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六月九日刊登该报记者帕克斯发自耶路撒冷的文章，题为《极度担心战争的严重情况开始在以色列发展》，摘要如下：
看来，极度担心战争的严重情况正在此间发展。以色列人认为阿拉伯邻国利用这里选出新的、强硬路线的政府作为打第五次中东战争的理由，而出现了军事进攻的日益增长的威胁。
过去两周，以色列对于未经许可而进入西奈沙漠的埃及部队和导弹，已向美国和联合国紧急部队提出三次正式抗议。
这里的一些人把上月埃及在西奈沙漠上举行的实弹军事演习，说成是对以色列的明目张胆的威胁
——即使不是另一次战争的预演。
以色列总理拉宾和以色列参谋长昨天巡视了西奈前线，估计形势。
通常谨慎的《耶路撒冷邮报》昨天在社论中说：“战争的威胁又在中东回荡起来。过去几周，战争威胁的存在比以往愈益明显，愈加不祥。”
另一家报纸《大道报》的一篇类似的社论宣称：“一切迹象表明，阿拉伯人又一次地致力于战争。”
即将下台的工党政府和在组织新政府的右翼利库德集团的某些最高级人物也反映了这些担心。
利库德的一位高级外交事务专家昨天评论说：“我们刻下处于危险的局势之中。阿拉伯人也许错误地以为，我们处于政府更迭时期，防卫松懈了下来。他们也可能又一次错误地认为，他们一九七三年的战略还会奏效。”
但是，头脑冷静的以色列人看出，阿拉伯的威胁并没有象在这里所广泛感觉到的那样实在；然而，他们也很焦虑。
【法新社特拉维夫六月十日电】以色列《晚报》今天在这里报道，以色列军事专家对叙利亚在戈兰高地增兵感到不安。
在增兵的同时，所有叙利亚部队举行了紧张的军事演习。
据该报引用军方人士的话说，更为令人忧虑的是因为这看来是同在埃及的类似的军事调动协调一致的。
（十）
本章提要：在埃及，人们感到了极大的侮慢。回忆一下当时在报刊上、家庭中、学校里和每一个地方的议论，就可看出人们把全部愤怒都发泄在苏联人的身上。尽管如此，萨达特还是为苏联人辩护。他于二月一日去莫斯科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会谈。这次，柯西全以部长会议主席的身份，保证以前的事不会重演，并说由他负责发运所有各批武器。勃列日涅夫象诗人一样朗读一张武器清单，而其中没有一件是萨达特要过的东西！萨达特吞下自己的愤怒和尊严，接受了这张清单。他回到埃及，心情沮丧。二月过去了，三月接踵而去……四月过去大半时，苏联大使突然前来说：苏联领导人想在四月二十八日看到萨达特，邀他去作一次二十四小时的访问。
对我来说，在任何时候，由我说决定性的一年已不了了之了，都是不容易的。这是一句在一秒钟内就能溜过的简短的话，但是，有多少时间、又有多少折磨和侮慢拧绞了我的心，使我经受了一生中所遇到的最大的痛苦。如果事情仅仅与我个人有关，那一切都好办。但是，这是人民的事业，一个民族的未来，一个地区的命运。决定性的一年过去了，我应独自向人民作交待，诉说我能作些什么。
让至高无上的真主来作证，我没有独自忍受这种苦难。历史悠久的人民和我在一起，他们在感情上完全是支持我的。苏联人想让我出丑，而他们却现了原形；他们想使我淹没在我的许多诺言中，而他们却由于自己的种种诺言而威信扫地了。埃及各地的人们对他们群起而攻之。
回忆一下在报刊上，在家庭中，在学校里和每一个地方人们的议论就可以看出，人们把全部愤怒都发泄在苏联人身上。尽管如此，我还是站起来向他们致敬，赞扬他们的友谊。我向他们念叨他们在最严重的危机时刻对埃及的援助。真主知道，我说话是诚恳的。
美国和以色列都希望我们所处的状况——我们所处的状况多糟啊！——变成定局。以色列正占领着运河东岸和其它阿拉伯领土。
当时，达扬的最后一个声明完全阐明了这层意思。他说，以色列需要十年或十五年时间才能找到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
他所期待的解决办法是使全世界面对既成事实。既成事实就是，犹太人依然呆在我们的领土上，我们仍在孱弱和绝望中忍受煎熬。如果我们长此以往，那就是我们应得的最大的惩罚。难道我们应该得到这样的惩罚？
随着一九七二年年初的到来，对苏联人的激烈攻击有增无已。因为是他们遗弃了我们。他们想向我、向全世界表明：我不能够作出决定。决定要由他们作，主意要由他们拿，这同他们以前向我们提出，我们使用飞机，而这些飞机要听从莫斯科的命令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这——作为对我的教训和一次新的警告——意味着，从今以后，在得到他们批准以前，我不应宣布任何决定。
在埃及，人们感到了极大的侮慢。当时我突然收到由一些政治家签名的一份请愿书。在这份请愿书中，他们谈到埃及正在经历一场深重的灾难，这场灾难威胁着埃及的人民、领土和文明，苏联正在向埃及提供的是一种不允许解放领土和恢复权利的援助。请愿书说，埃及在下述基础上制定一项民族解放政策的时候到了：埃及自身的精神和物质力量是这项政策的主要支柱和唯一保证；审查过分依靠苏联的状况的时候到了，因为依靠苏联人这么多年，并没有能够解放领土和遏制敌人。
尽管我完全了解人们的感情，因为我是老百姓当中的一员，是一个完全了解这种创伤有多深的农民，但我维护苏联人，维护我们之间的友谊。我念叨他们的恩惠，甚至在国民议会威胁说：这是我的立场，谁不愿意同我合作，就向议会辞职。
我掩饰苏联人——他们想使我在人民和阿拉伯民族面前窘态毕露——的立场到了这种地步。
最后，我于二月一日前往莫斯科。
景象依旧：我们坐在一张大桌子旁，有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波德戈尔内没有出场。因为我不喜欢看到这个曾在我面前辱骂埃及军队，和我顶撞过的人。为了避免摩擦，他不再出席这样的会议，是理所当然的。在彼此寒暄了一番之后，我们进入了正题。我首先发了言。
我明确地问：是谁违反我们先前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一日和十二日会议上达成的协议，下令不许向我们运送武器的？我认为我有权了解这一点。从我所追求的磊落和我们已使之成为我们之间谈话风格的坦率出发，我极其诚恳地希望现在了解这一点。
我看看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等了片刻，勃列日涅夫回答说：是我决定那样做的！
我问他：为什么？
他答道：这是由于我们的例行公事。你知道，我们也因为这种例行公事而苦恼，我们还要走很长的道路才能摆脱它。要没有我们的这些传统的障碍，我们早就想给你发送武器了。
（二十八）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六月七日发表德鲁·米德尔顿发自伦敦的一篇专稿，题为《中东的双方随便地谈到战争》，摘要如下：
从阿拉伯和以色列双方都可以明显看出，中东政治局势已全面恶化，因而侧重强调军事选择。
阿拉伯各国首都和耶路撒冷的政府官员和将军们，正以令人吃惊的随便态度提到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再次爆发战争——三十年中的第五次战争的可能性。
这些就是我在埃及、叙利亚、约旦和以色列进行了三个星期的访问之后所得到的最突出的印象。我在访问期间还同政府部长、军方领导人、文官、编辑、店主和外国商人谈了话。
一九七五年我也访问了这些国家。今天和一九七五年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当时的普遍稳定似乎鼓励人们对持久的和平解决方案抱有希望，但是今天的局势是动荡不定的。趋向不稳定双方都出现了不稳定的趋势，这一部分是由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问题引起的，一部分是由苏联政府和美国政府的政策和行动所造成的后果。
使局势近乎沸腾起来的催化剂是在以色列选出了一个右翼政府。许多普通公民吐露秘密说，他们支持贝京的利库德集团是由于他们认为国际局势在恶化，特别是以色列同美国的关系在恶化，在危急时期国家需要坚强的领导。在西奈的有限进攻
一些外国观察家推测出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如果日内瓦会谈推迟，萨达特可能在西奈发动一次有限的军事行动来收复被占领土以转移人们对国内问题的视线。
这就是中东经常议论的军事选择之一。在以色列议论的另一个军事选择是建立由叙利亚、约旦、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组成的强大的阿拉伯“东部战线”。据以色列的估计，这个战线能部署十四个师。
伊拉克和约旦军事力量在过去三年中的发展壮大是这种军事选择不仅给以色列指挥官而且给整个这一地区的外国外交官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之一。
同以色列接壤的阿拉伯国家中装备最精良的叙利亚不能单独发动战争，而埃及的进攻能力则由于苏联供应的急剧减少而受到限制。以色列受到强大威胁但是人们认识到，尽管叙利亚有两万八千人陷在黎巴嫩，可是它同伊拉克的十二万装备精良的军队和约旦的八万军队联合起来仍可以构成对以色列的强大威胁。直到最近，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都同样认为，叙利亚和伊拉克两个复兴社会党分支机构之间的长期不合使得两国政府不能合作。
现在两国政府的分歧已解决到这种程度：伊拉克已要求阿拉伯各国的参谋人员举行会谈来制定共同对付以色列的战略。
在这个地区积累了多年经验的一位外交官说，“按理说，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以色列人，选择军事解决都是没有意义的。埃及人没有进攻能力。叙利亚人则有百分之三十的地面部队在黎巴嫩。伊拉克人和约旦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未经考验的。以色列人在三个星期的战争中可能遭到三万人伤亡（包括死亡八千人），即使他们可能最后取胜。”
他最后说，“但是这不是一个讲道理的地区，现在不是讲道理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