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经济新闻》六月一日和二日连载该报国际部副部长稻田晃久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两年半后重访中国》，摘要如下：
（原文提要：时隔两年半我又访问了中国。在华南、华中、华北，沿途所见，都是青绿的水稻，金黄的麦田，色彩鲜艳。西方世界曾大张旗鼓地报道四月份发生的北京天安门事件。在这次事件之后，我在中国大陆转了一圈，访问了广州、桂林、武汉、北京和上海。城市和农村的情况，说明了政权是稳定的。给人的印象是，对邓小平的批判斗争正在群众组织中深入，已经具备今后出现发展生产的新形势。）
从广州到我接着访问的桂林、武汉、北京、上海等城市，在我参观的所有工厂和人民公社，由于今年是第五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工业以支援农业为准则；农业以争取连续第十五年丰收为目标，人们都在勤奋地劳动。但是，如果到这些工农业生产的现场去转一下，就会发现工人和农民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波涛，正从基层高涨起来。大至在中国居第二位的武汉钢铁公司，小至在街道办的织袜工厂，还有我在农村参观过的各人民公社，在这些地方我听到的对“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真是激烈。
在广州，也有一位革委会的干部指出，西方国家传说批判走资派的运动阻碍生产的说法是“违反事实的”。本记者在这次旅行中，参观过的广东省顺德县农机厂、缫丝厂，武汉的缝纫机厂、织袜厂，北京和上海的重型电机厂，人们都异口同声地说：“过去批判刘少奇、林彪的运动，反而大幅度提高了生产。”
在面临扬子江的中原大城市武汉，现在正在街道下面深挖地道。到处都高高地堆着挖出来的土，有点儿尘土飞扬。武汉市工厂群已经延伸到远郊区。北京和上海也是这样。控制城市人口以及把工业扩散到远郊区，第一是为了防备“苏联修正主义”的进攻，第二是为了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
实际上，中国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批判日益激烈。从很久以前开始，《人民日报》等宣传工具就说过“要同苏联争论一万年”。中国政府当局人士以及一般群众对苏联批判的严厉程度，在日本是不易想象的。在同广东省革委会的干部共进晚餐的时候，令人感到，他们认为同属一个世界的超级大国的美国和苏联之间是有“差别”的。在国外，同苏联对抗；在国内，打倒邓小平所代表的那样的走资派、继续进行“反修防修”运动。
世界性的“反常气候”，在中国也并不例外。广东省和湖北省革委会的干部都说，“会对农作物产生影响”。
在广东省顺德县勒流人民公社，一谈到这种“反常气候”，该公社的干部便回答说，如果是解放前，也许就成为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是，在今天是“七分在人，三分在天”。在北京的南苑和上海的黄渡两个人民公社也曾得到同样的回答。他们指出，农村的水利建设发展了，排灌设施齐备，因此，即使有点儿“反常气候”，也没关系。所以，现在的大目标是实现农业机械化，使用拖拉机、自动插秧机、收割机等等。为此，人民公社办的农机厂和城里的机械厂都在加速生产农业机械。
中国政府实行以发展农业为基础，工业支援农业的政策。上海重型电机厂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大型发电机和水泵
这个厂革委会的干部强调说：“为了把长江水输送到北方农村，正努力生产大型水泵。”大企业支援农业，甚至武汉市江汉区的小织袜工厂也在贯彻支援农业的方针。
这次在华南、华中、华北旅行，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叫做“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因此，无论是工厂，还是人民公社，批判“生产第一，技术第一”的气氛很浓。工人和农民说，邓小平不仅在教育界，而且在经济、工业和文艺界等所有部门刮起了“同刘少奇一样的妖风”。因此，在中国的工农业生产现场都组织了“理论队伍”，集体讨论“无产阶级专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问题，并把其讨论结果反映到实际中去。
同时，在上海市以及全国各省，目前正在迅速普及工人大学和农民大学。据说，上海市各工厂附属的工人大学共一千四百所，其中之一——上海重型电机厂工人大学从一九六九年的第一届到今年七月中第三届共培养毕业生一百五十七人。据说，工人上大学，毕业后回原单位，同干部和技术人员实行“三结合”，为发展生产作出贡献。
无论是这种工人大学，还是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其基础都是中国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
【本刊讯】新加坡《海峡时报》六月十四日报道：
新加坡正在变成行驶于亚洲地区的俄国商船和渔船的主要修理中心。据全苏船舶进口联合公司的一位官员说，因为新加坡的造船厂有此条件，所以打算开到这里来修理的俄国船越来越多。
如果开到这里来的苏联船多了，两国之间的贸易和商务关系无疑也就会扩大。
但是鉴于大国之间的关系，现在对上述事务的处理比较谨慎。
目前，苏联船只的修理业务差不多完全是由政府办的或者政府在其中有很大股份的造船厂在承办。
到现在为止，新加坡的造船厂已经同全苏船舶进口联合公司签订了十个合同（价值约一千五百万美元），所以，尽管目前经济突然下降，这些公司仍能一直忙到明年。
最近的一个合同是森巴旺造船厂签订的两条船的修理合同，价钱是八百万美元。
全苏船舶进口联合公司的那个官员说，以后还可能签订这样的合同。
去年驶到新加坡的船只有七百艘，其中有大约三十艘是到这里来修理的，而一九七○年来修理的船只只有四艘。在三十艘来修理的船只中，有二十四艘是全苏船舶进口联合公司的船，包括油轮、货轮、捕鲸船和拖网船。
【路透社圣地亚哥五月二十五日电】每天，大约有三百万名儿童在罗马天主教会办的一个施舍站里得到免费的食物。
这些儿童由他们的母亲陪同，她们有时也分享这不足的施舍。
天主教会是智利右翼军政府的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他们在几个月前开创了这个施舍计划，帮助那些失业职工的孩子。
教会的一位高级官员说，“我们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我们确实知道一些情况非常严重，因为困苦和饥饿在与日俱增。”
在武装部队于一九七三年九月夺取政权时失去了罢工和进行工资谈判权力的智利各工会开始要求进行紧急改革。
皮诺切特总统的政府注意到工会领导和教会的呼吁，最近加紧了与工会的对话。
皮诺切特将军和其他主要政府官员会见了各方面的工人，听取他们的问题。
但是政府清楚地表明，它不会放宽它的紧缩经济政策，也不会容忍工会会员们的罢工和政治活动。
政府高级官员说，紧缩措施是一九七五年四月采用的，使今年头三个月的通货膨胀降到百分之三十八，而去年同期是百分之六十点九。
最近国际铜价的上涨也促进了经济。
工会领导人说，紧缩措施使数以千计的人失去了工作。
他们还抱怨雇主武断地随意解雇工人。
一个工会领导人说，“因为经济恢复，工人们承担了不可忍受的牺牲。”
今年五一劳动节，二千五百名工会领导人在政府宫参加了一个仪式，政府在仪式中颁布了一个新法律。根据这个法律，雇主被迫拨出资金来培养雇工。
一百零五名工会领导人在这个仪式的前夕说，政府的计划不足以减轻工人的困境。
这些工会领导人说，他们要继续同当局对话。但是又说，在达成任何决议前，他们要恢复罢工、自由劳资谈判和自由工会选举的权利。
他们还要求对诸如食物、医药、衣服等必不可少的项目进行严格的价格控制。
据这里的无党派的经济界人士说，智利三百三十万劳动力的大约百分之二十失业。他们说，工资的购买力在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五年之间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二。
一位工会领导人说，他的组织的六万五千名成员的平均收入是一个月三十八美元。
他又说，“我们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一个有代表性的家庭一个月至少需要九十美元才能负担它的必需品。”
为了减轻去年总共达到百分之三百四十点七的通货膨胀的影响，政府在一九七四年底采用了每三个月自动增加工资的制度。
但是工会领导人说，他们的工资增长赶不上生活费的增长。他们指出，虽然去年工资增长了百分之二百六十点九，但这比每年的通货膨胀率要低百分之七十九点八。
正当工会领导人参加官方的劳动节仪式时，大约五千人参加了在圣地亚哥大教堂举行的一次特别集会，听智利罗马天主教的大主教、红衣主教的演说。
他对教徒们说，失业的数字是令人惊恐不安的。
他又说，“即使有幸有了工作的那些人也会发现他们处于不能负担他们的大部分必需品的令人丢脸的地位。”
这位红衣主教说，“人有权利吃饭。我们知道经济问题的复杂性，但是我们不能不指出，一些家庭没有食物，孩子们在乞讨面包，由于营养不良而不能上学。”
他说，“为了保护工人的权利和正当的要求，尽管当初双方必须举行诚恳的对话，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罢工可能是必要的，虽然它是一个激烈的措施。”
【本刊讯】马来西亚《星槟日报》六月十三日刊登一则消息说：
“今日苏联”图片及儿童绘画展览会，十二日在槟州大会堂，恭请槟州高级行政议员郑耀林主持开幕，莅场参观者甚众。
此展览会由苏联文化中心主办。
郑耀林说，他感到欣慰，看到展出苏联儿童绘画，及展示摄影佳作，他感激苏联文化参赞安排此展览会之公开展出。
苏联驻马大使馆代办米科纳克致词称，他们希望通过主办此展览会，将促进苏马之间更佳谅解及友好关系。
他说，苏联向马购买大量橡胶及锡、米，增加贸易数量，他希望在马看到苏联货品展出。
他又说，马苏已签订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苏联芭蕾舞团，体育代表团将来马访问，不但将到吉隆坡，而且来槟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