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北京九月一日电】今天当大约五千军人和平民从中国遭到地震的河北省到达北京时，军队和警察将北京火车站围了起来，这些军人和平民受到了相当于一位国家元首所受到的欢迎。
街道两旁的中国人用不同的姿势向到达的人挥手，并说这些人是从震中地区来的。
火车站正面悬挂的一条大的红色横幅上写着：“向战斗在抗震救灾前线的英雄们致敬！”
数百名穿着颜色鲜艳服装的姑娘跳着舞、挥动着花束，伴随着鼓号声响齐声高喊“欢迎，欢迎”。一行行服装整齐的军人和平民从火车站一直排到守候着的一排排大轿车。
一队队大轿车将到达的人员载送到位于首都中心的人民大会堂。
【法新社北京九月一日电】（记者：比昂尼克）今天至少有三千名参加了唐山救灾工作的人员于中午前后到达北京火车站。
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约有一百五十辆大轿车停放在天安门广场，有数十辆中国领导人乘坐的小轿车停在大会堂周围，这些轿车是送参加大会的人来参加这次仪式的。
【法新社北京九月二日电】（记者：比昂尼克）中国总理华国锋今天号召发动群众打击他所说的“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并且要求对其中情节严重者要依法惩办。
华的这次讲话是向七月二十八日地震后参加抢救活动的救灾人员的三千五百名代表发表的。
中国所有的高级领导人，包括毛泽东主席的夫人江青在内，都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由党的最年轻的副主席王洪文主持。
举行这次大会是为了向北部工业城市唐山以及天津市和北京的救灾人员表示敬意。大会开了将近四小时。
华先生谈到工人们在战胜唐山地震造成的破坏方面已经取得“伟大胜利”，但是他还说：“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还是很艰巨的。”
华先生说：“要彻底战胜严重的自然灾害，建设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新城镇、新农村，把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干扰破坏造成的损失夺回来，把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还要作很大的努力。”
他几次提到“阶级敌人”。据外交人士说，这些人可能趁唐山遭灾之机从事偷、盗等犯罪活动。
会议开始时先为在地震中死难的和在救灾时死去的人默哀一分钟。
华先生用非常热情的语气谈到战士、工人，农民组成的抢救队如何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地震灾民，并且赞扬了中国民兵和公安部队。
华先生说：“广大民兵和公安人员，保卫国家财产，维护社会治安，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华先生说，民兵和公安人员的这些行动帮助“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后来，总理再次提到了“阶级敌人”的问题，暗示有“反革命”分子在地震中趁火打劫
。
在谈这一点时，华先生宣读了“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发出的一项号召。
这项号召的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专谈治安，要中国人“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对于阶级敌人造谣惑众，扰乱社会治安，要发动群众坚决斗争，对其中情节严重者，要依法惩办”。
另外两点指示谈的是要在政治和经济上执行正确的革命路线。这项指示的措词极为人力。
华先生趁此机会指责邓执行了反革命的政策，以致破坏了国家的经济。
华先生还赞扬了中国的地震工作者和其他参加地震预报工作的人员。同时，他含蓄地强调了这项工作的困难和地震预报工作还需要提高
。
【本刊讯】日本《苏联问题调查月报》九月号刊登评论家林雄一郎的文章，题目是《走“孤立化”道路的宫泽外交路线》，摘要如下：
宫泽外相最近的一系列谈话，表明了他对华外交的态度。七月十二日，他告诉美国民主党参议院领袖曼斯菲尔德说：“日本认为美中关系发生急剧的变化是不可取的。”这名话的意思是，日本难以同意美国放弃台湾而同中国实行邦交正常化。
七月九日，宫泽外相在参议院外务委员会会议上说，中国在北方领土问题上谴责苏联是“不可取”的，强调他对苏联的看法和中国不同。这种谈话就是反对把苏联在东亚的扩张视为首要的威胁，反映了宫泽外相“想要尽量和苏联搞好关系”的态度。一贯表示不赞成把“反霸条款”写进日中和平条约的宫泽外交的本质，可以说已经弄清楚，原来就是对苏联实行“一种和睦外交”。之所以对美中关系的进展表示担心，也是因为美中关系进展的基础就在于美国和中国有共同的利害——它们都把阻止苏联扩张放在世界战略的首位，因为倘若美中关系进展了，就要担心宫泽外交会在东亚“日趋孤立”。
这意味着，在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上，当前美国的外交和宫泽外交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基辛格外交一贯认为，世界上的最大威胁就在于苏联以其日趋强大的军事力量为背景进行扩张，扩大势力范围。改善对苏关系也是为了要抑制苏联扩张，并且在军事、政治、经济各个方面采取种种手段来保持西方体系，使苏联自我限制势力扩张。
对美国来说，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是从世界战略来看，同中国改善关系的目的仍在于借用中国的力量作为对抗苏联的力量。事实上，现在美国的军事战略是以中苏不会和解为前提的。
据报道，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在北京倡议建立美中日同盟，而弗雷泽总理的这个想法并不是新东西。美国早就朝这个方向前进了，并且，日本在亚洲的对苏战略体系上显然是不可缺少的。
如何推进日中友好同如何考虑和苏联的关系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同如何处理今后和美国的关系也有关系。这是日本外交现正被迫要作出选择的问题。
要说支撑宫泽外交的东西，那就是以下两点：一、期待出现中苏和解的动向；二、预测美国在十一月选举时政权将从共和党手中移交给民主党的卡特，民主党政府大大转变对苏外交路线。
但是，看来哪一点都不会成为现实。首先，不能认为毛泽东主席所制定的路线会由于中国政治领导人更迭而突然崩溃。中国对苏联的态度不只限于外交方面，而贯穿在整个意识形态中，不能设想中苏的基本和解会单单在外交方面实现，中苏同盟会复活。
而且，卡特决不是一位主张对苏和睦的人。他在外交演说中强调要推进美中关系正常化；至于对苏联，则说要采取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各种手段去制止它的扩张。倘若美国不变，中国也不变，宫泽外交将如何是好？不是只会在“自主独立外交”的美名下，从周围的形势中突出出来，走日趋孤立的道路吧？
说现阶段苏对日外交的焦点集中在抑制日、美、中三国接近上，苏为此甚至可以对日作某种让步，以便建立“亲善条约式”的关系，进而与“亚安体系”联系起来
【本刊讯】日本《世界》杂志九月号刊登一篇文章，题为《苏联谋求接近日本的企图》，摘要如下：
在中苏对立的同时，传说美苏关系的缓和也出现了阴影。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对日工作似乎更加活跃起来。据说，苏联自赫尔辛基欧安会前后，就彻底修改了对日政策。五月份，新驻日大使波利扬斯基赴任，这果真是宣告新的对日外交的开始吗？同时，日苏关系同预料中的剧烈动荡的国内政局能挂起钩来吗？这些都令人注目。
在最近日苏关系的活动中，颇为显著的就是波利扬斯基大使自赴任以来，积极地接近政财界的中枢、人员来往的质的变化和量的扩大，另一方面，可以说是越出常轨的在日本列岛周围炫耀军事威力。人员来往的质的变化，其中心也是接近亲台湾派和亲韩国派。美国因总统选举而受到动摇。在这种形势下，苏联外交明显地暴露出企图占据有利地位的权力政治的一面，这可以说是苏联最近对日政策的特征。
看一看苏联最近对日本开展的外交工作便可知道，它对日、美、中“军事接近”的警惕是异乎寻常的。这种警惕直接被七月八日召开的日美安全合作委员会决定设立防卫小组委员会所触发，塔斯社和《真理报》已经分别在七月八日和七月十日严厉批评了这个防卫小组委员会。
但是，苏联对日、美、中接近这一“恶梦”的忧虑是更加根深蒂固的。在六月下旬访华的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提出：“我认为，澳大利亚、中国、日本和美国四国应该结成同盟，以便对抗苏联在太平洋及印度洋扩张军事力量”。七月三日的《真理报》一方面避免谈及弗雷泽这个讲话，但同时又把弗雷泽总理对日本和中国的访问批评为“想要参与北京领导人企图分裂日苏睦邻关系的挑拨性计划”。可以说，这如实地表明，苏联是如何地高度评价日本在亚洲政策中所占的地位，又是多么害怕由日、美、中结成“对苏包围圈”。
因此，在现阶段，对日外交的第一个焦点，集中在阻止美中关系的迅速发展和抑制日、美、中三国接近上。（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
与此相关联，苏联方面似乎已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即：即使在北方领土问题上，也可以作某种程度的让步。据说在一九七五年八月访苏的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以及在亲苏派知名人士中间，就打开日苏关系的问题已作了相当具体的研究。苏联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同其它亚洲国家的情况一样，日苏之间也建立“亲善条约”式的条约关系，进而与亚安体系联系起来。但是，日本方面仍未改变要首先签订日苏和平条约的态度，因此苏联的这种想法尚未奏效。
另一方面，七月上旬，苏联海军在日本列岛周围展开了大规模的舰队活动，不用说日本，连周围国家也非常关心。苏联之所以在美军从东南亚撤退、甚至也开始认真研究从韩国撤出地面部队问题的时候，却开始增强其远东的军备，这大概是因为日、美、中接近的说法所起的作用。
第二，值得注意的是，据说在这样的前提下，苏方对日工作的重心已开始转向保守政权内部的亲韩国派和亲台湾派。从佐藤政权末期开始，苏联加强了同福田赳夫等自民党内右派之间的接触，后来，前驻日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同椎名悦三郎等亲韩国派和亲台湾派要人之间的接触也成了人们的话题。一月访日的葛罗米柯外长在日本逗留期间，也从紧张的日程中抽出时间来同福田赳夫、中曾根康弘等人举行了会谈，其强硬态度令人注目。据说，于五月赴任的新驻日大使波利扬斯基更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倾向。随着田中被捕，洛克希德事件局面的大大改变，若把椎名等亲韩国派与事件的关系引起人们注意一事联系起来加以考虑，那么，其意味是极为深长的。然而，即使不谈这一点，倘若认为苏联的关心主要是日、美、中的“接近”，那么，苏联对这一地区的韩国、台湾反对这种“接近”的动向表示关心也就不足为怪了。
苏联似乎还常常想把造成日苏对立原因的渔业问题，作为这种全球性战略的一种武器。六月底，正在伦敦逗留的水产厅长官内村，突然受到苏联方面的邀请，归国途中到达莫斯科，受到了渔业部长伊什科夫等人的欢迎。苏方好象就进入最后阶段的国际海洋法会议和捕鲸问题等探寻了日苏联合斗争的可能性。
然而，这次邀请的作法是破例的，而且欢迎情况也是奇特的。在渔业问题上常常苦于苏方强硬态度的日方却反而没有理解苏联的真意，最终似乎仍不得要领。
好象也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苏联正在调整对日本在野党的政策，最终，尽管处于冷淡的关系，但是将恢复到过去那种以同日本共产党的关系为主轴的方针。
总之，由于苏联外交本来就缺乏机敏性和原则性，所以，如果改变方针，那将对日本外交造成沉重的压力。
以洛克希德事件为契机，保守政权进行统治的正统性和有效性正在受到考验。对这样一个保守政权来说，对苏联的压力似乎无法真正地进行对付，相反，由于三木政权的基础软弱，所以，也很难巧妙地摆脱这种压力。
日苏关系的改变，今后无论在国内政治方面，还是在国际政治方面，将具有极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