加丹加的宪兵和他们的安哥拉盟友们是孤军作战，因为在布拉柴维尔总统被暗杀之后的混乱中，苏联人并没有象所计划的那样，把这个国家中的一切权力都抓到自己手里，也没有能够从那里发动一场金沙萨起义。在东扎伊尔的起义，尽管有坦桑尼亚运去的武器，但仍停留在山区部族的骚动。
非洲还毕竟不是效率很高的大陆，在非洲的俄国霸权地区内也如此。凡俄国人和古巴人没有亲自动手的地方，总会出现懒散现象。苏联计划班子里的人是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入侵者在沙巴耽误的时间太多了，隆达族人的起义也没有如期发动起来。当他们眼看着就要把矿城科尔韦齐拿下的时候，摩洛哥人到了。
西方所能干的最蠢的事，就是相信苏联在安哥拉——现在已经变成了非洲的“北越”——的苏联计划班子已经停止活动了。它正在进行改组。扎伊尔的阿拉伯盟友们正在受到压力，要它们不要进行新的援助：通过波利萨里奥来压摩洛哥，通过卡扎菲来压埃及，不久很可能要通过埃塞俄比亚来牵制苏丹。
扎伊尔这一章还没有完，苏联在非洲的商队旅行才刚刚开始。在非洲大草原的旅行中，由于车轮的问题而抛了锚是常事。这些莫斯科已经估计到了。
【美联社安曼六月一日电】苏联驻约旦大使沃罗宁概述了莫斯科的中东和平建议，这些建议同卡特总统提出的主张极为相似。
这种相似可能证明是重要的，如果象许多阿拉伯领导人所要求的那样，阿拉伯—以色列和平谈判今年在日内瓦恢复的话。美国和苏联是会议的两主席，因此，势必要一同来重新召开。
此外，莫斯科同华盛顿之间的协议对任何最后的和平协议，或甚至是临时步骤来说，将是关键的。这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容忍在重要的中东石油地区搞一个它所不希望的解决办法。
沃罗宁大使三十一日晚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说，阿拉伯—以色列争端的解决可能包括：
——以色列“在不超过数月的一段时期内”分阶段撤出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
——划定以色列同其阿拉伯邻国之间的边界，这意味着为了满足以色列关于设立坚固防线的要求，必须作出调整。
——在沿着这些边界一带设立非军事区，由联会国或其他观察员在国际保证支持下，防止敌对行动。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日内瓦和谈。
一般来说，它与卡特在同中东领导人会谈时，公开和私下讨论的建议相吻合。
但是根据沃罗宁概述的苏联中东政策，有一些不同之处。
举一例说，他谈到以色列在“数月内”分阶段撤退。从卡特同阿拉伯领导人的会谈所传出的消息给人的印象是：卡特设想的时间更长一些。
苏联大使还要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任何新的会谈。
中东外交官员们说，卡特倾向于派遣一个阿拉伯联合代表团说服以色列不要拒绝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直接打交道。
【美联社纽约五月二十六日电】古巴主席卡斯特罗说，他派往埃塞俄比亚的人员是外交官和医生，不是军人。
卡斯特罗说，即使只有外交官和医生在埃塞俄比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已放弃在埃塞俄比亚政府要求时派军事教官去训练军队的权利。
卡斯特罗说：“我讲了实际情况，但是我要告诫你们，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愿意派教官。”
【法新社内罗毕五月三十日电】据从坎帕拉传来的消息说，据称苏联曾扬言要从乌干达撤走它的全部军事专家和顾问，如果阿明总统坚持按计划派远征部队与扎伊尔部队并肩作战反击沙巴省的入侵者的话。
这些消息说：
苏联在坎帕拉的外交官显然向阿明传递了「克里姆林宫的友好的备忘录」，表示不同意他的决定。
阿明曾在四月底宣布他将向沙巴省派出「敢死突击队」和提供军事补给品。
乌干达军队现在几乎完全是苏联装备，并有许多苏联专家充当顾问。
当然，犹太人没有保持沉默，他们施加了一切可能施加的压力，因为尼克松在他们手里，罗杰斯也在他们手里。他们开始散布对埃及决定的怀疑，并利用了埃及同俄国之间的深刻分歧。
很快他们就向埃及提出指责：埃及人破坏了罗杰斯计划！
纳赛尔于一九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溘然去世了。
同年，苏联大使维诺格拉多夫也故去了。他是苏联的一位最有才干、对埃及和中东最为了解、最热衷于为他的国家和我们做一点永恒的事情的外交家，他的死也是一个损失。
此后，各种事件迅猛而热烈地接踵而来，千头万绪。我发现我和我的国家面临一些新的问题。
各国代表前来吊唁纳赛尔。美国人派理查森率领一个代表团。他现在是驻英大使，是共和党中最亮的明星之一。一九六七年战争以后，我们同美国人之间没有外交关系。
众所周知，在送葬行列出发前我晕倒了。在革命指挥委员会，我打了五针。当我醒来时，就问纳赛尔是否已经下葬。我担心群众会感情用事地对待他的遗体，随后我们就难于下葬。当时有人对我说：已在十分钟之前安葬了。
柯西金率领苏联代表团来了。我不确切地知道那时俄国人脑子里在想什么。我完全忙于新的使命，我看到在我前面有一些重担，有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我前面的图景是令人痛苦的、黑暗的。只有至高无上的真主能襄助我。
出殡那天，搭了一个凉篷，象侯赛因国王和塞拉西皇帝及其他一些总统和国王坐在里面，而柯西金则同我们一起在革命指挥委员会的一间内厅里。柯西金的话说得很漂亮。他在对我说的一切中强调，苏联非常为埃及担心。
看来，这是大家的情绪。甚至理查森，当他回去写报告时，他也在报告中记录了他对埃及的担心。英国人的情报机构向英国人强调埃及的形势岌岌可危，一触即发。
尽管他们之间存在分歧，但一致认为：我呆在我的这一位于上不会超过四到六周，这还是一个夸大的估计。
我仍然记得柯西金那时的一些言辞。尽管他对埃及深感忧虑，但这些话是亲切和鼓舞人心的。他对我说：俄国将帮助你们，埃及应当继续过去的政策，我们将始终是你们的朋友，请完全相信这一点。
但是十分明显，当时柯西金以及陪同他的代表团有一种和大家完全不一样的“姿态”和“模样”。不过我没有看清这一点，虽然一些历史学家讲：在这次葬礼中，一切都十分清楚，俄国人是来对付一个不属于他们的人的。
这使我瞠目结舌。我回想起我同维诺格拉多夫大使的关系，那是一种为时已久的、持续不断的关系、一种长期的交往。此人了解我脑海中的一切东西，了解我的想法以及我对自己国家的希望。他一定已把这些转达给他的领导。肯定地讲，他们很了解我，怎么他们驻开罗大使向他们提供的情况还不能使他们相信：我是一个爱国的人、一个真正的埃及人。
非常奇怪，在我同苏联大使交了整整三年朋友以后，苏联人还不了解我的真面目。或许他们有其他一些耳目给他们观望，有其他一些喉舌给他们传话和作记录，因为俄国人生性多疑，他们不相信对他们最忠诚的人。在这之后，你会感到愕然：那么，他们相信谁呢？
我最大的问题是：埃及。情况未使朋友感到高兴，却使敌人兴高采烈，使它可以随时对我们恣意肆虐。
我记得，在纳赛尔逝世前不久，他突然同我联系，说：你来，咱们到司令部去。
我们去到设在阿巴西亚的胜利城中的司令部，召集了一次七个小时的重要会议。政治家只有纳赛尔和我，其余的都是埃及的军事家，他们是各个部队的司令以及苏联军事专家。在我们面前墙上放着一个作战计划，名叫“二百号计划”。这项计划是百分之百完整的，是一项防御计划，因为在我们发起任何进攻前，我们必须有一个完善的防御计划。
每位埃及将领发了言，每位苏联专家讲了话，大家都拥护这项计划，并强调计划没有漏洞。
当时纳赛尔已感到他快死了，因此他想最后一次看一下国家的防御能力如何。
就政治方面而言，我们面前的灾难很多，孕育着爆炸的威胁。犹太人已把美国、还有世界挑动起来，他们怀疑我们接受罗杰斯计划的诚意。在接受计划后没过几天，他们就在世界面前说我们通过在自己领土上从一个地方向另一地方转移导弹，准备发动侵略。这就是说，以色列不能撤军，尽管它已同意规定必须撤军的罗杰斯计划。
我们的军事防御情况是好的，以致我们正在考虑一项进攻计划。
至于经济方面，那我们则处于最坏的状况，甚至这种说法也不能表达我所看到与感到的情况。这使我难过。（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