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二月十五日刊登英籍著名女作家韩素音在香港的演讲，题目是《韩素音讲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国现状》，摘要转载如下：
我在中国逗留了两个半月，曾到过我家乡四川省参观，因为它是受“四人帮”干扰最严重的一个省份。你们也许记得，四川是被列入六个在过去三年来受到干扰和破坏的省份之一。
我曾跟中国的文化界人士就“百花齐放”的标准进行交谈，与一些老的知识分子和老画家会面，同时参观访问工厂和农村，与工人、农民谈话。我没有象过去两三年来那样注意机器，相反更着重文化活动方面，因为我认为，在我判断什么正在进行中时，这会给我提供一个标准。我亦到过中国几个地方，参观那些努力将自己建设成为大寨式田园的公社。这次旅程包括山西、西安、四川、苏州、无锡、杭州、上海及北京。杭州在去年也是受到破坏的地方之一。
首先我要谈谈这次参观总的印象。我想，这个总的印象与你们从驻在北京的新闻记者那里听到的是一致的。这就是：中国十分安宁，人民之间充满真正的欢乐以及好些年来没有听到的坦率的直言。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点的真实性，稍后我会向你们介绍为什么。这次我听到很多东西，与很多人交谈过，而这些人在一两年前完全拒绝与我谈及一些我希望要谈的具体问题，包括我自己的家人在内。我同时发现并为之深深感动的是中国人民那种政治上的成熟、思想的深度和对事物的理解，不论他们是工人、农民，还是那些我以前没有见过的知识分子。我想，最好能读读华国锋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在那次讲话中，他谈及政治上的成熟，认为是最值得高兴的事。人们纪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不仅是对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的热爱，同时也反映出人民的意愿。这是前所未见的。如果以为中国人民漠不关心、驯顺和不会参与最近的政治事件，这是完全错误的。我希望把这点谈得更清楚一些，因为跟我交谈的官员们都一再地、非常清楚地阐明这一点。这就是，如果没有人民，如果没有他们的理解，如果没有他们那种普遍地认识到“四人帮”最终所代表的是什么的感情，那末，目前所发生的一切就不可能发生。新的领导受到普遍爱戴是毫无疑义的。
同时，中国的八亿到九亿人民——这关乎人类的四分之一——今天正无可怀疑地表现出一种政治的智慧和成熟。他们对国家大事的关心，是我在其他地方从未见过的。无疑，这是文革的成果。中国发表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正是要表明，进步、现代化、提高生活水平并非违反社会主义，事实上社会主义应该使这些东西得以实现。这是十分重要的，中国得以贯彻社会主义，得以实现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所订下的目标，关键正在这里。在毛的著作中，经常提及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繁荣的社会主义中国。一些人似乎认为，现在中国提倡现代化，就是放弃了毛的主张，这令我非常惊奇，因为我从毛的著作中见到，过去二十五年来毛一直在主张现代化。所以，并非如某些报道所讲的那样。事实与此相反，毛的政策曾被周恩来创造性地实施，现在仍被推行着。
我了解到“四人帮”夺权的战略是煽动年青人（愈无知愈好）去反对老年人——学生反对老师，年青工人反对老工人及技术人员。为了达到目标，“四人帮”要培育无知的年青人，而不是有文化的有政治觉悟的青年。“四人帮”以为通过网罗年青人（愈无知愈好）去打倒一大批老干部，他们就会夺得政权，因为无知的年青人会忠于他们。文化部和大众传播媒介（舆论工具）特别受到他们的箝制，你们都知道其后果了。我会把我的所见所闻写出来。
我可以指出，在一九七四年年底，那时周总理已患病，毛主席的健康情况也在转坏，同时还有康生、朱德和刘伯承。他们都是政治局委员。所以如果有人问：“为什么‘四人帮’拥有那么大的权力？”我会说，那是很容易理解的。一旦你看看政治局里的人，你会发觉其中六个人经常在其他省份，很少在北京；另外五、六个则患病或健康衰退，经常不能参加会议，而王张江姚却结成了一个帮，他们可以搞风搞雨。由此可以理解，他们一旦结成死党，就野心勃勃，随意处理政治局的一些文件，甚至把转交给其他委员的文件扣压。他们以政治局名义发出指示，为所欲为。而在一段时间内，很多人还未知悉此事。
在一九七五年，夺权的活动升级。
在这种情势下，霹雳一声事情爆发了。这个爆发是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当时周恩来总理病逝。在周总理逝世的问题上，“四人帮”命令人们不得哀悼，不允许举行追悼会。但在全中国，到处都有追悼会举行，人们都缠起黑纱，这是对“四人帮”的挑战。在一九七六年一月至四月间，“四人帮”丧失了他们的力量。他们失去了他们已掌握在手中的年轻人，甚至他们自己还不知道。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自己控制了宣传机构。他们犯了与希特勒所犯的同样巨大错误。他们相信自己的宣传。
那时，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了解，毛泽东不允许张春桥当总理。张春桥早已觊觎这个位置，他已准备好自己的讲词。事实上他得不到总理的位置，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他要做的是什么。由于毛主席了解内情，导致华国锋成为总理，不但成为总理，同时兼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党的“第一副主席”这个名称在中国共产党内从来没有出现过，是毛亲手加上去的。这意味着毛选择了华国锋。在四月至九月间，“四人帮”加快了夺权的步伐，及后他们还策划组织了一次军事政变。“四人帮”把上海民兵武装起来。王洪文到那里去，江青也到那里去。他们发下弹药和武器。他们储藏食物。他们控制铁路交通。他们（四人帮）计划在十月八日发难。而在十月六日，他们被捕了。当然，这在中国是一个伟大的解脱。有些官员告诉我——他们曾经有些顾虑，对处理“四人帮”事件，恐怕有人会起来反对，但实际上没有。相反，从那时开始，包括我的故乡四川，情况完全平静——没有武斗；有些自动停止了。
因此，事情的发展使人民如释重负。
我认为最重要的事，就是要认识到有些专家预测中国会发生的混乱、惨剧、内战等事，并没有发生。第二点，我们一定要认识的是，今天的中国出现一种我在最近十二年来没有见过的团结局面。第三件事就是我感觉到党和人民的关系有了新的改变。他们之间有率直的交谈和不断的和深入的联系。我期望他们能保持这种作风，这是很令人满意的。第四点，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动力来自人民。今天我们很高兴看到华主席数日前在一篇社论里重复这个论点。他提醒说，群众已走在我们的前头。这是对党组织的一个提醒。作为一个领导人，就一定要为人民服务和详细考虑他们所说的话。华国锋确是很得民心，他用一种亲切的态度和人民交谈。当然他也得到军队的支持、人民的支持和党的支持。
现在进行的大规模的整风，以揭发批判“四人帮”运动为基础，并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我想任何人都了解到，过去三个月的工作是如何巨大。那是极为不寻常的工作。新的领导层的魄力并未在报刊上表现其万一。除了我们从报上得知的会议，还有很多很多的会议正在进行——农业、工业、轻工业、科技、军队等等方面的会议，同时举行。中国人现时非常忙碌。中国的前景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在“百花齐放”的口号下，所有的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了。
最后，在我简短介绍了现时中国的动态之后，我想引述我丈夫的话。今次我的丈夫和我一起访问中国，这是他第五次访问中国。正如你们所知，他是一个印度人，他不是共产党人，而是印度军队里的一名上校，他又是一名工程师。他说了两点。我的丈夫是很喜欢提出批评意见的。在他前几次访问中国时，他曾很多次提出批评，说他没有获知事实，说人们把事情美化了。但今次，他和工人、工程师谈得很愉快，他对于所获告知的事情都很满意。他对我说：“我想毛主席和周总理现在可以安息了。因为毛主席的教导，以及周恩来所毕生致力的事业已在中国人民当中生根了。”他又说：“中国增强了的巨大力量在于她这种伟大的新道德，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她都会依靠这种新道德坚持下去。在此点上，她会成为世界的榜样。”
【法新社努瓦克肖特一月三十日电】（记者：让·克里斯托夫·密特朗）题：一九七六年：毛里塔尼亚下赌注的一年
前西属撒哈拉的南方省的“重新统一年”——一九七六年，对于毛里塔尼亚领导人来说，乃是下困难赌注的一年。在这一年中，他们既同波利萨里奥阵线打仗，又向不发达状态开战，而且前者要不有损于后者。
自独立以来国防就是被努瓦克肖特政府有点忽视的一个方面，在国家北方边境采取军事行动初期，军队大约只有三千人，而且装备缺乏。国家元首达达赫最近解释说，这个事实说明他的国家相信“国家间的诚挚关系，因为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巨大的”。
在一年中，毛里塔尼亚大大增加了军队人数（估计现有人数为一万二千人），获得了大量能更好适应新的需要的装备（武装侦察机、装甲车、现代武器、全天候运输工具……）。为了应付这些支出，国防预算从一九七五年的十二亿乌吉亚（等于一亿二千万法国法郎）增加到一九七六年的近二十亿（二亿法郎），即一年之内增加百分之六十六。
为了使国防预算的增加不加重其他国民经济部门的负担，毛里塔尼亚就要有新的进款，那就是“国防努力分担额”，这笔进款一九七六年为五亿五千万乌吉亚（五千五百万法国法郎）。此外，还在人民中开展了支援运动，人民捐献了很多现金和实物。
毛里塔尼亚的经济，从国家主要资源铁矿石一九七六年恢复出口中获得了好处。一九七五年出口是八百七十万吨，一九七六年是一千万吨，增加百分之五十。
去年，国家工业和矿业公司（国营公司）完成了“格尔布”计划的勘测工程，并为毛里塔尼亚这一迄今最大的投资（四亿美元）项目找到了一部分资金。
这项计划将保证目前铁矿的接班，保证毛里塔尼亚的这一原料生产能够达一百年之久。
由于已经得到了资金（特别是沙特阿拉伯的五千万美元），第一阶段工程将在一九七七年头几个月中开始。此外，国家工业和矿业公司去年在努瓦迪布修建了一个每年将可提炼一百万吨原油的炼油厂和一个小型电力钢铁厂。另一方面，为了推动国家的经济发展，毛里塔尼亚投入了大的基本建设工程。一九七六年毛里塔尼亚下的赌注看来是赌赢了。但是将来，在中期内，某些阴暗面可能成为对国家经济的一种威胁。
如果战争继续打下去的话，就会大大影响收支平衡。然而，人们指出，毛里塔尼亚拥有两张重要王牌，无论如何可以使它迅速地发展它的经济。这两张王牌是：许多国家主要是欧洲九国、苏联、沙特阿拉伯、中国、美国、摩洛哥、巴西的援助，和允许很多外国进行投资的国内政治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