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国人有企业管理、科学和工业方面的才能，这些才能一旦发挥出来，可以在经济上造福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这个国家
【本刊讯】英国《金融时报》十一月三日刊登科林·麦克杜格尔写的文章，题为《经济发展的长征》，摘要如下：
中国终于制定了解决发展初期问题的计划，以实现它赶上发达国家这一目标。计委主任余秋里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讲话，指出了领导集团建议解决的主要问题，虽然讲话并没有透露将如何作出这些决策，但是它暗示北京正在进行很多讨论。讲话是注重实际的、有节制的，而且是相当坦率的，没有口号和空洞教条。本着邓小平副总理八月份提出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讲话对中国的经济问题作了如实的阐述，虽然谈得不详细。
农业余的讲话清楚地表明中国保留了文化革命以后的大多数经济政策和某些典型的毛主义的观念。毫无疑问，将会继续发挥伟大领袖早就强调过的农业的主要作用。自六十年代初期以来农业就一直是各项经济计划的基石。工业方面，中国领导集团打算保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既使用传统的方法，也使用现代化的生产方法——以及保持这样的做法：建造不同程度的现代化工厂，从人民公社的土砖窑到引进的巨型钢铁联合企业。
“自力更生”——自文化革命以来的一种主要美德——将继续保持，它体现在“学大寨、学大庆”运动之中。这些先进单位已成为农业和工业首创精神的样板。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优良品质，因为中央政府不能为每个村庄的新水坝或每个小厂的新车床提供资金。在基层，中国的老百姓必须用自己的才智使自己的企业提高效率。
最近几年内农业政策不会有变化，而只会加强。将继续发展和扩大基本机械化、改良土壤、兴修水利、增加化肥和改良种子的工作。工业方面，要把动力、燃料、原材料工业和交通运输放在优先地位，要在这些部门使用目前最高级的技术设备（这可能表明，在这些方面引进技术被认为是有益的）。
但是，为了使中国经济按需要的速度发展，还需要真正的刺激因素。余相当坦率地指出了目前存在的困难。他说，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太慢，不能提供充足的再投资资金和消费品。燃料、动力和重型机械的生产也不足，管理水平不高、产品质量差、生产率低、成本高、材料消耗大、技术知识缺乏，而且——这一点他没有详谈——生活水平太低，以至产生一种死气沉沉的局面。
在计划、财政管理、监督和教育方面看来很可能会进行改革。北京还有意识地准备制定一项更加现代化得多的经济政策。这就需要更大程度的集中，还需要有进行大量的研究和选择政策的决心。价格、劳动、工资、能源和发展新技术的问题，需要进行调查研究。到目前为止，只完成一项决定，即提高半数以上工人的工资，主要是工资偏低的职工。
革新对经济的刺激也许正是要从提高工资中取得，但是，在这方面存在好多问题。工资和物价一向是由中央确定的，以保证供求关系的平衡，而且到目前为止，它基本上成功地避免了通货膨胀或物资奇缺的现象。它还通过低价出售的办法说服农民使用象化肥这样的新产品。
价格方面，领导集团将必须使昂贵的农业机器价格同低廉的农产品和原料价格两者之间协调起来。虽然余并没有作出具体说明，但是很明显，农民需要更多的收入以购买农业机械和更多的化肥，但这样一来，食品价格势必提高。于是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需要增加工资，反过来又会使燃料、机械和消费品的价格上涨。中国人将采取怎样的补助措施来结束这样的螺旋形上涨的问题，则仍然要等着瞧。
由于新的政策更具有积极性，所以它的贯彻将取决于地方官员更多的责任感和北京进行更多的控制。但是，领导集团首先打算使政治上的反对派无能为害，并把过去利用经济混乱为自己谋利的人清除出去。
本着同样的精神，现在需要对公社和工厂的工作、特别是对它们在经济上自立的努力进行更加密切的研究。要确立一种制度使北京能够获得充分的控制权来动员全中国的人力、物力而不致只是纸上谈兵，那也是不容易的。但除非具有这样的制度，否则，所谓加强计划和实行计划（这显然是非常重要的），是不可能得到实现的。
极为重要的是，中国是否有合适的人材来实行新的政策。正如中国人已认识到的那样，教育和技术训练很明显将成为这个新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现在不仅在造就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方面，而且在造就年轻的行政人员方面都落后了十年。
才能人们只要看一看各地华侨的成就，就可以看出中国人是有巨大的企业管理、科学和工业方面的才能的，这些才能一旦发挥出来，可以在经济上造福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这个国家。北京将非常审慎地平衡它的新控制，使之不起窒息作用，而起鼓励作用。但是，已经实行的工资改革（虽然到目前为止只限于工资最低的职工）在某种程度上已表明了它的意图。如果它的确能在今后一、两年内使生产率真正有所提高的话，那将为巨大的建设计划奠定基础，使之实现它在本世纪末的目标。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十一月四日刊登一篇题为《在汉城看中国元瓷》的文章，副题是中文大学文物馆馆长屈志仁谈话，摘转如下：
南朝鲜西南部新安郡海底发现中国元代沉船及捞获大量文物的消息，引起了考古学者们的较大关注。从船上捞起的大量中国文物中的四百多件瓷器、铜器和一批铜钱，从十月十八日开始至十一月二十一日期间，在汉城“中央博物馆”展出。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馆长屈志仁，日前专程赴汉城参观了这个展览。
据屈志仁说，他在汉城期间除了参观展览外，还有机会与当地负责打捞工作的考古学者进行座谈，交换意见，并且看了一出拍摄打捞过程的纪录片。从影片看到，打捞工作是相当不易的，现场海底漆黑一片，水流湍急，沉船几乎全陷在泥浆里，打捞人员使用最强力的照明工具也无法看到沉船的情形。负责打捞的是一批经过潜水训练的海军人员，事前由考古学者替他们上课，讲解打捞时要注意的事项，特别是如何取出一件瓷器而不使它破碎。结果，打捞人员仅是凭双手的触觉，“摸”出了一批批的瓷器。
据南朝鲜方面公布，对沉船的打捞工作，先后进行了三次，共获得各种文物达一万二千多件，其中不少是整箱捞上来的，一捆捆的碗、碟整整齐齐地搁在箱子里，数量之多，可说前所未见，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每一样东西，都不是一件、两件，而是几十件、几百件，而今时今日，一件元代瓷器已足以令收藏家们视若拱璧。
屈志仁讲述他的见闻说，从船上装载大量瓷器看来，很明显这是一艘商船。这一发现，对研究中国元代对外贸易、航运路线、造船技术以及瓷器的断代问题等，均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屈志仁说，船上的瓷器对中国古代瓷器的断代问题提供了一些新的线索。例如，青花瓷在元代已经出现，这是已无疑问的了，元大都遗址出土青花瓷已足以成为有力佐证。但青花出现在元代那一个时期呢？再远一些的宋代有没有青花呢？这至今仍是一个未有定论的问题。而新安海底的沉船上，龙泉、钧窑、吉州窑的瓷器数以千计，还有著名的白瓷，却不见一件青花瓷器。该船的年代已根据各种资料初步断定为一三○八年至一三二○年间，即元代中叶，那么，青花瓷是否在元代中叶之后才出现的呢？对研究瓷器断代问题的学者来说，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此外，沉船上还发现一些近似钧窑而又有异于钧窑的瓷器，其形制和釉色似是前所未见的。
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沉船上除了一箱箱簇新的瓷器外，还有一些旧的瓷碗和瓶子，其中有些还略有缺口或裂纹，这些东西当时为什么也与新瓷一道运出去呢？是否作为古玩运到外地售卖呢？此外，船上还发现了三件制作精美的高丽瓷器，其中一只瓷碟上绘有优美的仙鹤飞翔图案，这三件高丽瓷，专家初步判定是十二世纪到十四世纪早期的出品，那么为什么又会出现在航行中的中国商船上呢？按屈志仁的推测：这艘船在离开中国国土后，目的地为日本，但中途经过朝鲜时为了避风或补给等原因，到了今天南朝鲜新安郡的地方停泊了一个短时间，船上人员这时上岸购买了三件高丽瓷器，然后船又驶离朝鲜，向目的地进发，不料离开新安不久，就遇风沉没了。
一艘沉睡在海底六百多年的沉船，为今天研究文物、历史的人们送来了不少新课题。（图一）南朝鲜捞获的中国古瓷之一——青瓷阳刻莲花纹六角香炉。（元·龙泉窑）（图二）南朝鲜捞获的部分中国古瓷：青瓷阳刻牡丹纹花瓶。（图三）南朝鲜捞获的部分中国古瓷瓶——白釉黑画唐草文小瓶（南宋—元·吉州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