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法国《巴黎日报》八月二十三日以《暑假后的四大发愁的问题》为题，发表西尔万·古兹的文章，摘要如下：
不管将来谁进马提翁大厦和财政部，他们都将遇到一系列经济问题，这些问题彼此或多或少紧密地联系着，使得要在今秋确定一项经济政策成了一件真正伤脑筋的事。未来的财政部长将在他的办公桌上发现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干旱、通货膨胀、法郎、对外贸易等问题。干旱：一个意外事件花费很大在经济方面遇到的所有困难中，今夏的灾难性干旱所直接引起的困难，就其性质本身而言是很难预见到的。七月间，总统便警告舆论界，要它提防这一灾难的经济后果。
干旱的主要代价，都由农民、特别是畜牧者承担了。损失的估计随着人们向政府汇报还是向行业组织汇报而有所不同：六十亿法郎或一百五十亿法郎。然而，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必须找一笔钱，很多的钱，用来对受旱灾者“实行全国支援”。
到哪儿去找这笔钱呢？在这方面没啥绝招；要么在这笔已经很大的费用上增加预算赤字，要么通过发行债券的办法求助于储蓄，要么最后一招，要求最富有的纳税人作出额外的努力。
采纳第一种设想的可能性很小，这恰恰是因为财政方面的亏空已经很大了。采纳第二种设想也没有更多的可能，利用储蓄来补偿农业经营者的损失，实际上也有不利之处。
因此剩下就靠捐税了，但还未最后确定下来。然而人们正在研究一种追加税的办法，这种追加税可能是累进的，专向那些已经缴纳了五千多法郎的所得税的纳税人征收。然而，这样一种措施可能引起干部们的不满，职工总联合会主席夏庞蒂埃认为，这些干部“不愿只由他们作出牺牲”。
通货膨胀：首先要制止价格和工资的竞赛不管官方专家们对当前的通货膨胀作了多么明确的分析，政府负责人最近竭力提出一个说法：“正是名义工资收入的过分增加是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因此，人们可以预料工资收入政策未来几天将恢复其试探作用：使价格上涨百分之八，使工资提高百分之十（年速度），这将是政府的目标。
不过，为了实施这样一种政策，社会伙伴的同意，虽不说是合作，但是必要的。人们可能想用希拉克在七月末大肆宣布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来强制雇主照办。惩罚或相反地在贷款方面给予优惠，可能是这样一种政策的工具。
反通货膨胀的斗争也是要使一九七七年预算计划平衡的原因之一。象平常一样，首先，集体装备要在这项节约预算中付出主要代价。
在几年来这些装备受到牺牲的情况下，这样做本身就是严重的。这样做也可能破坏公共工程部门和更普遍言之破坏依赖国家订货的各部门的复苏势头。
最后，制止价格上涨的必要性，将导致当局决定在贷款方面从严掌握。在下半年，贷款的总的范围将紧缩。货币一般地说将更值钱——即使这只是因为法国银行为了货币的原因而奉行高利息政策也罢。最后，在春季已经受到制裁的消费品分期付款办法，将更加困难。法郎：间接地对付跌价在出现了法郎在美元、马克、瑞士法郎面前大跌价的灾难性的一个月（七月中旬至八月中旬）之后，人们目前估计会有某种稳定。但是，至少必须捞回一些失掉的地盘。为此，迄今为止官方的一个理论是，应该间接行事。“请你们为我们好好节省，我们就给你们搞一种好法郎”。上层人士正是有点像是这样来看待这场震撼我们货币的货币危机的。
因此，除了货币发生新的意外情况以外，谈不到恢复对汇兑的控制或对汇兑市场有一个更加积极的干预政策的问题。对外贸易：不可避免的逆差七月底，法国从今年年初以来从国外买进出口货物入超五十五亿七千八百万法郎（约合十三亿六千五百万美元）。在渡假之前，估计下半年至少应是平衡的，这可能把全年的逆差限制在五、六十亿法郎。法郎对美元（我们主要用美元进口石油）和马克（联邦德国是我们的头号供应者）跌价，这就改变了预计。除非恢复法郎价值，否则就必须预料至少出现一百亿法郎的逆差（约合二十一亿二千万美元）。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八月二十一日发表社论，题为《福特发动攻击》，摘要如下：
福特总统接受提名的演说是一篇政治杰作。同里根州长很有技巧地发表的简短的附言式讲话一起，它使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雄辩的词藻方面达到了有效的顶点。
总统阐述了三个主题，这些主题可能成为他的竞选运动的基本格局。他没有点尼克松的名而追述了福特政府在两年前开始执政时所存在的那些阴暗情况，并把自己勾画为使政府恢复了正直和坦率的一位正派人物。
最后，福特先生把自己与杜鲁门联系起来。杜鲁门是以前的一位总统，他与反对党控制的国会不和，在开始进行全国性竞选运动时，民意测验和报纸也都说他在竞选中要失败。福特争论说，全国的差不多每一个未解决的问题都要归咎于由民主党控制的顽固的和不负责任的国会。
从其广泛的构想来说，这种论点在政治上是正当的，如果福特总统能够保持他在接受提名演说中达到的水平，他一定会在十一月为自己获得选票。但是，如果从事实和理智的角度来研究而不是从其政治效果来研究这些主题，那么这个论点的许多弱点就立即昭然若揭。例如，总统充分利用在职总统的有利条件而争论说，他提出的是成就而不是诺言，但他接着提出了他自己的一长串令人眼花缭乱的诺言，包括在一九七八年使预算平衡，减少所得税，恢复充分就业。
对国会进行的猛烈的、杜鲁门式的攻击攻得好，但是没有对美国老百姓的需要表示关心的记录可言。而且，他对国会的具体批评有一些显然是很差劲的。
福特总统处于很大的政治困难之中，因为在作了英勇的开端之后，他在过去两年中未能为国家提供强有力的领导。他令人惊愕地选择了参议员多尔这个党派性强、成就不出色的人作他的竞选伙伴，是说明福特的眼光和判断力的局限性的最新例子。一篇强有力的演说抵消不了这种错误和失去的良机，但它的确表明，福特总统在处于最好状态时能够成为一位有效的竞选者。如果民主党人不认识这一点，他们将面临艰巨的战斗。
【路透社维也纳八月二十二日电】摇摆音乐在共产党国家的音乐界曾经是不受欢迎的东西，而现在则迅速变成受人尊敬的时髦玩艺儿。
东欧国家文化界的大多数官员对于留长发、穿奇装异服和演唱嚣闹的音乐采取容忍态度了，虽然仍持怀疑目光（主要是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
在意识形态方面处于前线的东德，共产党领导人十分清楚赶时髦的人们的潜在力量，因此对他们加以控制。
虽然边界封锁，但是东德各地几乎都可以看到或听到西德的电视或广播节目，因此东德人早就认为，最好是使年轻一代的兴趣适应摇摆音乐，这比压制要好一些。
其结果是，摇摆音乐在当局的监视下流行起来。
当局特别选拔了一些团体，让它们接受演出和马列主义的训练。
如果他们达到一定的标准，就可以获得证书，在大型舞厅、音乐剧院和夜总会公开演出。
其收入取决于演出者所达到的官方级别。“一级”独唱者一夜的收入可达一百三十马克（四十四美元）。如果他升到“三级”，收入可以增为三倍。
东德最流行的一派的服装，当地共产党报纸斥之为，“蛙人和科学幻想小说的奇异混合”。
一九五八年的一项法律规定，演出者的节目百分之六十必须是非西方节目。
匈牙利的气氛比较自由化，摇摆音乐统治和流行音乐界已有十年之久。在这个一千万人口的国度里，登记注册的专业性摇摆音乐团体有一百七十六个，业余的至少有六百个，其中一百个在布达佩斯。
“奥米格”和“火车头”这两个主要的摇摆乐队，其唱片各销售了约二百万张，它们都到苏联、美国、欧洲各国、日本和印度尼西亚演出过。
“奥米格”乐队是去西方的第一个匈牙利乐队，它在一九六八年到英国访问演出。
时髦的超级明星按当地标准来说是富有的，不过同他们的西方同行比较起来则算不了什么。
最近在体育场举行的一次有一万名观众的音乐会，“奥米格”每个成员收入一千五百福林（不到一百美元）。
人们抱怨的一个条件是匈牙利制造的设备太差，大多数乐队在国外演出时用自己的收入购买设备。
露天摇摆音乐会目前在夏季流行于布达佩斯。当局不赞成留长发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作为摇摆音乐的前辈的爵士音乐在匈牙利更是根深蒂固了。一九六五年以来，它就在一个音乐学校设立自己的系。其课程也包括摇摆音乐。互相争高下的斗争是很激烈的。
波兰是爵士音乐在东欧的大本营。音乐事业兴隆一时。象切斯瓦夫·涅门这样一些大演出者，其唱片销售量数以百万计。
涅门既是歌唱家，又是作曲家，三十来岁。象他这样的专业音乐家都参加了波兰爵士音乐协会，后者负责社会保险、甚至退休金事宜。因此可以无后顾之忧。对于留长发，文化官员也不再管了。
在捷克斯洛伐克，当局还不容忍非正统的音乐和生活方式。爵士音乐和一般流行歌曲可以演唱，但是在六十年代盛行的那种摇摆音乐则被取缔。一些非正统音乐家和艺术家由于“流氓作风”而将受审。
三个捷克青年由于允许在一个青年俱乐部演出非正统音乐而被判三十个月的徒刑。广播电台和舞台上不再有摇摆音乐了，这是一九六八年华约入侵以后在文化方面进行镇压的一部分。
苏联的流行音乐发展情况不一样。
头发留在领口以上的干净整洁的年轻人仍然哼着得奖的爱国歌曲，如《我永不离开共青团，我将永远年轻》。
牛仔裤受到鄙视，爵士音乐也是如此。西方的唱片如《超级明星耶稣》在黑市卖价很高。
主导的趋势是歌颂爱情和美丽的民歌，配着西方音乐并有鼓和电吉他伴奏的一种奇怪的大杂拌。可以说明这个堡垒正在垮下来的一个新趋势，是电台每周有三十分钟的节目播送西方最流行的音乐《走遍全球》（它甚至以滚动的石头为主题），其目的显然是要把年轻听众从西方电台的音乐节目中吸引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