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五月号刊登一篇题为《跨国公司在台湾的实力与影响》的文章，摘转如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跨国公司的势力不断膨胀，世界各处都可以看到它们的踪影。许多人相信，这是帝国主义的新形式。在美国对外关系的各方面，跨国公司扮演着决策者和执行者的双重角色。透过财经力量的不断集中，跨国公司不单占有了整个国际市场，也垄断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所谓的“自由贸易”已成为历史名词。由于跨国公司的财经力量之庞大，政府的各项管制跨国公司的措施已失去了实效。
跨国公司自命为国际市场的调节者，甚至是整个国际经济秩序的新缔造者。在它们的构想中：和平、稳定与安宁是三座柱石。贸易需要国际上的和平，投资需要政局的稳定，生产需要社会上的安宁。为了达到它们的理想，跨国公司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可是在这一切的背后，却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力量的打击和压制，对外来资本的地位的巩固，对资源分配的歪曲，对财富分配不均的加深。整个落后国家的政治、经济都陷于从属的地位。在消费民主比政治民主更重要的口号下，跨国公司使当地的人民丧失了人类最基本的尊严。而发生在台湾的情况，可谓特别显著，也特别值得关注。外资在台湾的发展与现状
台湾被西方称为最后的不平等条约下的港口。由于长期与中国大陆隔离，外国对台湾的影响比对中国任何一省更深入广泛。透过国际的贸易交通网，台湾已成为西方经济势力范围的一个据点。目前在台湾，外贸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十以上。
中共取得大陆后，在美国的政治军事支持和经济援助下，台湾的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据美国兰德公司的研究结果，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台湾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年的增长率将只有百分之三点五。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台湾的经济增长已被称为一项经济奇迹。台湾已发展成为美国、日本和欧洲企业的装配中心。在纺织业、电子业、塑胶业和农产品方面，台湾在国际市场上已打开了路。一九七○年美国众议院的报告中，认为外贸与外资是推动台湾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七五年这段时间内，在台湾的外资达十五亿美元。
一九七二年，在台湾活动的美国企业有六十家，到目前已增至二百家之多。而外国银行亦有十三家，比一九七二年时增加了一倍多。目前台湾已成为美国第十三位外贸对象。一九七六年，美台间的贸易达四十五亿美元。
根据美国方面的一项估计，跨国公司控制了台湾九分之一的双边贸易。跨国公司对于台湾的经济生产、组织和需求结构的控制和拟定，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使台湾沦为附庸的条约港口。
只要略为对照一下台湾贸易与投资法例，就不难看出台湾的附庸地位。在第二次大战后，当时仍在大陆上的国民党与美国方面签订了一项贸易条约，取消了任何保护主义的限制，保证双方有同等的贸易权利。英国卫报记者约翰·吉廷斯曾经讽刺说：“此项条约保证了美国人在中国开采资源，也同样地保证了中国人在美国开采资源，难道还会有更平等的安排吗？”
目前，台湾的贸易法例同样地存有不平衡的一面。跨国公司在台湾所享有的特惠权包括：
（一）外资与台湾本地资本在台湾享有同等的投资权益和特惠。
（二）外资可拥有百分之一百的所有权。
（三）外资企业二十年内不得收归国有。
（四）各项税务的特惠。
（五）各种特许的投资项目。
这些特惠结合了跨国公司的优越组织与金融力量，保证了外资在台湾的主导地位。整个台湾的经济完全受制于国际企业的决策。任何国际市场上的变动，立刻反映在当地的经济活动上。一九七五年七月后，台湾的储备金迅速外流，主要是因为国际市场的需求，由人造纤维转向羊毛。而这些需求、生产、销售的决策，都是由一些跨国公司的经理作出的。其实，台湾方面的许多政治决策，例如“十大建设”，都必须得到这些跨国公司及国际贷款机构的支持才能进行。经营的一些手法与后果
台湾的加工出口区，可以说是跨国公司在台湾活动最典型的代表。整个工业区和其他经济部门完全隔绝。台湾的官方手册，把加工出口区描述为投资家的乌托邦。实际上，加工区只是跨国公司的殖民地。
一九六六年，第一个加工出口区在高雄设立，目前这种加工区已有三处，并且计划中仍会增加。台湾当局希望这样能够吸引更多的外资，稳定台湾的经济，并且促使跨国公司对于维持台湾的现状，有所建树。对跨国公司来说，加工出口区正是提供廉价劳工及税务特惠的理想投资区。由于跨国公司在加工出口区拥有全部生产及组织的控制权，对于区内的政治决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和支配能力。
经过加工出口区引入台湾的先进技术，是极为有限的。以电子工业为例，加工出口区的主要活动是装配而不是制造。在美国购买到的“台湾制造”的电视机，只是在台湾装配而已，一切零件都来自美国或者日本。所有关于生产及销售的决定都不是在台湾作出的。而台湾所能吸收到的少量技术，到合约满期的时候，已经全部落伍了。
跨国公司与国民党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国民党的“十大建设”和二十八个公营企业，都有赖于跨国公司的支持，其中把台湾的经济引向以外贸为主导的体制，都依靠这些跨国公司。作为双方交换的条件，跨国公司获得国民党方面提供的最优厚的法律、政治及经济保障。国民党的传统儒家思想、家族观念及警特系统，配合上跨国公司的冷酷机械式的管理办法，笼罩着整个台湾的经济社会。
据台湾方面一九七四年的公布，台湾的经济控制在一百家大企业手上，其中大部分都与外国企业合作，共雇有二十五万名职工，贸易额约占台湾总贸易额的三分之一。这些企业由二千个大股东所拥有，其中百分之七十是台籍人士。由此可见台湾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在这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中，跨国公司显然居于金字塔的尖峰。它们利用所掌握的资本、技术和权力，可以随意改变台湾的经济和一千六百万人的生活。
腐败和贪污是维持这种经济结构的主要方式。跨国公司定期地贿赂当地的领袖和政要，扶持“友好”的政权来维持社会的安宁。所导致的劳工问题
跨国公司对工、农方面的影响要比中产阶级来得直接。自一九五○年后，台湾由一个农业社会逐步发展成一个半工业的社会。台湾一向被称为土改的模范，而且粮食自给自足。可是农民的生活却没有多大的改善。由于当局长期压低粮食价格，限制农田的出售，农民饱受中间剥削。在整个工业发展过程中，农民的受惠程度可谓微不足道。台南县一位种西瓜的农民说，在丰收的一年亦仅能够维持生计。
台湾的贫富差距正在不断地扩大。当局强调的是，工业化的果实最终必将改进工人们的生活。可是，对于整个工业化过程中所要作出的牺牲，当局是置之不理的。而且整个过程是要把工人变成生产、销售制度的附属品。工人们保证了机器的运行，可是不能分享运行的果实。整个生产过程操纵于少数的企业家手里，工人们的创造力因而无法得到发挥。跨国公司所带来的技术，最终也不过是把人降格到成为机器的附属品，而不是照顾到工人们的需求。
起先，许多工人对于运用先进的技术感到非常兴奋，可是对于无法享受到先进技术带来的进步，感到非常不满。许多临时工在一个职位上好几年都得不到提升或加薪，五等工更需要在外面兼职才能维持生计，连厂方安排的特价优待的电影都无法享用。更严重的是，女工们既没有升级的前景，也没有结婚的希望。
总的来说，跨国公司带来了更严重的贪污、腐败问题，加深了对工人、农民的剥削。同时也获得了巨额的利润，和加强了它们在当地的政治、经济地位。因此，为了保持它们的既得利益，这些公司不惜在国际上替国民党政权大力辩护。特别明显的是那些与台湾有密切关系的跨国公司，不断地企图拖延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与台湾政治前途的关系
近年来，由于台湾在政治上更趋孤立，蒋经国唯一能走的一步棋就是把外资引到台湾。为了获得跨国公司的支持，蒋经国不惜把台湾变成它们的附庸国。跨国公司为了本身的利益，亦想尽办法来替蒋经国辩护。
自从一九七六年，不少跟美国驻台湾商会有关的跨国公司，开始组织一个支持国民党的游说团。在一篇八页的立场书里面，公开呼吁美国政府不要废除美台协防条约，并且要保护美国在台湾的经济利益。文中重要内容分析如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接受外国贸易伙伴的信用贷款，一切金融、贸易的交易都不容许美国银行去进行。因此，美国不可能在中国取得金融资本的垄断权。跟中国交易远比跟台湾贸易困难。
（二）中美之间的商业关系，是不可能达到平衡的。也就是说，跨国公司是无法与中国建立一种象美台之间的商业关系。因为，中国是不可能依附跨国公司的。
（三）中国所感兴趣的东西是技术，而不是设备。购买的范围很窄，而且买了一次以后很少会再买同样的东西。由于中国是执行自力更生的政策，所以对技术的需求远比对产品时需求为多。可是对技术的垄断正是跨国公司维持其利益和影响力的重要方法。台湾对美国的好处正是因为它是一个出口的跳板，而不是一个平等互惠的贸易对象。
（四）由于中国大陆的人生活俭朴，美国要在中国打开消费市场是不可能的。
（五）美国如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时不保证对台湾的承诺，跨国公司在台湾的投资将面临严重的困境。台湾社会上出现的不满情绪，可能直接针对美国的企业。但是如果现状不变的话，台湾的廉价劳工可以继续为跨国公司服务。可是这种情形在中国则不可能出现。
美国大通银行驻台经理说：“跨国公司在作出投资决定时，台湾的份量日益重要。”也许正是为了强调这点，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八日，美国二十一家跨国公司在芝加哥组成“美中（台）经济协会”，其目的不外是企图拖延中美关系的正常化。结论
总结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今天的跨国公司代表了一种新的帝国主义形式。它们的意识形态和势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迅速的发展。在世界各地，它们建立了新式的殖民地体系。它们利用掌握在手上的垄断金融资本、生产技术及对国际市场的控制，有效地维持及巩固自己的地位。
台湾的政治、经济现况正好反映了它在跨国公司影子下生存的命运。这些跨国公司决定了台湾的发展方向和程序，管理着加工出口区的一切事务，与政府官员互相包庇，加紧剥削和贪污，把工农变成机器的附属品，甚至在国际上以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到处插手。
在台湾，要改变这种情况是非常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