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曼彻斯特联合导报》八月十六日在《每周一书》的栏目中刊登沃尔特·克雷斯的一篇书评，题为《投降并发症》，《探索基辛格的政策》，摘要如下：
在苏联的独裁政权同美国的关系中，随着基辛格这位卓越的和平战士的出现曾有过一段欢快的时期，但是在使人清醒的现实的光芒之中，已经早已烟消云散了。
至今仍然容易上当受骗的美国公众的很大一部份，已开始认识到在同苏联独裁政权打交道时不可能和平共处。
许多长期闭眼不看现实的追求和平的人已经痛苦地看清楚，即美国决不能再有这样的一位总统，他声称相信，在实现任何目标方面都可以得到苏联的充分合作，而不会使世界变得软弱和平安得为苏联共产党所征服。
正如《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伏击》一书的作者那么敏锐地指出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德黑兰和雅尔塔进行了试验，没有成功；杜鲁门在波茨坦进行了试验，没有成功；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和巴黎进行了试验，没有成功；肯尼迪在维也纳进行了试验，产生了一九六二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尼克松在莫斯科和华盛顿进行了试验，得到的收获是灾难性的缓和与对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背叛；福特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首脑会议上进行了试验，得到的是隐藏着轻蔑和卑鄙的圈套的伪善欢迎。
鉴于这些历史事件的实际情况，施拉弗利和沃德认为，美国在二百周年纪念时所面临的危机并不是技术方面或者甚至是资金方面的危机，而是领导方面的危机。
本书作者认为福特总统是一个被手下人牵着鼻子走的国家首脑，因而致力于继续执行使美国“在战略上下降到劣势地位和使美国搞缓和的政策。”
作者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知道，任何总统都会犯错误。但是我们坚决认为，这些错误至少是他个人的错误。”
施拉弗利小姐以在她的其它的著作中所使用的同样严厉的言词谴责基辛格患有一种“投降并发症”。
她写道：
“只要我们有一个驾驭着制定美国总战略的易于投降的失败主义者，当然我们就不可能重建对我国的生存极为重要的战略威慑力量。”
她又说：“要是他能够继续用欺骗的办法使总统和人民相信，我们并不需要新的战略力量，而且即使我们去生产这种力量也不可能及时得到，那么我们也不可能希望生存下去。”
为了证实对基辛格的“投降并发症”的指责是有根据的，她引用了最近退役的海军作战参谋长、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埃尔莫·朱姆沃尔特将军所说的基辛格在一九七○年对他说过的话。
朱姆沃尔特在他写的《在岗位上》这本书中，透露了他对同国务卿进行过的一些机密谈话的追述。
据说，基辛格曾经说过：“美国的全盛时期过去了，今天是苏联的全盛时期。我作为国务卿的任务是通过谈判争取到现在可以达到的、最容易被人接受的二等地位。”
两位作者认为，美国人民确实需要知道，对基辛格的这种指责是否确凿，这是生死攸关的事。如果这种指责证明是错误的，那么他有公开免除对他的这种指责的权利，即他故意使美国从具有压倒优势力量的地位下降到濒临于战略上投降的边缘。
但是，如果这种指责是正确的，即基辛格过去一直而且现在继续故意通过秘密谈判，取得一种会使美国在苏联最后通牒面前投降的军事劣势地位，那么这种背叛出卖行为不光危及我们的自由、生命和命运。西方的文明将被毁灭，世界各处的自由和宗教也将被毁灭。
施拉弗利和沃德认为，这个问题应当向全国全面披露，国会应当进行一次不受挑战的客观调查。回答基辛格是否说过这种有投降思想的话对我国的生存来说是重要的。两位作者认为，这件事在报纸上刊登的标题应比水门事件大，占的版面应比水门事件多得多。
书中说，“尽管水门事件威胁到我们曾经是神圣的荣誉，但是它没有威胁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命运以及美国的独立。”
书中有力地指出了这样一点，即不论是基辛格是否像指责的那样说过这些话，还是说过差不多的话，在过去八年中，美国在同苏联的关系中丧失了战略力量是一个既成事实。
他们写道：“现在的问题是，基辛格这样做会不会是故意的。”
两位作者说，一九七五到一九七六年报纸上刊登的二十几篇文章证实了基辛格的悲观主义或失败主义，并证明朱姆沃尔特将军所说的他同基辛格的谈话的内容大概是可靠的。最有权威的一篇文章是基辛格在华盛顿的最亲密的朋友约瑟夫·艾尔索普撰写的。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八月二十一日刊登赵浩生在纽约“关怀震区大会”上的演讲，题目是《战天灾，除人祸》，摘要如下：
今天纽约区的中国人因为关怀中国冀东地区的地震，大家自动的到这里聚会，这个聚会有三个目的：第一是向受灾人民表达我们的慰问，第二是向抗震救灾的英雄献上我们衷心的敬意，第三是揭穿少数幸灾乐祸的民族败类企图趁火打劫的阴谋。
当我们听到冀东发生强烈地震的消息时，我们对灾区生命财产的损失感到关怀，但绝没有悲观绝望的感觉，因为每一个对新中国有正确了解的人都知道，今天的中国已不是二十多年前的中国。二十多年前，英勇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大陆上扫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人祸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但历经天灾战无不胜，并且以人定胜天的坚强意志主动的向大自然挑战，为害千万年的黄河，飞沙走石的戈壁沙漠和喜马拉雅山的世界最高峰，都被英勇的中国人民征服了。中国人民更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粉碎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击败了社会帝国主义的控制。这一切都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善于战天灾、除人祸完全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中国人民，应付这次冀东地震是绰有余裕的。
我们读到许多自灾区撤退出来的外国记者、外宾的报道，他们对中国人民的英勇、镇定和高度组织性、纪律性，没有一个不表示由衷的敬佩。
从地震的消息传到美国的那一天起，我们就不断从电视上看到从容移住到室外的北京居民，十三陵水库上广大强壮的抢修队伍，护士怀抱中的新生婴儿，堆积如山的救济物资和慰问团与受灾群众的亲情相聚……。这使我们想起旧中国每逢灾害饿殍遍野，一片废墟的悲惨景象，如此新旧对比，面对着电视上的动人画面，使我们激动得禁不住的热泪滚滚。作为一个身在海外的中国人，我们怎么能不为祖国的强大和人民的英雄气概感到骄傲呢！
但是想不到逃到台湾的那一小撮人祸余孽竟把这次震灾当作天赐良机，大搞其幸灾乐祸的反共宣传和趁火打劫的敛财活动，这实在是卑鄙污浊无耻之极。
蒋政权统治大陆期间，贪官污吏横行霸道，因而有“中华官国”之称。加上十年九荒，灾患频仍，又被叫作“中华灾国”，如此天灾人祸，互为因果，人民生活水深火热。以我的老家河南为例，就有水、旱、黄、汤（恩伯），外加蝗虫和各种瘟疫年年为害，就水灾说吧，蒋政权年年嚷着治黄、导淮，可是我们住在黄河淮河边上的人，却没有一年不遭水灾。我在开封读书的时候，黄河发水，当时河南省主席刘峙准备好飞机逃走，山东省主席韩复渠竟秘密派兵到河南掘堤，企图水淹河南，保住他山东的地盘。蒋介石的“气魄”更大，抗战期间，他竟下令炸决黄河花园口阻挡日军，结果日军没挡住，华北数省都被黄水淹没，千百万同胞惨遭溺死。
蒋政权的官员还有一个普遍的特性，就是见灾心喜。正象他们擅于发“国难财”“接收财”一样，他们也擅于利用灾害发“赈济财”。一有灾荒，他们不管灾民死活，先搞募捐运动、义务戏、赈灾捐、救济税，名目繁多，最后都进入贪官污吏、奸商、恶霸的私囊。这和华国锋总理带领的慰问团与灾民亲人般打成一片的动人情况，真是两个世界。
更可耻的是，蒋政权擅于利用灾害向外国——特别是美国乞讨，甚至不惜工本和外国广告商签下合同，把灾情、灾民和灾区惨不忍睹的新闻、照片以最乞怜哀告的文字写出发表，象“一块钱，一条命！”的口号，把中国人命形容得贱如草芥。这种年复一年的宣传，使外国人认为中国人个个都是乞丐、难民，外国人因而又给蒋政权加了一个新的封号叫“中华丐国”。这种叫街似的自虐宣传，引起外国人的施舍，出卖民族自尊的蒋帮官员就本利兼收大发洋财。
蒋帮除了擅于向外国乞讨外，华侨也一向是他们借灾敛财的对象。他们平时对孤悬海外的华侨不闻不问，一要捐钱就想起华侨。华侨虽然求生不易，但为救国捐钱总是有求必应，蒋帮就利用这种乡土之情百般敛财，于是救国、救灾、祝寿、献机、公债、奖券……花样无穷。如此沿袭下来，捐钱救国就成了华侨的一种传统。这次冀东地震，华侨闻讯立即自动要求捐款，但发现祖国的政策是自力更生，对大家的好意心领婉谢，许多华侨不免感到若有所失。
但是倘若我们冷静的想想，就会发现华侨捐钱救国的传统思想虽然没有变，但是我们的祖国可变了！今天的祖国，是只令我们爱，而不需要我们救了。今天的祖国繁荣强大，给华侨带来的是荣誉和自尊，不再使华侨感到羞辱难堪，不再把华侨当作政治本钱和摇钱树了。这，不正是华侨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祖国吗？！蒋帮的反共宣传说拒绝外援是违反中国“传统”，这是他们乞讨成性的传统，不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中国的传统，我们要打破这个无耻的传统，作一个可以挺起腰杆子的中国人！
蒋帮宣传中最荒唐的一点就是说这次地震是“天意”，这实在要让人笑掉大牙。任何人都知道，地震是一种自然现象，地球上每年大大小小要发生五十万次的地震，中国最早的史书和文学作品中有很多记载。蒋帮如此嚼舌，足以说明他们自觉“气数”已尽，只有“天”可以救他们了。
冀东地震发生后，蒋帮在各方面都充分显示出其幸灾乐祸的心情。幸灾乐祸本身，就是一种最无耻最没有出息的表现；但蒋帮的心情并不只此，更重要的是，蒋帮感到，他们唯一的靠山美国的风声不好了，他们已经看出，今天在美国，多数人都认为中美邦交的正常化势在必行。这情势使他们心惊胆怕，昼夜不安，忽然听到冀东地震，就如天降良机立刻大肆渲染，借此压惊壮胆。
今天蒋帮的处境是：对外，不论他们如何摇尾乞怜，美国要和中国建交，非要抛弃蒋帮不可；对内，不论蒋帮特务如何镇压控制，台湾同胞一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伟大英雄的中国人民善于战天灾、除人祸，冀东的地震算不了什么，逃到台湾去的那一小撮人祸余孽更不堪一击。台湾一定要解放，祖国一定要统一。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同胞会满怀亲情伸出他们的双臂，迎接自己的骨肉兄弟到大陆上去，尽情的周游壮丽强大的祖国，参观更繁荣更美好的冀东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