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法《费加罗报》六月二十一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苏联在欧洲的军事力量，“闪电战”的继承者》，摘要如下：
今天，专家们普遍一致的意见是：苏联把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至十五用于防务，而不是象过去长期错误估计的用百分之六至八。中央情报局去年公布的报告提出在百分之十一至十三这样一个“范围”。北约组织的专家们采纳了最后这个数字。百分之十三，这几乎是美国百分比的两倍，为法国百分比的四倍。苏联经济在十月革命之后六十年仍然是一个战争经济。
如果人们注意观察苏联麕集在欧洲舞台上的常规部队，就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十年内，坦克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大炮增加百分之五十、军队装甲运输车增加百分之七十、战术飞机增加百分之二十。今天，在华沙条约和大西洋联盟之间力量的不平衡，已是众所周知的：一方有二万三千辆坦克和一万一千架战斗机，另一方有一万一千辆坦克和六千八百架飞机。还应当补充一点：华沙条约部队的集中和大西洋联盟部队的分散在一些关键性战略地区造成了装甲部队可能是五比一的力量对比。
为什么在欧洲舞台上会有这种远远超过苏联及其卫星国的防务所需要的军事努力呢？似乎是有两个可取的解释——一个是政治上的，另一个纯粹是军事上的。两个解释都受一种意识形态的支配，虽然这种意识形态已失去了救世的吸引力，它却始终鼓舞着扩张主义。
只要苏联的经济是非竞争性的、文化和社会制度是没有任何光彩的、意识形态是“陈腐的”，那就只有军事力量是它的实力的主要基础，是保证它在世界上的影响的主要手段。苏联领导人知道这一点。对此，世界上任何紧张局势只能有利于苏联通过军事干涉或军事援助采取行动的可能性。莫斯科始终是处于“世界和平的危险之中”。至于纯粹军事上解释，它在于苏联的军事思想。就欧洲舞台而言，参谋部的理论广泛受到德国“闪电战”传统的启发。苏联组织、训练、装备和部署军队，目的在于创造苏联人所称的“打击效果”。速度、机动性和出其不意，是这个坚决进攻的理论的要点。十多年来，这一理论把重点放在欧洲可能发生冲突的纯常规阶段。这是显然旨在让西方人承担首先使用战术核武器的责任的战略。苏联人拥有执行这种战略的手段。他们的大部分军事努力放在欧洲。部署在欧洲的三十一个师，据说是第一流的（就是说，人员和物资是满额的），而部署在中国边界的师则只有三分之一的师是这样。
在最近对苏联的部署进行的重大修改中，首先应当指出苏联精锐部队后勤工作的改善：“驻德苏联集团军”有二十个师（十个装甲师，十个摩托化师）。这些部队已在当地拥有近四十天的弹药和六十天的燃料。另外，有十六个工兵团及六个架桥和跨越河流的专门营最近也配备给了“驻德苏联集团军”。这些革新部分地减少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察觉进攻先兆的可能性，使苏联参谋部所确定的进军目标具有可靠性。
最近一些年的特点，是常规力量得到惊人的加强，并有一些质量相等的、有时高于与西方军队类似系统的武器系统服役。例如，驻德国的苏联集团军正在部署之中的Ｔ７２型新坦克，装有一门自动装弹的一百二十二毫米口径大炮，一个激光测距仪和一个射击数字计算机；ＢＭＰ６０装甲运输车载有一门大炮，一挺机关枪和一个反坦克火箭筒，被认为是世界上运输部队的最好的装甲车辆；牵引大炮已被淘汰，而代之以自动推进炮，这种炮能随着坦克的前进而前进，并能大大加强这些坦克在西方反坦克步兵面前残存的可能性；能够对战场逐片逐片地进行饱和轰炸的著名的多管火箭发射筒，大量配给了驻德苏联集团军。这种武器使苏联理论中推崇的密集火力原则得以充分发挥效力。在“前线”的关键性地区，华约的大炮门数和大西洋联盟的大炮门数是八与一之比！
在空军方面，人们指出，苏联人所说的“前线空军”也发生了重大演变：一九六○年底，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基地的苏联飞机还不大能在华约边界之外去冒险。诸如苏—１７装配匠式、米格—２３鞭挞者式，特别是苏—１９猛冲式等新飞机的使用，彻底地改变了这一情况。对地攻击机的数目由一九六五年的六百架增加到一九七六年的一千七百架。当然，还应当加上逆火式洲际轰炸机。苏联人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把它说成是具有地区职能的飞机，它显然是能够对全部西欧领土完成常规使命或核使命的。
苏联空军的入侵能力从此向防空手段比较糟的大西洋联盟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
西方人不能再象过去那样泰然地说：“俄国人有数量，但是，我们有质量。”今天，俄国人也有了质量，而我们始终无数量。这是否就是说联盟各国觉得苏联人“有三米高”，因而就气馁了呢？这可能是最糟糕的态度。
面对苏联人强大的军事努力，西方人应当用他们自己的手段来应付，西方人必须既在战略方面表现出清醒和有想象力、又要在政治和预算方面表现出勇气、在工业方面表现出国际合作的精神。要不如此，即使没有发生武装冲突，苏联军事力量的阴影也将笼罩欧洲。
【时事社东京六月二十五日电】题：李副总理向小川大使表明对日本对华态度不满
北京二十五日电：驻华大使小川在离任前，于二十五日在人民大会堂拜会李先念副总理，作回国辞行。李先念副总理对小川大使作为第一任驻华大使四年多来负责日中之间的交涉表示慰劳，然后，他就当前的日中关系问题谈了大约一个小时，阐明了中国方面的见解。
李副总理首先回顾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后所走过的路程，说：“最初两年，两国关系的发展是顺利的，但是以后却停滞、乃至后退了。”他坦率地流露出对三木内阁以后的日本政府的对华姿态抱有不满的情绪，特别是对福田首相，他谈到了福田首相在会见记者时说“因为繁忙而没有时间考虑日中关系问题”这一点，表示强烈不满，说：“不能不对这种态度抱怀疑。”
另外，李副总理还谈到了日韩大陆架协定。他说，尽管中国政府再三提出了严重抗议，但是，日本政府仍然造成了既成事实，而且还轻视这个问题，这是极其令人遗憾的，希望你们认真地对待。同时，李副总理还说：“日本政府只是在需要的时候强调日中友好，而在不需要的时候，就损伤中国的感情，令人感到不愉快。”似乎不能否认，自从邦交正常化以后，随着田中—三木—福田这样的政权交替，对日本政府的对华姿态已经越来越不信任了。另外，李副总理还就日、中、美之间的关系说：“中国十分理解日本最重视日美关系这一点，但是如果轻视中国，那是不愉快的。”
对于李副总理的上述谈话，小川大使说明了日本政府的立场，并且答应要把李副总理谈话的精神转达给政府。
说他对福特的政策作了一些基本的改变，但在达成核会谈协议方面并没有多前进几步；美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对核会谈所起的阻挠作用比所料到的要大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六月二十五日电】卡特总统昨天对于同苏联举行的核武器会谈发表了一篇悲观的讲话，他说，他对福特的政策作了一些基本的改变，但是“我们在达成一项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方面并没有多前进几步”。
卡特是在白宫对外地的新闻编辑谈话时说这番话的。
卡特说：“我们正在要求苏联和我们一起参加一项全面禁止试验协定，这样将制止任何核爆炸物的试验。”
“过去从来没有做到这一点。过去也从来没有尝试过使印度洋非军事化。”
他说：“对于这些努力中的任何一项努力，我们都还没有取得成功，而且可能不会成功。我不能保证一定成功。”卡特还说：
——他对中东问题的态度跟前国务卿基辛格不同之点是，基辛格谋求逐步取得进展，而我们的希望是，我们能够使参加中东谈判的各方毫不迟延地、而且有希望在今年取得全面的解决，一旦达成了全面解决，那么逐步实现……是实施解决办法的最好途径。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看法。
——苏联对于我们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有令人惊讶的不利反应。他说，他的政府并不是单挑出克里姆林宫而言，“我想我在试图公开谴责苏联方面一直是相当克制的”。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六月二十五日电】卡特总统今天说：“我们在人权方面更富于进攻性。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世界不同地区——比如象拉丁美洲——的友谊和忠诚已经发生了变化。”
他还对一些总编辑和新闻主任说，他的政府关于核扩散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又使一些国家采取某种敌对性行动”。卡特并没有指明这些国家，但是，因为他正谈论关于拉丁美洲的问题，可以有把握地假设，他主要指的是巴西，美国新政府一直强烈地批评巴西与西德达成的核协议。
【美联社华盛顿六月二十五日电】美国总统卡特说，苏联对人权运动作出了惊人的敌对反应，这对于限制核武器会谈所起的阻挠作用显然比他所料到的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