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六月十二日刊登约·克拉夫特发自莫斯科的一篇文章，题为《一度的与未来的缓和》，摘要如下：
当我呆在俄国的整个时期里，我一直在试图对苏美关系的前景作一番估计。正如卡特总统在圣母大学的讲话——这次讲话引起了这里审慎的怀有好感的注意——中明确指出的那样，缓和并没有过时。
不过，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大量言行表明，卡特主张的缓和并不是基辛格主张的那种缓和。从一种缓和过渡到另一种缓和表明：不久的将来是困难重重的。
基辛格先生所设想的那种缓和是一种“蜜糖战略”。基辛格认为，苏联由于苏联领导人之间、俄国的特权阶级和普通俄国人之间、俄国同其东欧从前的卫星政权及中国之间以及莫斯科领导同其世界各地的追随者之间的内部关系紧张，而会分崩离析。基辛格认为，对和平的巨大威胁是俄国人将把他们的内部困难嫁祸于世界。他认为，由于象在中东的机会或东欧的骚乱这样的事态发展对竞争领导地位的影响，莫斯科将被迫采取真正危险的行动。
为了防范出现这种情况，基辛格设法使俄国各种利益集团参与购买西方技术，同西方贸易，交流文化以及了解消费社会这样一些有利可图的活动。他估计，几年中，无疑苏联人会采取许多行动来取得单方面的好处。不管这些好处是在越南、在安哥拉，还是在武器发展方面取得的，但必须加以阻止。但是，基辛格希望，最终苏联领导对西方“蜜糖”的兴趣会减少他们对双方发生对抗的兴趣。
基辛格的希望从一个领域证明是没有根据的。
美国缺乏使俄国人在世界各地永远得不到有限好处的意志（不管怎样水门事件之后的时代是如此）和能力（也许在任何时候都是如此）。因此，越南丢掉了，也没有作出认真的努力来阻止苏联在安哥拉支持的势力。
卡特政府认识到这种情况。但是它的信条是：也许看起来对俄国人有利的事情首先可能并不是真正的好处，其次，美国若不直接承担义务，这些好处也可能受阻。所以苏联在扎伊尔的潜在威胁被摩洛哥和法国而不是美国挡住了。跟基辛格不一样，卡特准备用水来灭火。
第二点不同的是：俄国人证明应付内部紧张的能力比基辛格想象的要大得多。虽然勃列日涅夫健康情况多变，而且老是受到所想象的派别内坏家伙的挑战，但是这位总书记表明他的力量比任何时候都要大。
不仅如此，在五月二十四日中央全会上通过的新宪法，以种种手法使俄国特权阶级的特权合法化了，并且使其他许多潜在的紧张缓和了。
因此，致力于缓和的不单单是某个领导人，既不是勃列日涅夫一个人，也不是赫鲁晓夫一个人，正如各行各业的几十个不同的俄国人经常对我发表的看法那样，大批知识分子、科学家、企业领导人，甚至党务工作者都希望同西方建立关系。
确切地说，由于俄国比过去人们想象的更善于处理内部紧张，因此美国用对苏联有毛病的路线施加压力的办法来迅速取得好处的努力注定要失败。正因为如此，在杰克逊参议员提出把贸易同离境联在一起的修正案之后，苏联废除了贸易协定。正因为如此，卡特关于全面控制武器的建议遭到了如此迅速的拒绝，而他对人权的强调则自食其果，使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遭到了新的镇压。
换言之，必须长期玩弄缓和。只有年复一年地在持续保持关系的情况下，美国才能希望做到裁减军备和改善人的待遇。具有讽刺意味的不幸是，华盛顿和莫斯科在这些问题上产生了误解，因此，在最近的将来也许是和睦的，而现在正在形成一个艰难的时期。
【美新处华盛顿六月二十二日电】白宫六月二十二日消息：
新闻发布会——新闻秘书鲍威尔是发布人，他谈了以下问题：卡特同弗雷泽会谈新闻秘书鲍威尔说，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于六月二十二日隆重地到达白宫南草坪之后，同卡特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私下”会谈了二十五分钟，又在内阁会议室同“高级对外政策顾问们”会谈了一小时。
新闻秘书说，这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世界各地区的问题，其中包括印度洋、南部非洲和非洲之角、中国、苏联、亚洲和防止核扩散问题。
据鲍威尔说，总理表示他希望在印度洋“能把双方军事力量保持在最低水平”。鲍威尔说，那是符合美国政策的。
这位新闻秘书说：“我们的总目标是不要在印度洋卷入同苏联的某种军备竞赛。”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六月二十二日电】白宫发言人说，卡特总统今天向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保证说，尽管美国计划从南朝鲜撤军，但是美国将仍然是“亚洲的一个主要力量”。
卡特在弗雷泽的两天访问开始时以破格的盛大的仪式来欢迎他，并且同他举行了约两个半小时的会谈——比原计划长一小时。会谈讨论了东南太平洋的安全、中国、日本、朝鲜、核扩散和贸易问题。
新闻秘书鲍威尔说，总统“强调说，美国打算继续在亚洲和太平洋成为一支主要力量，并且将在这个地区维持一种强固的安全地位”。
记者问，当卡特打算从南朝鲜撤出全部美军地面部队的时候，美国怎么能够在这个地区保持“主要力量”地位。鲍威尔说，撤军“不会引起这个地区的军事力量对比的变化”，因为在撤军的同时将继续提供后勤支持和改善南朝鲜自卫的防御能力。卡特自己把这次会谈说成是“很深刻和透彻的”，会谈包括讨论美国为争取苏联同意“稳定印度洋的（军事）现状和不再进一步升级”所做的努力。
他说美国代表“现在正在同苏联人在莫斯科就这个问题——这是澳大利亚的主要政策目的
——磋商，但是俄国人还没有表明他们的立场是什么。
鲍威尔说，这两位领导人还“一致同意”制止核武器在世界范围扩散的“重要性”。
即便在苏联，私人的劲头显然也比国营企业来得足：我们的新“主人”在我们从木器联合工厂退职后的一周里，根据我提交的清单运来设备和必要的材料，使我们完全能够把另一个牛棚改装成作坊。
为了部长级的工资，我们努力感谢我们的户主，为他组织生产，教会庄员干新活，叫他们干许多下手活（锯木、磨光、涂漆）。
我很快同我们的“主人”成为莫逆之交。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沈静的人，并无一技之长。他说，“我懂得处世之道，这对我来说已足够用的了。”的确，他了解苏联官场的一切错综复杂的内情，他知道从谁那里和怎样弄到必要的原料，怎样使这些原料的存在合法化（这点比弄到原料更为重要！），怎样销售产品，他知道应当向谁行贿和怎样行贿。
我们这几个车间的制品由他运往服饰、香料、化妆品及香皂批发总局在苏联各地的供应站。我们的木制烛台，以及宝石坠子和表坠、眼镜框和胶布（这些是我们邻近牛棚制造的）行销哈萨克、西伯利亚和远东，苏联的销售市场是广阔无限的。我同Ｈ·Ｎ的关系超过普通交情的界线后，我便经常同他去喝茶吃酒，这时我开始打探他的“事业”的“详情”。
Ｈ·Ｎ在相信我，并且知道地方当局早已接受了他的钱之后，对我说：
“一切都是两厢情愿而且完全合法进行的，大家都希望清白。我也如此。这样，州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他应当向莫斯科汇报：集体农庄副业车间是根据苏联部长会议的决定建立的。而我在这里给他以帮助。”Ｈ·Ｎ笑咪咪地眯缝着眼睛说，“我对州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又有什么不好呢？而我的礼物送到州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各个科，这是一项特殊条文。这就是说，我也好，组织本州集体农庄车间的其他许多生意人也好，都是完全守法的。”
“还需要同集体农庄主席建立交情。这方面更简单：我向他准确地讲出他每月将从我这里得到多少，供自己之用，供分给管理委员会各位委员之用。此外，他知道，他的庄员将在我的作坊领取工资，并将感到满意。为此，他应当批准工作人员的最高工资额：我们这里是月薪五百卢布。不过，谁在我这儿工作，他不应管。他的主要的任务是，禁止靠集体农庄所销售的产品而获得的现金的随便流通使用。”
我问Ｈ·Ｎ，“但是，您怎样把产品销售出去呢？”
“等等，我马上就讲到这点。其实我可以一下子说穿：在莫斯科服饰、香料、化妆品及香皂批发总局，我是有门路的。用了一万卢布，他们为我签署了一项合同——一个月交给供销站价值一百万卢布的产品，这项合同是合法的，这项合同不是同我，而是同集体农庄签订的。在服饰、香料、化妆品及香皂批发总局装走货之后，按月把钱拨给集体农庄。而集体农庄则给车间工人加算工资。对我也如是。我因领导工作和组织工作有方，也有五百卢布的月薪。我也是集体农庄庄员。”“可是，您会问：我怎样牟取利润呢？当然，一切材料都是我从‘后门’弄来的，设备也是‘后门’弄来的，输电线路加长十公里，也是‘托人’搞的。很清楚，在我的工作中是几个卢布在转来转去……例如，在您的作坊里实际工作的有二十人，他们的工资都是三百卢布。但是，另外有一百八十人都是我的朋友，他们来找我，签署报账单，……并给我钱。这就是一个月五万四千卢布。您看，一切都很简单，大家也满意。
“您的车间是小车间，我们这儿的其他车间看来产值更高，而其工作人员各为五至十人。但是，我们是这样‘安置的’，那里正式计算还是几百人。我们就是这样周旋的……”
一九六八年整个夏天我们就在Ｈ·Ｎ那儿工作。离开的原因是，他没有按时向某人行贿，于是就不准集体农庄的车间继续办下去。我们不再是集体农庄庄员了……但是，要生活下去。还得有工作，因为克格勃监视着我们，“过寄生生活”也不是办法，因为这是被流放的一个很好理由。
我同朋友们商量，决定：我们已经有私营车间的工作经验，可以试试开设“自己的”车间！
我们去找州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地方工业科的领导，把我们生产的纪念礼品的样品给他们看，请他们帮助。主管“地方工艺品”的官员对建议显然很感兴趣，好产品，新事物，而且显然将有“酬谢”——对此我们向他作了颇为明确的暗示。
我们听到：很好的建议。但是，这方面有许多要解决的问题：厂房、设备、销售市场。而且每一项都不易解决。
我们回答，当然我们懂得，这一切非常复杂，因此我们请求给予支持：只要给我们“木制礼品工艺厂”的正式地位，给我们解决遇到的组织方面的困难的权利，我们便开始行动。（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