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最近出版《保卫美国》一书，现将书中尤金·罗斯托写的题为《苏联通过中东威胁欧洲》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谈中东对欧洲安全的重要性
通常被称之为“东方问题”的问题数千年来一直困扰着欧洲政界。时而战争、时而搞外交活动的长期过程突出说明中东在地理政治方面对于欧洲安全的重要性。当土耳其强大的时候，对欧洲来说，奥斯曼帝国是一个难于解决的问题，而当土耳其衰弱的时候，对欧洲来说，这是一个更加困难的问题。在现代，中东的石油、人民和空间是控制欧洲的一个关键，这一点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明显。
历代沙皇从未停止过向地中海和波斯湾，以及向巴尔干、波罗的海、朝鲜和阿富汗推进。谈苏在西方的战略目标
苏联在西方的战略目标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控制欧洲；对苏联人来说，实现这一目标将使力量对比不可改变地转变为对他们有利，而使美国处于孤立和易受攻击的地位。如果西欧落入苏联的控制之下，那么对中国和日本来说这种威胁就近乎是迫在眉睫的。因此，大西洋联盟必须象一个世纪之前的门罗主义一样是现代美国安全政策的首要原则。
从五十年代开始，苏联人选择一种中东战略作为实现他们征服欧洲的目的的主要办法。他们认为，如果在地中海、北非和中东取得控制地位，他们就能够在甚至无需入侵的情况下就会削弱欧洲。只要使用恫吓和威胁办法——直接的和通过利用石油武器——就足以做到了。
二十五年来，随着英、法、比、葡在中东和非洲的帝国一个一个地烟消云散，苏联人一直在努力挤进往往是由他们帮助造成的真空，有时候得手，有时候失败，不过始终本着明确的长远政策满怀信心地前进。
目前，苏联人在沙皇的传统抱负和出于他们的新的野心驱使下，仍然怀着十八、十九世纪的帝国情绪。
苏联人认为，有迹象表明，西方从体现在联合国宪章中的集体安全原则后退正在变成从现实后退。对战争厌倦和深感内疚的西方国家好象根本不再去考虑政策问题了，这同它们在三十年代的情形一样。七十年代初期那种被某些俄国人视为马克思主义或斯彭格勒主义所说的西方的意志和智慧最终衰退的情况，给俄国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新机会——促成突变而不是渐变的机会，这是超过了沙皇昔日最狂妄的梦想的。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不能相信竟然真正出现实现这样大的绝好的转变的可能性。可是当俄国人亲眼看到美国和欧洲在越南战争后期的反应以及这一反应对中东的影响的时候，就连他们当中那些谨慎的人也很难抵抗这种假定的诱惑。一九七三年年中，苏联人开始感到当时的政治形势同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七年、一九三六年和一九四五年一样，给革命者提供了看来不必冒风险就能前进一大步的机会。事后看来，如果说德国皇帝和希特勒曾经对他们面前呈现的机会作了错误判断，但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可没有作出错误判断。
要了解苏联自从一九七三年的春季或夏季以来加紧在中东的活动的背景，我们必须追溯到二十年前艾森豪威尔总统政府开始执政的时候。
五十年代初期，在中东的基本军事态势似乎是战前平静时期的那种军事态势。当时法军和英军在那个地区在美国的第六舰队的支持下是处于最优势地位。法国仍在控制着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英国在守卫着苏伊士运河、亚丁湾和若干其他要地，同时不存在反对当时存在的秩序的必须认真对待的军事力量。迟至一九五八年，英国和美国对黎巴嫩和约旦进行的干涉没有发生什么事故，从而以它们的态势制止了苏联争取控制这个地区的行动。一九五五年二月苏联同埃及签订了一项军事援助协定。继苏埃协定之后，苏联很快就签订了一些类似协定，先是同叙利亚和伊拉克，以后又同阿尔及利亚和阿拉伯半岛的一些较小的国家，并在很晚以后，又同利比亚。
纳赛尔是在英国在一九五四年离开苏伊士运河后设法向苏联购买武器的，因为他想要购买军事装备的数量是美英法所无法同意的。
纳赛尔的政治目标同与美国及西欧保持密切合作的关系这一点是矛盾的。纳赛尔断然拒绝参与美国的这一计划：建立中东联盟体系，从南面牵制苏联，以支持北约组织。他谋求军事手段来接管黎巴嫩、约旦以及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的弱小国家，以满足他要成为阿拉伯民族领导人的愿望。如果控制了这些重要的地理位置和那里的石油，埃及最终就能控制伊朗。最重要的事情是，纳赛尔想要毁灭以色列，并且证明阿拉伯人的这一信念是正确的，即成立以色列国对阿拉伯民族是不公道的。说苏控制中东是为了从南面包围欧洲
到一九五一年或一九五二年，苏联人开始懂得，他们可以利用阿拉伯人中间的这种信念，作为他们要把欧洲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和使欧洲同北美分裂的运动中的一个武器。任何一位阿拉伯政治家，不管是多么温和，都不能不响应向以色列发动一场圣战的号令。苏联人提供了大量的武器供应，政治支持和由一些苏联军事保护构成的威慑性威胁，他们用这样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使阿拉伯人相信，那时有机会象许多世纪以前赶走十字军那样把以色列人赶出去。
二十多年来，苏联人一直奉行从南面包围欧洲和北约组织的政策，而且他们推行这种政策的办法是非常巧妙的。苏联人在进行这种活动时不仅利用了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敌对情绪，也利用了其他许多区域性争端，这些争端往往削弱阿拉伯政治中的亲西方色彩和巩固苏联人的盟友地位。苏联人在中东的活动给他们带来了异乎寻常的报酬。现在他们已在叙利亚、伊拉克、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索马里、亚丁以及在中东和非洲的其他许多基地和据点上建立了势力。他们支持阿拉伯人进行三次反以色列的大规模战争（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和一九七三年的战争）、一九六九至一九七○年的消耗战，他们还支持一直在进行的游击队活动、政治和经济压力以及近乎战争的活动。他们能够利用和影响在塞浦路斯问题发生的冲突以达到削弱北约组织的目的。苏联并不总是获胜者。他们有时也遇到挫折，如在加纳和葡萄牙就是这样。但是尽管有这些挫折，他们的政策仍然是固定不变的。（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
迄今为止，苏联在中东的政策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它对西欧和美国在中东推行的政策产生了影响。当苏联在阿拉伯世界的代理人在苏联的全力支持下把西方在这个地区的地盘一个又一个地摧毁的时候，当这些阿拉伯代理人提高石油价格和威胁要再实行禁运而使一些工业化国家向他们屈服的时候，以及当他们利用提高石油和其他原料的价格来蓄意制造他们希望在第三世界出现的那种革命形势的时候，感到束手无策、万分惊慌和无人领导的欧洲和美国却十分软弱，默默地坐视事态的发展。两方并没有作出任何努力来保护历史悠久的黎巴嫩基督教徒免遭苏联蓄意支持的穆斯林势力的摧毁。
苏联在这个地区实行的大胆而又残忍的政策几乎没有引起西方政治家们和西方报界的注意。
美国及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伙伴在中东有着共同的利益。它们对以色列的生存都负有责任。而且它们都同样面临着苏联可能在这个地区称霸的威胁。苏联取得这种支配地位后就能够
——也许是通过恫吓而不是通过战争的手段——要求解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要求美国撤出欧洲和地中海，以及把西欧降到象芬兰和波兰那样的地位。说苏在亚洲和欧洲的军事活动都是在“缓和”的外衣下进行的
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三年，世界政治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苏联继续以近代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规模加强它的战略军事力量和常规军事力量，建立一支远洋海军和一支卓越的空运能力，以便能够把它的影响投送到世界任何地方去。苏联的发言人常常说，苏联军事计划的目的是要取得“优势”，以作为继续政治扩张的过程的依据，而这种过程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即通过在各个方面的优越的苏联军事力量使美国的核力量和非核力量失去作用。苏联人在扩大他们在南亚和东南亚的势力的同时，还把他们在西伯利亚边境的军事力量从四个师加强到四十个师，这是个可怕的发展，它迫使中国在一九七二年为了国家生存这一最基本的原因而同美国谈判和解。中国同美国谈判和解的行动具有在某种情况下中美结成联盟这种含蓄的、其实是很清楚的威胁，对此苏联人表现了最大的敌意。他们迅速地、谨慎地和非常大规模地采取行动，打算完全挫败美国在东南亚的政策，并通过一九七三年十月的中东战争给欧洲和美国的关系造成巨大的战略性打击。
苏联人在亚洲和欧洲的这种军事活动都是在“缓和”的外衣下进行的。他们敏感地意识到美国政局的状况和美国人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以后渴望卸掉自从一九四七年以来为了遏制苏联的扩张而必须承担的负担的心情。苏联希望不惜一切代价减少再次唤醒欧洲和美国的风险。因此，它的战争计划披上了和解的外衣。
说一九七三年以来美积极防止苏深入中东、地中海和东非
自从一九七三年十月以来，美国在中东进行了积极的外交努力。它的目标是防止苏联进一步深入中东、地中海和东非，而从长远考虑是诱使埃及和其它阿拉伯国家放弃他们与苏联的联系，以我们的观点来看，这一目标是非常适宜的。
阿拉伯国家为消灭以色列转而向苏联要求帮助。
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实现了真正的和平以及消灭以色列的梦想开始变成历史之前，我们将不可能使它们断绝它们与苏联的联系。我们迫使以色列在没有取得和平的情况下放弃它所占领的土地，这样我们就是让阿拉伯国家继续抱有这样的希望：在苏联的帮助下，有朝一日他们将能以某种方法搞掉以色列。
因此，我们的战略是本末倒置的。我们推迟和平的实现，并且使人看到，能够使以色列象在一九五七年那样在没有实现和平的情况下就撤退，这样我们就是在促使阿拉伯人一直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从美国的政策中看出，我们不了解法律的本质，也不了解法律在人类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抛弃国际法原则和安全理事会的一项有约束力的决议，这样我们便抛弃了一种在人们的心目中有不可估量的影响的力量。
说苏现在的政策比过去更加不祥，美应同其盟国及中国联合起来对付苏联
在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斗争的结果处于不能肯定的状态。苏联继续怀着远见大力在中东展开活动。对苏联来说，中东是一个既具有战术上的重要性也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我们要是输掉，就不仅仅象在越南那样是在一场战役中输掉，而是在整个战争中打输，因为中东所关系到的不只是以色列、约旦、黎巴嫩和其它许多国家和人民的生存问题，而是关系欧洲的独立问题，因此也关系到世界力量对比问题。如果我们被从欧洲和地中海赶出去，那时我们就会在一个前景不妙的世界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就象在一九四○年法国沦陷之后英国的处境一样。但是，万一出现这种局面，我们所处的局面将和英国在一九四○年所处的局面大不相同。在一九四○年，英国始终有理由期望苏联和美国会被卷入战争，希特勒将会被推翻。如果我们不能迅速恢复我们在欧洲和中东的地位，和保护我们同中国和日本的关系，那么，在从而引起的斗争中就不会有潜在的盟友与我们站在一起。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要全副武装起来，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呢，还是要接受作为苏联关于缓和的基本概念的那种地位——我们和欧洲应该根据优惠的信贷条件忠实地为苏联提供食品、消费品和高级技术，而让莫斯科去处理重大的世界政治事务？
我们正患着一种奇怪的精神上的疾病，就象在三十年代期间西方所患的那种病。正如大西洋公约协会一九七五年十月所指出的那样：“苏联对这个联盟的威胁增加了”，但是“西方对这种威胁的感觉却减轻了”。
但是，苏联政策的性质一直没有任何改变，相反，苏联现在的政策比过去任何时期的政策都具有更加不祥的预兆。如果美国及其大西洋和太平洋盟国、中国以及一些联合起来的国家合在一起，它们的力量就足以通过威慑力量的外交来应付苏联威胁而有余。一个决定未来面貌的问题
——也是决定性的问题——是：它们是否应具有有效而及时地这样做的政治意志和明智态度。
【塔斯社莫斯科六月十一日电】题：关于埃及副总理兼外长法赫米访苏联合公报
兹将埃及副总理兼外长法赫米访苏联合公报转发如下：
应苏联政府邀请和根据双方协议，埃及副总理兼外长法赫米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八日至十一日在莫斯科进行了访问。
法赫米受到了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接见，并同他就苏埃关系问题、远东局势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一些国际问题进行了交谈。法赫米向勃列日涅夫转达了埃及总统萨达特的问候。
谈话是在求实和建设性的气氛中进行的。在谈话过程中，葛罗米柯和法赫米全面地讨论了苏埃关系的现状和前景，研究了旨在克服两国关系上存在的困难的具体措施。特别注意讨论了加强苏埃关系的适当政治基础、发展苏埃各方面的合作以利于苏联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两国人民的可能途径。还适当地讨论了近东的当前局势、有关在这个地区建立持久和公正和平问题以及恢复日内瓦和平会议问题。
双方指出，由于阿拉伯领土继续被占领、由于以色列的破坏政策以及它在这些领土上的非法行动，在近东还保持着发生新的军事冲突的危险性。双方坚决主张尽快地、不得迟于一九七七年秋天恢复有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同其他所有与会者的同等权利的基础上参加的日内瓦会议，以便达到近东的持久的、公正的和平。
在谈判过程中，重申互相就两国官方人士轮流在莫斯科和开罗举行会晤和磋商，以讨论苏埃共同关心的一切问题取得了协议。法赫米向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转达了访问开罗的埃及政府的邀请。邀请已被欣然接受。访问日期将通过外交途径商定。
【中东社开罗六月十一日电】埃及副总理兼外长法赫米结束了对莫斯科的三天访问，于今天下午从莫斯科返回这里。
副总理兼外长法赫米在从莫斯科回国途中对同机的记者说，埃及是不结盟国家，它是不结盟运动的主要国家之一，它一直信守着这些原则。法赫米还说，在埃及关于国际问题和她同大国的合作的政策上都反映出了这些因素。
这位外长说，这意味着埃及的这项决定是在埃及作出的，目的是为了表明她的意见。法赫米说，同埃及打交道必须建立在萨达特总统所阐明的这个基础上。法赫米说，萨达特总统表示乐于派埃及外长在任何地点同苏联外长会谈，所以去年十一月在索非亚“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同我本人”举行第一次会谈。法赫米还说，为了继续奉行这同一政策方针，“我们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二次会谈，“在葛罗米柯抵达开罗之后将在这里举行第三次会谈”。
外长法赫米还说，采取所有这些步骤都是在为萨达特总统同勃列日涅夫之间的首脑会谈作准备，他相信这个首脑会议将来将会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