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英国《泰晤士报》八月三日刊登朱利安·艾默里的一篇文章，题为《西方在东欧寻找盟友的一次机会》，摘要如下：
洛德·卡林顿和我作为社会主义统一阵线的客人最近在罗马尼亚进行了访问，我们曾同齐奥塞斯库总统，他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以及外贸部副部长进行了长时间的友好会谈。
我们自己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罗马尼亚在多大程度上独立于莫斯科？
罗马尼亚是华沙条约组织的正式成员国，但是齐奥塞斯库拒绝参加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并公开谴责这一入侵。在罗马尼亚没有苏联军事人员。从苏联到保加利亚，要在罗马尼亚过境，过境手续是严加限制的。的确，罗马尼亚的军事演习似乎主要是针对罗马尼亚的华沙条约组织邻国和盟国而搞的防御训练演习。意味深长的是，新国防部长进行的第一次出国访问是到英国。
罗马尼亚人还是经互会的正式成员。但是他们坚决反对苏联要他们集中发展附属工业的压力。相反，他们实行了一项规模宏大的旨在加强他们摆脱苏联而独立的工业化计划。
与不结盟的南斯拉夫的友谊是罗马尼亚政策的中心支柱，毫无疑问，罗马尼亚在最近南斯拉夫亲苏地下组织领导人达普切维奇被绑架一事中与南斯拉夫串通一气。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一起努力寻求与希腊和土耳其取得更深刻的谅解，并希望缔结一项巴尔干条约。在这个问题上，保加利亚政府被认为是主要障碍。
罗马尼亚还高度重视它同中国的友谊。最近对中国的访问给我留下清晰的印象，即中国人对齐奥塞斯库予以高度评价。
据料，在我们离开时，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要抵达罗马尼亚。所有这些，使罗马尼亚在中东建立了单靠它的力量难以建立的影响。
罗马尼亚人并不象波兰人和捷克人仍然害怕德国那样害怕北约。苏联帝国主义被看作是首要危险。人们认为苏联国内有真正赞成缓和的力量，只要是把缓和作为改进苏联技术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手段。但是这些力量能否战胜武装部队、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党的“机构”的根深蒂固的利益呢？在布加勒斯特看来，后面这些力量是更加强大的力量，并且只能以保持紧张局势和谋取扩张来为它们的特权辩护（或为它们的罪行辩护）。
苏联帝国主义的这种内在动力还掺杂了莫斯科的病态恐惧（它害怕苏联边界上的意识形态异端会扩散到苏联国内的各民族中去）。确实，人们广泛地认为，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决定是按“省长”谢列斯特的意见作出的，这个意见是，如果杜布切克的“异教”被允许越过边界的话，他（谢列斯特）就难以担保乌克兰。
罗马尼亚和苏联有一条漫长的共同边界，齐奥塞斯库迄今已下决心不使苏联人担心他是意识形态传染病的根源。这就是罗马尼亚人之所以在国内实行严格正统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在履行赫尔辛基会议人权条款方面进展很少的一个主要原因。
即使这样，困难还是有的。最近，一项允许小本商人在更多自由的法令刚刚颁发，就立即遭到苏联的反对，说这是“意识形态上的异端”。这项法令没有废除，但也从未实行。
罗马尼亚官方的说法是，再出现另一个捷克斯洛伐克目前将是不可想象的。在欧洲共产党柏林会议上，铁托总统和齐奥塞斯库总统在迫使苏联人承认——起码是在字面上承认——各共产党有权走它自己的道路，不受任何中心的控制方面获得了重大成功。
然而，在我们谈话过程中，我们很快地得知，他们倒是真的担心苏联的打击。
所以，归根结蒂，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独立，当然还有中国的独立，取决于他们的实力和西方阻止苏联帝国主义并帮助这些国家发展经济的意志。布加勒斯特是怎样看待西方的呢？
罗马尼亚人指望欧洲共同体来对抗任何关于欧洲势力范围的概念。但是，我们发现有一种更深的忧虑心情。罗马尼亚的政策支持各处的“民族解放运动”。然而，他们对西方未能阻止苏联和古巴在安哥拉进行“殖民主义侵略”这一情况显然感到担忧。美国和欧洲保卫它们自己的利益的决心有多大？更不用说保卫小国的权利了。如果西方缺乏实力或意志力，如果让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这样的国家重新陷入苏联的控制之下，那么，就象多米诺骨牌那样，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必定会回到莫斯科的怀抱，尽管布加勒斯特现在认为它们要求独立的意愿是真诚的。
另一方面，如果西方表现出有遏制苏联帝国主义的必要决心的话，那么，一种现实的前景将是，莫斯科帝国可能象它之前的不列颠帝国那样演变成一个由独立国家组成的联邦，“一国决不从属于另一国”。
【南通社巴黎八月三日电】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一书记托·日夫科夫对《世界报》主编谈到保—南关系时还说：我们之间存在着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难以解决的问题，这并非秘密。其实，欧洲所有国家或者说欧洲几乎所有邻国之间过去和现在都有过或存在着这类问题。这些问题很难解决。但我们希望，我们同我们的南斯拉夫邻邦能找到双方都接受的、既符合历史情况又符合现实情况的解决办法。
【德新社波恩八月八日电】据联邦新闻局今天在这里公布的西德总理施密特接见苏联周刊《在国外》记者的谈话说，施密特认为，去年签订的赫尔辛基会议最后文件已导致了实际的合作。
这位德国领导人认为这一点和最后文件已成为在各种国际场合进行讨论的重要问题这种事实是“令人鼓舞的进展”，虽然从包括在最后文件中的可能做的事情来看，这只是一个开端。
施密特指出，最后文件要求在经济事务、环境保护、自由交流情况、家庭团聚、文化交流、旅行和不同国家的公民结婚这些方面进行密切的合作。
【合众国际社波恩八月八日电】法国外长索瓦尼亚格星期日（八日）说，西方国家在去年召开的关于欧洲安全与合作的赫尔辛基会议上没有作出任何让步。
索瓦尼亚格对一个电台记者说，他认为具有重大意义的是，“三十五国缔结了规矩行动的准则，过低和过高地估计缓和政策都是不对的。我认为我们在赫尔辛基会议上并没有作出任何让步。”
他说：“缓和政策没有替代办法。我们对这个问题必须采取清醒的看法。”
有人说克里姆林宫一直利用赫尔辛基会议的结果来加强其在欧洲的势力，他称这些说法是“错误的”。“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并没有证据来支持它。”
但是索瓦尼亚格说，缓和政策在东方也受到了批评。
索瓦尼亚格说，他认为法国议会不会阻挠批准拟议中的欧洲议会的直接选举。
【本刊讯】英国《卫报》八月五日刊登维克托·佐尔扎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当苏联小汽车产量迅速增加时，克里姆林宫重新争辩一个老问题，即什么是资本主义式的地位象征；俄国人对西方式的拥有小汽车的上层人物感到恼火》，摘要如下：
克里姆林宫似乎正在重新考虑私人小汽车在苏联的地位问题。过去五年内出现的小汽车产量的迅速增长率目前正在降低。
莫斯科重新提出了赫鲁晓夫当权时期争论过的问题，即小汽车的私有制是否与苏联的制度相容。但是克里姆林宫也不能不考虑到要求拥有小汽车的人们的压力，因为这些人是上层人物，他们的政治忠诚是克里姆林宫所必需的。
赫鲁晓夫的继任者要求经理阶级更努力工作，因而给这个阶级提供了拥有小汽车的机会作为奖赏。在莫斯科和遥远外地统治苏联的政界上层人物也可以得到同样的奖赏。
在赫鲁晓夫垮台以后，柯西金总理曾问道，不让工业管理人员得到享用小汽车的机会，对不对？他的回答是同菲亚特公司签署了合同，建造苏联最大的汽车厂。
从一九七○年到一九七五年，苏联小汽车产量几乎增加了三倍。
研究东西方问题的英国《研究》季刊最近一期登载了一篇文章，全面分析苏联对私人小汽车的态度，该文估计，到一九八○年，苏联私人小汽车的数量将大致相当于美国一九二○年前后的水平。
在莫斯科召开的讨论小汽车前途的会议上，有些专家重新提出了赫鲁晓夫关于大量出租小汽车的主张，另一些专家则为私有制辩护。在苏联社会学杂志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中，露骨地暗示了最根本的社会政治问题，即那些被允许拥有小汽车的人们的特权地位问题。一位与会者谈到了西方提出的警告，即拥有小汽车的人和没有小汽车的人之间会重新出现阶级斗争。
虽然苏联社会学家们受到告诫，不要谈论在政治上有爆炸性的题目，所以对待小汽车问题的态度是非常谨慎小心的，可是工业界的某些头目却显然感到不那么受约束。
制造苏联菲亚特型小汽车的伏尔加汽车厂的最高级官员之一，去年在莫斯科一个刊物《经济与工业生产组织》上提出了一种论点，主张苏联允许用分期付款的办法销售小汽车，因为只有高工资的人
——也就是苏联上层人物——才能够用现款买小汽车。他首先考虑的大概是经济，而不是社会公正。
莫斯科所吸取的一个教训是：如果迅速增产小汽车而服务设施和公路却没有类似的增长，那就会带来一些问题。一个人买了一辆小汽车，也许感到很自豪，但是莫斯科商业通报去年发表的一篇报道透露说，将近一半的私人小汽车拥有者都不得不在黑市上购买零件。社会学杂志的报道说，在春季，百分之七十的公路都由于泥泞不堪而无法通车。
苏联显然还要走很长一段路程才能进入汽车时代，如果说它确实是朝这个方向发展的话。莫斯科肯定知道西方由于私人汽车迅速增多而付出多大代价，所以它急于避免同样的错误。
但是在苏联放慢私人小汽车增长速度，就是限制上层人物对小汽车的享受。上层人物的挥霍浪费正在导致社会关系的紧张，而且可能造成政治性的问题。享受不到特权的人们的不满情绪，已经有所表现，例如划破一些小汽车的轮胎，有时在莫斯科一些后街停放的小汽车上面涂写骂人的标语，就象在西方某些挥霍浪费的城市里所发生的情况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