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经济学人》周刊二月一日一期在政局栏内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福田内阁的“反动性“》，摘要如下：
在圣诞节前夕诞生的福田新政权到一月二十四日整一个月了。新内阁的口号是“协调与团结”，福田首相说是一届“实干内阁”，表现出了很大的干劲。正顺利地编制一九七七年度预算，将在二月二十日决定政府草案。但是，在整个内政和外交中，难题堆积如山，象福田所喧嚣的那样，福田新政权的前途是不容乐观的。乍看起来，党内抗争似乎已平息下来，但回到反主流的三木派和中曾根派采取了袖手旁观的冷淡态度，各在野党也在召开国会会议之前摩拳擦掌，严阵以待。对福田内阁来说，另一个烦恼的根源是舆论支持不热烈。可以预料，根据洛克希德事件的处理情况，将重新受到舆论的谴责。似乎可以说，对福田内阁来说，在朝野党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渡过国会会议和决定胜负的参院选举是一个考验。
这一个月以来，福田首相鞭策七十二岁的老躯（本人以年青自负），精力充沛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对话，比如同各在野党首脑举行会谈，同财界、工会团体、农渔业团体、妇女团体和中小企业等各界代表对话等。接二连三地指示要重新改革自民党、指示修正禁止垄断法等，站在了“实干内阁”的前头。
但是，考验福田政权的真实价值的，不是八方讨好的争取人心的政策，而是第一要刺激景气；第二要从头作起地改革自民党；第三要彻底查清儿玉、小佐野这条线等遗留下来的洛克希德事件。在编制一九七七年度预算时，作为刺激景气的措施，暗中指示按大藏省的原案处理，把重点放在建设公共事业上。另外，各在野党要求减税一万亿日元，认为这是恢复景气的决定性措施。“是扩大公共事业，还是实行大幅度减税”，肯定会成为预算审议中的最大焦点。
第二是党的从头作起的改革。以大平干事长为中心，设置了“党改革实施本部”，但还没有采取具体的对策。虽已打起解散派系的招牌，但从党内的现状来看，派系不但没有解散，反而出现派系重新改组的动向，比如宫泽喜一的“平河会”，小坂善太郎的“千代田会”，小坂德三郎的“新风政治研究会”等，已脱离福田派的松野赖三表现出要同前干事长中曾根和政调会长汉本进行合作的动向，孕育着可怕的因素。
第三，关于洛克希德事件，在首相和福田法相之间基本上一致同意在一月二十日前后作出“全面报告”，但在野党方面加以反对，说这实际上是要了结洛克希德事件；法务和检察当局也不予理睬，说“在公审田中角荣以前不能作全面报告”。据说，几经周折，最终很可能搁置起来。
可谓首相右臂的官房长官园田直说：“没有一件事能使人复兴。我的心情宛如攀登悬崖峭壁。”似乎可以说，这正是福田新政权的真心话。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一月二十日晚版登载特派记者大月二十日从莫斯科发回的电讯，标题是《不破书记局长同苏联党的干部亲切会谈》，全文如下：
不破书记局长为首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结束了对罗马的访问后在回国途中于十九日到达莫斯科，在机场贵宾室同苏联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西佐夫等苏联共产党方面有关人士，在极其亲切的气氛中恳谈了约一小时，然后飞往东京。这个代表团中留下和苏联共产党会谈的政治局副委员长西泽富夫、国际部成员绪方靖夫同西佐夫主席等人一道送走代表团以后，一齐到达市内党中央专用饭店，去进晚餐。现在还不知道西泽同苏方会谈的计划、苏方出席人员名单、逗留时间等，但西泽自己说“未必会很长”。
不破书记局长等一行在谢列梅捷沃机场同西佐夫主席、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副部长勃卢坚茨、日本科长科瓦连科会谈时喝的是伏特加酒，亲切友好地交谈。由此可以看到两党之间的气氛已经有了相当的改善。但是据说还没有进行实质性讨论。不破书记局长也说：“友好地闲聊是随便而愉快的，但是同苏方的实质性会谈委托西泽副委员长参加。要先看看这次会谈的发展。”
【时事社东京一月十九日电】题：适应日苏两共产党改善关系宣布《日本之声》停刊
以被日共开除的志贺义雄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日本之声”全国委员会，十九日发表了全国委员会的两项决定：（１）该委员会的机关报《日本之声》，以十七日为最后一期，以后停止刊行，改名为《和平与社会主义》；（２）改变组织名称。据认为，这是适应最近日苏两国共产党迅速改善关系所采取的行动。
与此相关联，十七日发行的该报刊登了题为《日苏两党会谈与日本之声的立场》的文章，解释了其基本立场：“‘日本之声’的目的不是在共产党之外建立新党，因此如果共产党回到国际共产主义路线上来，就要重新回到共产党。”关于日苏两党会谈，文章认为“从现状来看，距达成协议尚有一段距离，或者说近乎不可能。”但对两党关系正常化又评价说：“两党加深相互之间的理解具有一定的意义。”
“日本之声”是以一九六四年四月因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被共产党开除的志贺义雄和铃木市藏为中心组织起来的。由于苏联共产党表示支持，所以日苏两党的关系恶化了。但是，自去年以来，两党谋求关系正常化的活动频繁起来。宫本委员长将于今年访问苏联，这就出现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因此，“日本之声”如何适应这一形势令人注目。
但是，对于“日本之声”“改变组织名称和刊物名称”，七日的《赤旗报》坚决要求解散组织并批判说：“这是假解散，是搞小动作，企图苟延残喘。”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一月三十一日刊登东京航讯，题目是《蒋帮杂技团日本献丑记》，转载如下：
台北的一个杂技团最近到日本作“访问演出”。
年前看过上海杂技团的精采演出，至今印象犹深；这次台湾杂技团既然公开在日演出，也想知道它的水平如何，便买一张票子去看。
一月二十日，它在横滨市神奈川县民会堂首演。我看的是晚上六点三十分的一场，因为没有预先购票（在日本，精采的演出票子往往在几个月之前便预售一空），还怕买不到哩，提前三十分到场，偌大的神奈川县民会堂却显得十分冷清。购票时得知：票分Ｓ、Ａ、Ｂ三种，票价虽然比上海杂技团演出时便宜，但Ａ、Ｂ席几乎没有人买。Ｓ席是前座，赠券占了一大半。看到这冷清场面，心知节目不大好了。在日本，只要技术水平高的演出，不愁没有观众的。首演之夜场面也冷冷清清看节目单，才知道演出单位叫“台北综合曲技团”。“曲技”是日文，即中文之“杂技”。细看一下，“台北”两字是贴上去的，在好奇心驱使下，小心地把印有台北两字的纸掀起，里面是“中华民国”四个字。“中华民国”见不得人呢！印了之后还得贴掉，乃是情势所迫，不得不如此了。
离开场时间只有五分钟了，扩音器传来叫观众入座的声音，但捧场者仍是出奇的少，Ａ、Ｂ席几乎都没有人坐，楼座（有二楼、三楼）干脆不开放，除了前座坐了六七成人，只是在楼下最后一排远离舞台的地方却一字儿排开，站着坐着一些牛高马大的观众。他们大概不都是远视眼？
在震耳欲聋的录音锣鼓声中开演了，全场观众竟然不满三百人。这对可容纳数千观众的神奈川县民会堂说来，也是个罕见的纪录吧？竟演唱《夜来香》《支那之夜》耐心地把节目看下去。节目单上写着的“狮子舞”、“空中飞人”等节目始终不见出现在舞台。耍杂技的来来去去是那么七、八个人，真正有本事的大概就只有那三两个女孩子。其中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身轻如燕，动作难度也比较大，但每个稍为好一点的节目都离不了她担纲，真难为她了。
两个小时左右的演出，歌舞占了一半。歌是“时代哭”，“我不要悲伤，不要流泪”的歌声又听到了，歌手大概是台北的夜总会里来的，但那种嚎叫式的演唱却很难引起听众的共鸣，坐在前排的听众有的竟然塞起耳朵。不知是噪音太大抑或其它原因。
演出节目单上竟然写道：“由美丽的女性相继演出歌谣曲。有你们熟悉的中国歌曲《夜来香》、《支那之夜》……”
《夜来香》和《支那之夜》这两首歌是臭名远扬的。中日战争期间，在日本侵略军中颇为流行，至今仍列在日本的“怀旧军歌”之中。此时此地，竞选唱这两首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的歌曲，如果不是为了抒发某些人的汉奸情怀，又该作何解释呢？舞又如何呢？有所谓“山地舞”之类，一无可取。动作既不整齐，又硬插进一些黄色低级的动作。难怪有一位台湾留学生看了说：“让山地同胞看了，非砸了他们的台子不可！”唯一特色：“色味”俱全如果说这个“台北综合杂技团”，在演出上毫无特色，那不是事实。特色是有的，不过不是紧张惊险，而是“色味俱全”。“色”是黄色，“味”是咸味，其中一些动作，恐怕连脱衣舞团都有前来借鉴的必要哩！拿赠券“兜送”也乏人问津先说服装。大概因为杂技在我国是有传统的，台北杂技团的女演员身穿很有民族特色的上衣，但下半身却数典忘祖，只剩下一条三角裤。这些女演员出场，使得一些“忠贞之士”也顿时目瞪口呆，“吾不欲观之矣”！
黄色动作不但夹入舞蹈之内，而且充溢在杂技表演之中。一个钢索吊人的节目竟是变相的脱衣舞，一个邀观众同台演出的节目，表演下流的情节。中国传统的民间艺术，在台湾蒋家王朝统治下遭到了何等的侮辱和践踏！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观众寥寥。后来听朋友说，一月二十日下午二时半演出的一场，观众比晚上更少，一个国民党人拿着赠券在中华街“兜送”（不是兜售），仍乏人问津。
记得年前上海杂技团在东京、横滨各地演出时，场场爆满，在横滨演出时，特地在横滨文化体育馆增设了座席，仍然有不少人向隅。“台北综合杂技团”为什么首演便没有人看，连票子也送不出去呢？这恐怕就不单纯是技术上的问题了，这反映了人心的背向。
不过我并没有后悔自己当了一次傻瓜。想到年前看过上海杂技团，两相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究竟是谁继承了中国的民族艺术的传统。这不仅在技术上分出了高下，而且是政治上的较量。
“台北杂技团从日液出去”看完演出乘车回家，在火车站上看到这样的标语：
“台北杂技团从日本滚出去！”“不许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立即签订日中友好条约！”
许多候车的人都看着这样的标语。我想：看到这些标语的人比看台北杂技团演出的观众要多得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