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22日参考消息 第4版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九月二十日电】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今天会晤了美国前驻苏联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他是勃列日涅夫一年多来私下里会见的第一个美国人。
    哈里曼是为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特在对外政策方面出谋献策的几个人当中的一个。他是在苏联进行一次“私人访问”。
    哈里曼曾在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六年期间担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
    塔斯社的一则电讯说,这位苏联领导人向哈里曼强调了增进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联系的重要性。
    哈里曼说,勃列日涅夫“保证要致力于谋求缓和——我要说是致力于谋求改善苏美关系
    ——还要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作出努力,他对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协议没有得到批准而感到非常不愉快”。
    哈里曼说,在十一月的美国总统选举之前要取得任何进展“似乎是非常不可能的”。
    哈里曼说:“勃列日涅夫先生非常清楚地表明,他不是美国的选民,他对美国总统选举无能为力,但是他得同美国的下届总统打交道,他是愿意同他打交道的。”
    【路透社莫斯科九月二十日电】老资格的美国外交官哈里曼今天在会晤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后说,勃列日涅夫仍然坚决保证要改善同美国的关系。
    哈里曼在晤谈了三小时之后对记者说,他设法减轻勃列日涅夫对美国总统竞选运动中发出的批评缓和的声音感到的明显不安。
    他说,“我向他解释了美国的竞选方式,候选人考虑的是他们对美国选民的影响而不是对外国的影响。”
    塔斯社援引勃列日涅夫的话说,苏联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同美国的关系。
    塔斯社说,勃列日涅夫还说,苏联严格恪守它同美国达成的协议。
    他的这番话显然是要答复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国内的猜测,即苏联可能企图回避它承担的限制战略武器义务。


    【本刊讯】英《泰晤士报》九月十七日刊登理查德·德维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当俄国谈判的时候,这只老虎的脸上有笑容吗?》摘要如下:
    对苏联的对外政策大致有三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驱使俄国人的是一种贪得无厌的、扩张势力的欲望。第二种看法是:他们已有的东西已使他们满足了,甚至感到扩张得过度了。第三种看法是:他们是看风使舵的人,只要可以唾手而得、不冒风险,他们是什么都要的。
    理查德·派普斯是第一派中的一个比较能说服人的、令人感兴趣的人士。他论证他的观点,不是引用俄国人阐述其思想时所使用的意识形态行话,而是援引俄国历史的史实。他认为,现政权使俄国恢复了被叶卡特琳娜二世和亚历山大二世暂时中断了的“世袭”传统。他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它重新建立了这样一种制度:统治上层认为这个国家是属于他们的,他们知道,他们要获得特权只有靠为这个国家服务,支持它,而不是象西欧的有产阶级那样反对它。因此,俄国的特权阶层是本能地气量狭窄的,不会成为想使这个制度西方化的那种企图的同盟军。
    派普斯教授遭到历史学界同事的批评,也遭到索尔仁尼琴学派持异见者的批评,后者倾向于认为现政权是导源于一种异己的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是强行加于苏联的。他无疑也是同样不受苏联官方欢迎的,因为他把他的历史知识用来为向西方领导人提出的某些相当强硬的政治建议服务。
    美国的对苏政策受到批评,说它不是建立在对俄国的恰当分析上。派普斯教授说,美国人太执着于这样的观念,认为所有的社会必须最终变成他们那样的社会,因而未能了解完全不同的俄国心理、愿望和文化史。他们设想,如果西方能够同俄国达成许多互有联系的协议,把它套住,并用更多的消费品引诱它的话,它将终于也采取美国的态度和愿望。
    派普斯教授说,这是不正确的。西方人必须认识到,苏联现在的上层社会根本上是心胸偏狭的,它的传统是扩张主义的。
    换句话说,西方世界面对着的不是一个拼死拼活想要变得更加西方化的国家,而是这样一个无情的对手:它一心想要不费一枪一弹而用别的办法打破包围它的联盟圈,使世界力量对比不可逆转地发生有利于它的变化。一切表面上的和解都是策略性的,一切笑容都是装出来的。
    俄国人经常非常明确地解释道,缓和不是实质性的改变,而是在意识形态上所赞同的策略,为的是给共产主义的前进创造更好的条件。这决不意味着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束或者接受政治或社会现状。甚至在苏美关系的最好阶段,勃列日涅夫也说只能合作二、三十年,而不是说同西方的敌对关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但是,对西方各国政府来说,真正的问题不是俄国对西方的开放是策略性措施还是战略性措施,而是他们是否为西方策略开放的问题。例如,希望苏联关于用大规模的从西方的进口来减轻它的问题的决定(派普斯教授承认这是苏联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之一)将创造一些机会,对苏联的政策施加某种制约,也许到一定的时候可以改变苏联的某些态度,这并非不合理。如果苏联能够自行实现一种“重大的转折点”,它可能能够在不需要派普斯教授认为需要的那种政治大变动进行某种变动。
    西方是不是恰当地利用了这个机会是另一个问题。不错,在一九七一年它的内部问题削弱它的谈判力量的程度比人们预料的要大。可能存在某种感到不满足的想法,但这种纪录并不象派普斯教授所认为的那么糟糕。例如,他声称,缓和已提高了俄国的威望,缓和使苏联能够“打碎包围着它的联盟圈”,并使它能够“在中东部署强大的力量”,所有这些说法都是不符合事实的。
    他还说了人们很熟悉的这种胡话:赫尔辛基会议在某种程度上“使俄国对其他东欧国家的征服合法化了”。他应该读一读赫尔辛基会议文件,这些文件讲的是一种不同的情况。总之,看来,诡诈的俄国人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而且,他太容易把不存在的成就或把西方的一些大都是因国内原因造成的问题归功于他们。
    但是,必须把他看作是提醒人们注意下述一点的很有价值的人物:俄国人的确是一种具有不同的价值和愿望的与别人差别很大的人,几项贸易协议和在电视屏上出现的几次礼仪上的握手是不可能改变他们的价值和愿望的。


    【路透社汉堡九月十七日电】西德《明星》周刊今天说,驾驶本国最快的战斗机逃跑的苏联驾驶员,是被一个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的奥地利工程师说服而叛逃的。
    《明星》周刊说,日本当局在本月早些时候在米格—25“狐蝠式”在机场着陆之前十一天就得到这位驾驶员可望抵达的消息。
    《明星》引用西方的可靠人士的话说,那位奥地利工程师是在一九七四年八月,在一次关于空间和高空飞行的东西方座谈会上第一次与这位驾驶员别连科接触的。这次座谈会是在苏联亚美尼亚共和国的扎基卡佐尔举行的。
    这家杂志没有讲这位奥地利工程师的名字,据说,他代表美国中央情报局接触了别连科。
    这家杂志说,别连科曾打算使这架米格机在阿拉斯加或在日本的一个空军基地降落,可是飞机的燃料不够了。
    这家杂志说,别连科带有中国军事据点的详图。
    《明星》对别连科被人招募和最后的叛逃作了这样的叙述:
    这位奥地利人两年前在这次座谈会上同别连科进行接触是没有什么困难的,因为这位俄国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选择作为可能叛逃的三个米格—25驾驶员中的一个。
    别连科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作为一名有经验的驾驶员,他属于制造米格—25的生产人员。但是,他作为候选人的主要原因是他同他的上级军官有争论。
    这种争论在他叛逃之前不久就使他受到违纪审讯。他在审讯中被指责“过度奢侈”。对他的处罚是派他到西伯利亚的一个基地去。
    从这时开始,他的叛逃只靠寻找有利的机会飞离他的“僚机”——同他一起飞行的并驾驶着同样快的飞机的苏联驾驶员。
    他是在离日本海岸约一百五十公里的地方进行巡逻飞行时采取这个行动的。
    他使他的引擎灭火,并表明他的飞机有毛病。他的“僚机”按照例行作法行事,即在他上面往返飞行——这种作法很快就把燃料用完了。
    然后别连科很快打开他的米格机的风门,从他的同志的监视中逃跑。


    【法新社伦敦九月十七日电】据此间今天消息,美国和苏联两国的海军竞相从北海海底打捞一架F—14“雄猫式”战斗机,这个竞争继续在苏格兰沿海进行。这架战斗机是本周早些时候起飞时从美国的肯尼迪号航空母舰上掉下去的。
    据说,“雄猫式”战斗机及其装备的某些性能是高度机密的。


    【路透社东京九月十八日电】(记者:伊恩·麦肯齐)消息灵通人士今天说,九月六日在日本北部的函馆机场着陆的苏联米格25飞机并不象人们以为的有点类似于“有人驾驶的火箭”那样先进。
    这些人士说,有一点最大的令人意外之处是,这种飞机没有在紧急情况下把飞行员从机舱弹出来使他好用降落伞安全降落的弹射装置。
    这些人士说,米格25的引擎极好,苏联人在制造机翼和机身用的合金板方面,其冶炼技术水平很高,但是他们说,电子设备“相对来说并不先进”。
    他们说,飞机上的马赫计表明这种飞机的速度最高为三马赫——每小时大约三千六百四十八公里——但是超过二点八马赫以上有一个红色的危险标志。
    这些人士说,这种飞机装有四枚导弹,但是没有炮。当它在函馆着陆时,机上没有带武器。
    他们说,这种飞机不是战斗轰炸机,而纯粹是截击机,而且机动能力差。
    他们还说,当别连科着陆时,他所带的地图上仅仅标出了苏联在远东的机场。
    消息灵通的观察家说,这种飞机看来不会对日本的安全构成以前以为的那么大的威胁,虽然就其速度和航程来讲仍然是一种可怕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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