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北京一月一日电】（记者：格里菲思）中国报刊今天向全国发表的一篇新年文告说“形势的发展越来越好”。
全国性的报刊的新年社论，为人民共和国继“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新的一年，描绘了一幅有信心和光明的图景。
社论说：“形势的发展越来越好，而且将会比人们预料的更快更好。”
文告说，全国一九七七年的“战斗任务”是深入批判被清洗的激进派，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把对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的学习“推向新的高潮”。
在对外政策方面，社论许诺将“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毛主席亲自制定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
【时事社东京一月一日电】北京一日电：今年，中国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的社论，其基调是在这之前于去年十二月发表的华国锋主席在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二十五日）和毛泽东主席的《论十大关系》这两个文件。这两个文件，中国目前正作为重要的教材进行学习。然而，可以说，今年的中国是巩固内政的一年。
去年，毛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等党和国家的缔造者去世，同时，江青等“四人帮”乘机搞政变，另一方面，又发生了强烈的地震等自然灾害——这一年是相当于五年或十年的大动荡的一年。
因此，华国锋体制的当务之急是稳定人心。华主席在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一年。因此，今年的任务提出了下列四条：（一）继续开展批判“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二）加强党的建设；（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四）开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运动。
在文革中兴起的江青等人，十年来，对政治、思想、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发生逮捕这一派这一中共党史上罕见的事件之后，首先，必须彻底地清除他们的影响。并且将进行整党整风。重新发表二十年前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是把努力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点作为指针。其中，发展经济是不可缺少的因素。社论再次强调了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
已故周恩来总理在一九七五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这一目标，由于遭到“四人帮”的攻击，没有能够贯彻执行，所以发展经济是当前的课题。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十二月三十一日发表社论，题为《新的开端新的一年》，摘要如下：
上个月，一个在全国几乎毫无名气的新人当选了总统，这就使得在一月二十日就任的这届政府有一个空前的机会来使国家团结起来，而且用约翰·肯尼迪的仍然适用的话来说，使它重新行动起来。当选总统卡特对美国社会的任何特殊利益集团都没有承担约束性的义务，因此，在一个友好的但是受盘问的国会的支持下，如果卡特愿意的话，他可以进行那种高尚的、进步的和实干的领导。就是因为他保证要进行这样的领导才使得他在竞选中获胜。我们认为，美国人民渴望有一个具有道德信念的总统，一个奉行勇敢的自由主义而不是教条的自由主义的总统，来为美国今后四年或更长的时期定下对内以及对外政策的调子。
这就是卡特州长仍有待于表明的东西，这也是在他选择内阁人员过程的最初这几个星期中，他还没有做到的一点。虽然新内阁成员和其他已经提名的高级顾问，从单个人来讲，都是一些有能力和有成就的男女，其中许多人有为国效劳的卓越纪录，但是从整个内阁来看，虽然它是足够强有力的，但却是平平淡淡的——这反映了卡特性格中固有的谨慎的一面，而不是革新的或富有生气的一面。
他所选择的司法部长特别令人失望，因为贝尔法官不符合卡特自己以前所说的担任这样至关重要的职务的人所应该具有的严格的条件。
令人感到迷惑的还有，总的说来，当选总统的主要对外政策顾问们虽然是卓有名望的人士，但是他们普遍有着过去支持强硬路线的背景，特别是在美国及早参加越南战争方面。显然卡特所寻求的主要不是革新者而是管理人员，而他也的确找到了一些非常有能力的管理人员。
但是，当美国人民在一个新政府的领导下进入他们的第三个世纪的时候，他们的需要远不止是胜任政府工作的能力，虽然，这显然是人民非常希望能做到的事情。这个国家现在由于一些非常根本性的问题而困难重重，这些问题并没有因为越南的恶梦结束、水门事件的恶魔被清除、通货膨胀减退和经济显然开始回升而消失。
如果这个新的一年和新的政府，确实要证明这是一个新的开端而不是从最表面的意义上来说是新的开端的话，在新的内阁和新的国会的支持下，这位新总统必须做某种在美国的现代史中几乎没有哪一位新总统已经做过的事情，虽然许多人自称这样做过。以史蒂文森的令人难忘的话来说，卡特先生必须“向美国人民说有意义的话”。他将必须丢掉竞选运动中的那些模棱两可的话，这些话已经反过来使他苦恼。作为卡特竞选活动强有力的支持者，我们仍然感到不安的是，他在提出某些问题时意义不明确和模模糊糊。
美国的制度现在必须在崭新的情况下发挥作用，这种情况就是，美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现在已经没有无限的权威，在道义上也不是全世界的典范，即使美国过去曾经是这样。虽然，相对来讲，美国在大多数方面比几乎所有其它国家要好一些，但是美国现在也没有理由感到自满，而且完全有理由坚持加强经济、社会、政治和道义的力量，新的领导在这些方面都是清清楚楚地作出了保证的。（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
有必要使美国人在彼此之间和在自己身上重新树立互相信任和自信的精神。在过去二十年中由于出现了麦卡锡主义、越南战争、水门事件和公私双方违法乱纪现象、犬儒主义、猜疑以及贪污腐化现象——这些已渗透到美国社会的许多方面——这种精神已经非常严重地动摇了。
如何重新树立呢？一种办法是大力恢复和大大加强这样的政策：反对政府监视它自己的公民；反对政府勾结大企业家、劳工巨头或个别大人物在国内外从事非法活动；反对在公私部门搞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反对侵犯权利，正义不能伸张的行为。
此外，还有我们在上篇社论中所说的“社会危机”正在以其现有规模继续存在。这特别是指美国少数民族所处的悲惨境地，他们的就业、卫生、住房和其他生活条件的标准大大低于其他居民。当卡特新政府开始执政时，正是他可以在经济和其他方面奉行积极的政策的时候。这个国家有权期望的是，在财政改革问题上，新总统将会遵守他在竞选中发表的言论和他的党的纲领，坚定而有力地向前推进。
卡特过去两三年里在对外事务方面进行临时抱佛脚的努力时，弄明白了这个国家的国际关系的基础在于牢固地联合我们传统的盟国西欧，以及加拿大，现在还有日本。这决不意味着为实现同苏联的现实主义的缓和而作的努力——胜利完成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是其象征——应有任何削弱。
在中东，有强烈的迹象表明，将继续采取基辛格国务卿为了实现仍然可能导致和平的那种稳定局面而采用的已获得部分成功的作法。但是，新政府从一开始还将比上届政府更为密切地注意非洲、拉丁美洲、发展中世界，还有联合国。如果最终要避免一场全球性浩劫（远非出于不谋私利的原因），那么，越来越有必要的是，对比较贫穷的国家要分享世界上有限的资源的要求，采取较为同情的谅解态度，同时重新强调人口控制。
【本刊讯】阿尔及利亚《圣战者日报》十二月二十九日刊登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处在大庆时代》的署名文章，摘要如下：
中国将不会忘记一九七六年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不平凡的一年：最有威望的三位人物与世长辞，一次罕见的强烈地震使数以千计时人丧生。
但是，“能移山的人民”很快清醒过来，这与他们相信必将胜利的意志是一致的。
当人们还在怀念周恩来和朱德的时候，八十三岁的、无容置疑的“伟大舵手”、中国人民的深孚众望的领袖毛泽东也与世长辞了。
干扰了正常接“伟大舵手”的班的政治危机，是“上海帮”的所作所为造成的，所谓“上海帮”，主要指的是江青以及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
毛选定华国锋，一方面使“上海集团”感到惊讶，另一方面使江青失去了想有朝一日统治中国的希望。毛在世时，这一派由于无法对毛施加充分的影响，而且更不能重新发动一次新文化革命，以便爬到共产党的最高机构，因此就使用了极端的解决办法：即在毛主席逝世后，主要目标是“为了一切而尝试一切”。
在华国锋先生还没有正式就任时，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就对那些企图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发出了警告。这个警告是在十月的第一周由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党的刊物）以及解放军报社论发出的。
文章说：“任何搞修正主义和进行阴谋活动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社论除了证实华国锋被任命之外，还要求人民“最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此外，这篇社论重申军队和党要团结起来反对一切分裂企图，这进一步制止了阴谋，在华国锋正式被任命后进行的游行和很多的人参加天安门支持大会证实了华的胜利。
今后，华国锋已作为已故主席选定的“合法”的继承人。他的敌人即分裂者们将受到批判，现在已被称为“四人帮”。
现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陈永贵，在关于中国的农业政策的一个报告中谴责了江青，指责她企图反对实现农业发展计划。这个农业发展计划明确地列举了国家从现在起应该实现的各项任务，以便准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高度发展。
经济的发展和飞跃不断地成为新的领导班子讲话的主题。迅速发展的大庆工业被作为学习的榜样。
实际上，在第一次农业会议后，中国人就准备在一九七七年五月召开一次会议确定中国工业发展速度和方式。发表毛泽东的关于内外事务的十大关系的遗著以及恢复一大批被排斥的人物的名誉，都预示着中国政策将出现一个新的时代，这一政策将沿着继续毛主席制定的路线前进，并与周恩来所主张的观点接近。而四人帮在一九七二年就企图谋害周恩来。
如果回顾一下所有这些事件，那就应该承认，继承不是在流血的情况下进行的。
最近几个月来，一个安宁和平静的中国已提出了它的前途问题，这就是一个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支持第三世界中进步力量进行解放斗争的国家的前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