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利伯维尔六月二十五日电】据非洲统一组织会议上的一位消息灵通人士说：尼日利亚和加纳今天欢迎关于成立一支非洲部队以保护莫桑比克来对付罗得西亚侵略的主张。
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埃特基昨天建议代表们考虑成立这样一支部队，以便一旦任何成员国遭到攻击，便进行干预。
这位人士说，一些代表欢迎这个建议，尼日利亚和加纳代表属于这些代表之列。但是看来，没有人就这个问题向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今天上午在这里举行的会议提出正式建议。
消息灵通人士说，非洲外长们上午讨论了援助莫桑比克以抵抗罗得西亚越境进行的袭击问题，并在原则上决定派遣一个代表团去纽约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二十八日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
其他人士说，理事会仍在设法在联合国辩论中显示出一条非洲共同阵线。
莫桑比克外长希萨诺昨晚在全体会议上说，他的国家“将毫不犹豫地寻求一切必要帮助维护我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停止屠杀平民。”
这被普遍解释为一种警告，即如果非洲不帮助莫桑比克，它可能把这个大陆以外的军队召来。莫桑比克今年较早时候同苏联签定了一项共同防御条约。
【路透社利伯维尔六月二十五日电】非洲外长们今天同意向“解放津巴布韦（罗得西亚）”提供更多的物质支持。
非洲统一组织发言人彼得·奥努告诉记者，尽管一项呼吁提供这种支持的尼日利亚（提出的）决议没有特别提到军事援助，人们理所当然地可以认为“将会提供军事援助”。
奥努在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举行第二天的秘密会议后说，“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
会议通过了尼日利亚提出的决议，决议敦促向武装斗争提供更多的物资支持。会议说武装斗争是“为解放津巴布韦而剩下来的唯一选择。”
奥努是非洲统一组织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他说今天历时五个半小时的会议已决定设立一个团结阵线来帮助莫桑比克。
奥努在被问到非洲统一组织对武装斗争承担义务是否意味着该组织将不支持英国—美国谋求解决罗得西亚问题的努力时说，人们对这一尝试没有异议，如果这一尝试能成功的话，“那也好。”但是他说，非洲统一组织“不愿再次被骗”，而且它深信“变色龙”的本色不会改变。
【本刊讯】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六月二十四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吉布提躲开苏联人》，副题是《最新的非洲国家寻求阿拉伯的指导》，摘要如下：
在吉布提（即法国在非洲的最后一块殖民地阿法尔和伊萨领地）在六月二十七日独立的时候，克里姆林宫是不会响起钟声的。
因为非殖民化进程中这个最后的行动肯定对莫斯科不利。
独立的吉布提共和国预期将成为阿拉伯联盟第二十一个成员国。它将由一位具有温和见解的老资格政治家哈桑·古莱德领导。哈桑·古莱德对共产党和苏联没有什么好感，但同保守的阿拉伯阵营，特别是同答应为这个新国家提供大量财政援助的沙特阿拉伯，却有频繁的接触。
在这个问题上，索马里采取什么立场的问题是最为重要的。过去，索马里曾对吉布提提出领土要求，理由是，伊萨人在种族上是索马里人。
但是现在索马里总统西亚德·巴雷已经宣布支持今年三月在哈桑·古莱德和法国政府之间所达成的安排。他要索马里海岸解放阵线同该领地的多数党实行合并，它是这样做了。疏远苏联这种情况大大地缓和了吉布提的革命骚动，但它不合苏联的口味。这很可能就是索马里政府和莫斯科之间由于苏联支持埃塞俄比亚马列主义政权而造成疏远的第一个实际结果。
如果必须在亚的斯亚贝巴和索马里之间决定选择一个伙伴的话，看来苏联人已经决定选择埃塞俄比亚了。
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埃塞俄比亚的幅员更大和它的重要性。莫斯科之所以发生亲埃塞俄比亚的情绪，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门格斯图上校政权的性质。从共产党的角度来说，这个政权要比索马里的政权正统得多。不分青红皂白地大规模杀戮反对门格斯图政权的人也使这个政权陷于孤立，从而使它更加依附于苏联。
过去的情况是，苏联支持中东和非洲的民族主义政府，一到这些政府认为反苏符合它们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它们又马上转而反苏。现在，莫斯科很可能厌倦于这种做法了。它可能正在设法建立一种更专注的友谊，以意识形态上的亲近作为一种标准。
苏联可以制服埃塞俄比亚的那种手段也可以用来约束门格斯图上校，如果他企图入侵吉布提的话。索马里人把这种可能性是看得十分严重的。他们宣称，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他们就开仗。
对埃塞俄比亚来说，这个红海港口是极其重要的，把亚的斯亚贝巴同吉布提联系起来的长达四百八十五英里的窄轨铁路转运着埃塞俄比亚对外贸易物资百分之七十。
哈桑·古莱德明白表示过，吉布提共和国将愿意同埃塞俄比亚重新谈判两国之间的安排。
埃塞俄比亚以相当不安的心情注视着这些行动。门格斯图也可能象西亚德·巴雷总统那样庄严地宣布支持吉布提的独立。但是他将在吉布提的阿法尔人中找到天然的盟友给新政府制造一些他可能希望出现的麻烦和事端。
嗣后，我于七月十八日在中央委员会宣布，苏联人已经提前不折不扣地执行了离开埃及的决定。
在这项决定之后，我们进入了一个阶段，或一条漫长的、宽广的、曲折的、布满荆棘的道路，从那时起，直至一九七七年一月，这一决定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的关系。
但是，正如我刚才所说，我的心情舒畅了，我感到一座沉重的山已从我心上落下去了。我就象任何一个不管太阳升起或落下，一直躲在一棵树的后面或下面的农民一样。我心中有一样东西没有睡觉，不知道黑夜与白昼，也不知道饥渴和劳累。这样东西就是有仇要报。我报了仇。此后，我有权休息，去亚历山大。从一九六七年直到发布这项决定，我都没有象每个崇拜真主的人那样到大海里去。我只在每个周末去一天，然后回到开罗。但是，在这个夏季，从一九七二年七月开始，我发现我必须休息，必须下海去。此前，我总感到海水不能把我托起来，因为我在胸前抱着一条海堤，现在，我在水上很轻，我的满腹心事减轻了。
我考虑问题的依据是，苏联人——根据他们的习惯——将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来分析这项决定的影响，虽然我事先知道俄国人生性多疑，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我是在同美国人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发布这项决定的！
我对同我合作的人说：我们应该给苏联人一段足够的时间，让他们考虑这项决定及其影响，考虑以后的步骤。
八月，我想到我应主动找苏联人，给他们写一封亲笔信。我坐下来冥思苦想，回顾我同他们打交道的全部历史。我感到我是坐在历史的审判台前，我走上了审判台。
我拿起了笔。真主知道，我从来也没有尝过那时尝到的滋味。我感到我是第一次拿起笔，不知道怎样在纸上写。我脑子里塞满了各种想法。我发现半天也写不出一行字。我一直写了七个多小时，又全部撕掉了。我去睡觉了。
第二天，我又用了五个小时重写这封信。我把信送给他们了，但是我没有发表。我保存着这封信，等有机会再说。在这封信中，我亲笔把每件事情都放在恰如其分的地位，置于他们面前，置于人民和历史面前。在这封信中，我要求我们必须坐在一起，根据我们之间的条约进行讨论。
八月和九月过去了。十月，我从莫斯科获悉，阿萨德总统将来我们这里作一次秘密访问。阿萨德总统有一份这封信的副本。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正在一起协调我们的政策。
事实是，阿萨德总统根据自己的倡议访问了莫斯科，他同苏联领导人商定，由他们接待一个由总理率领的埃及代表团，以便讨论局势。特别是，他们已经清楚这一决定并不是在他们背上捅一刀，我们没有把他们出卖给美国人。我的这封信极其明确地阐明了发布这项决定的一切缘由。
阿萨德总统到开罗来了。我同意他提出的每件事情，同意埃及代表团于十月十六日启程。
在人民议会第二次会议的开幕式上，我宣布西德基已率领一个高级代表团去莫斯科。我说，他肩负一项我希望取得成功的使命，“我从原则、同时从必要性出发，对这项使命给予全力支持。我向你们保证，我将出席你们的会议，那怕是一次秘密会议，向你们介绍详细情况和事态发展，希望届时我能告诉你们使你们放心和满意的消息。”
在莫斯科，出现了长时间的责难和埃及代表团方面的不断澄清。埃及代表团要求必须加速执行我们已经签订的合同。西德基重复了我说过的话：中东局势使仇者快，亲者痛，时间的流逝不利于我们，等等。
西德基此行没有成功。因为充满了痛苦和猜疑的气氛。虽然，双方一致同意我们同他们之间建立联系，苏联人并答应提出运送迟迟没有运给我们的几批货物的时间。
一切照常，直到一九七三年二月。苏联人宣布欢迎艾哈迈德·伊斯梅尔上将去访问。当时，他已被任命为国防部长，是在一九七二年十月，我发现他的前任国防部长的危险活动后任命的。
这一年的二月，伊斯梅尔到莫斯科去了。
哈菲兹·伊斯梅尔到巴黎去会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了。
在莫斯科，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向他们强调，驱逐苏联专家的决定并不是象苏联人臆想的那样，有任何可疑的背景。鉴于这一点，他们同他达成了一笔武器交易。在这笔交易中，有一些我们以前要的东西。我说“一些”我们要过的东西，是因为俄国人的习惯是不给“全部”我们所要的东西，而经常是给一些。在很多时候，他们是在不合适的时刻，给我们送来一些我们没有要过、我们现在并不需要的东西。
但是，这次他们已同意运送一些类似他们一年前给叙利亚的那样的新武器。我曾估计，当俄国人肯定这项决定是埃及的决定时，他们就会在六、七个月里改变自己的态度。由此，他们的态度在八个月后改变了，也就是说与我对局势的估计差一个月。在同他们打交道的历史上，我要第一次——为了真理，为了历史——说，他们立即运送了这笔交易中的一部分东西！（四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