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澳大利亚《先锋报》七月二十二日发表题为《同两个超级大国作斗争，但是重点必须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文章，摘要如下：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逼得我们在反对两个超级大国和争取澳大利亚独立的斗争中，不得不把重点放在它身上。这是革命的澳大利亚人必须承认的一个客观事实。
过去，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反对美帝国主义。随着英帝国主义势力在澳大利亚的衰退，美帝国主义的势力就大举打入澳大利亚，并在澳大利亚生活各方面都处于控制地位。在当时的情况下，把美帝国主义当作主要敌人是对的。
澳大利亚当前的情况是，澳大利亚是一个正在走向独立的第二世界国家。澳大利亚的国家权力掌握在美帝国主义手中。但是美帝国主义正进入衰退时期。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这种衰退，衰退相当迅速。新冒出来准备赛过美帝国主义的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认为澳大利亚人民目前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这种旧的概念再也不能成立了，因为这是静止地看问题。现在正确的态度是重点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这完全是因为美帝国主义日趋衰退，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要取而代之的倾向已经很明显了。如果说我们应该不分重点而对这两个超级大国同样进行斗争，这也是不对的；这与客观现实和我们基本任务的制定也是相违背的。
反对两个超级大国——重点是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问题引起了若干其他问题，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澳大利亚共产党人》杂志最近说，我们即将有一些奇怪的伙伴，我们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以及如何联合他们吗？我认为我们知道如何保持我们对他们的独立，但是，在如何团结他们方面，我们就比较差了。例如，如果反对苏联扩张的情绪是由于反共态度所促成时，我们还欢迎这种情绪吗？人们对此是有些犹豫的，因为看不出其运动和变化中的真实情况。如果我们掌握了唯物辩证法，那么我们就能好得多地解决在联合阵线内保持我们独立的问题，既不左也不右。
在历史上的每个关键时刻，都必须动员能动员起来的一切力量来反对主要敌人。
安东尼同弗雷泽对抗并强调必须保护和发展同社会帝国主义的贸易——甚至建议把我们的铀卖给他们，安东尼起的是什么作用呢？
我们必须确实牢牢地把握住这样的事实：背叛者阶级的本质是出卖国家。否则，我们就会低估苏联进入澳大利亚的危险。
当前，国内国外形势大好。我们完全能开展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把侧重点放在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上。我们将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人。努力研究实际问题，提高斗争水平！
【美联社安卡拉七月二十四日电】土耳其报纸星期六都以最显著的地位，头条新闻标题报道土耳其海洋研究船“霍拉”号起程开赴爱琴海的消息，爱琴海目前是土耳其和希腊因石油勘探权而闹不和的地方。
《自由报》在第一版实际上已占了全版的一幅这艘海洋研究船的图片上宣称：“霍拉来啦！”《最后消息报》的标题是《愿真主为你开路》。
希腊已经作出威胁，如果这艘船在爱琴海侵犯了希腊认为是它的权益，就会用武力消灭它。土耳其的答复是，他们将对任何干涉这艘船的任务，给予以牙还牙的报复。
土耳其专栏作家埃利尔在星期六写道：“霍拉号所要达到的主要结果，是使希腊认识到他们不能把爱琴海变为一个希腊湖，并迫使他们到会议桌上来。
“如果能以不发生武装冲突来了结是最好的，土耳其人民并不想要战争。”
《国民报》专栏作家伊辟克施在纪念洛桑条约五十三周年的文章中，表示了一种意见：由这一条约建立的爱琴海的平衡已被推翻。
洛桑条约签定于一九二三年，承认土耳其现在的边界，爱琴海北半部的海岛在它们保持为非军事化的条件下转让给希腊。
伊辟克施说，希腊不单只违犯了这一条约，集结部队及军备在这些海岛上，而且还以这些海岛为基础制造了今日的大陆架和石油勘探权的争端。
【本刊讯】美《纽约时报书评副刊》七月十一日刊登詹·蔡斯写的一篇文章，评乔治·鲍尔所著《拥挤的世界的外交》一书，题为《对代表大会的看法》，摘要如下：
在争夺下届国务卿的几次竞争中，鲍尔仍然在大力进行活动。鲍尔曾担任过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的副国务卿，并且被认为是约翰逊政府中反对越南战争的首要分子，他现在是对外政策部门最能说善辩的成员之一。他很容易被人看作是一位政界元老。鲍尔不但善于思考，而且也擅长写作。鲍尔的新著《拥挤的世界的外交》生动地说明了，基辛格玩弄的进行操纵和勾心斗角的新俾斯麦主义的手法既是不道德的，最终也将自招失败。单方面作法一直是基辛格式的强权政治的标志。鲍尔正确地觉察到事情的另一面——孤立主义。在美国的孤立主义传统中，一直存在一种信念，就是认为美国“不需要盟国的帮助；它可以自行其是，而不必作出妥协”。
鲍尔认为，尼克松—基辛格—福特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全部纪录都是悲惨的。摆脱越南战争花了很长时间。尼克松花了三年半的时间才提出了一个有希望成功的同河内讨价还价的立场。在中东，紧接着一九七三赎罪日战争之后，基辛格在使美国回到这个地区的问题上最初是取得了成就，而这种成就以后被值得怀疑的“穿梭外交”所代替。这种在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玩弄花招的作法只起了分裂阿拉伯世界的作用。这些策略伴随着要把苏联从中东赶走的企图，阻碍了而不是促进了取得全面和平解决办法的可能性。
就连取得的一些明显成就——象打开中国关系——这项成就本来可以在华盛顿不必使日本人生气的情况下取得。虽然东京战后对华态度大部分是以同华盛顿协调立场为基础的，然而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是在事先没有通知日本的情况下建立的。
政府以同样傲慢态度对待西欧。鲍尔对此感到气愤，这是正常的。欧洲人在一九七三年基辛格的“欧洲年”里想要得到的东西，不是一个“新大西洋宪章”，而是“一种表明美国愿意不仅仅把欧洲看成它自己的政策的附属品的行为准则”。基辛格对于欧洲在政治上迟疑不决，坚持要在同华盛顿磋商以前先取得一个共同看法的情况感到气愤。因为基辛格所要的是要保证欧洲人在华盛顿赞成任何决定以后才能采取一个共同的立场。这证实了戴高乐关于美国会怎样行事的说法。简言之，华盛顿“打算不是作为联盟的领导者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超级大国来开展外交，而对这个超级大国来说，联盟只是一种对它有用和方便的东西”。
在鲍尔对基辛格时代的整个批评中，始终贯穿着同盟国之间的关系恶化的问题。但是后果同样不堪设想的是：基辛格开初没有能够看出国际体系的本质正在发生恶化，尽管鲍尔没有明确地说明这一点。基辛格仍旧热衷于“高级政治活动”——玩弄均势外交和国家间的竞争这一总的手法。在对外政策方面越来越重要的是“低级政治活动”——对货币改革、人口增长、能源、粮食、原料和世界贸易给以不那么大事炫耀的然而却是必要的关注。当今对外政策制定者的才能在于能够明了这两种有时微妙有时又是冷酷的“政治活动”方面的相互作用。
鲍尔的一个功劳是，他并没陷入战后时代的那些过去的优先考虑的泥谭中。在这本书里，十分重要的是：他意识到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外交手法代替不了这种长期的外交积极性，即减轻一个受马尔萨斯关于人口不断增长而食物供给不断减少的观点的幽灵所笼罩的世界的压力。国际体系要关注那些不属于先进工业世界的国家。不管是象伊朗那样富有金钱而缺乏技术的国家，还是象孟加拉国那样实际上毫无力量的国家，穷国对富国的要求是不大可能消除的。其中充满着穷国对富国、对它们以前的主宰者前殖民国家怀有的忿怒情绪。要求富国对过去的不公正行为给予赔偿并不是一个解决办法。
我们所应该做的是设法帮助发展中国家“获得技术、设备、资金和市场，以使它们能够有效地利用它们的资源——无论是人力还是物力——以提高它们的生活水平”。
乔治·鲍尔对于在寻求传统的价值观念的过程中是否能有轻而易举的解决办法表示怀疑。他认为：现实主义要想有效，就必须得到敏锐的道德眼光的支持。“当前这种进行操纵的外交活动时期已经成为不合时代精神的了，因为它实际上是在尼克松时期以后的时代的尼克松对外政策。”在冷战后的美国对外政策中，经常缺乏的恰恰就是这种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