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新论坛》第十四期刊登一篇“北美通讯”，题目是《台湾留外学生的思想动向》，详细摘要如下：
五月二日，台湾《中央日报》海外版刊载该报记者唐盼的一篇《访美观感》的文章中说：
“目前在美国一些大学中，左派的分子甚为活跃”，“经常安排一些学者专家到处发表演说，放幻灯片，歌颂毛共政权。”
“这些偏激分子有部分是以台湾来的为主，也有的是在台湾受教育的侨居地学生”。
这两段话，有的地方虽然有点费解，但整个来说，意思是很明白的：从台湾出去的学生，很多人的思想都发生了变化，对中共产生了好感。所谓“左派分子”，相信是不大准确的，有的可能是左，有的可能不左，但向往大陆这一点是一致的。把他们说成是“偏激分子”，似乎也不恰当。
《中央日报》的文章说的是留美学生的情况。实际上，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留欧学生之中。台湾《自立晚报》在一篇题为《从欧洲看台湾》的文章中说：
“在国内（按指台湾），被称为‘品学兼优’、被选为‘模范青年’的学生，一到欧洲，就走了样，言论左倾，思想偏激，这是非常重要的变化。”
这个情况，说明台北政权不得人心，说明这个政权对台湾学生的思想钳制是无效的，说明反共宣传、反共教育是失败的，说明台湾人民是希望改变台湾现状的，是热盼自己国家统一起来的。
这个情况，当然不利于台北政权。第一，一部分留学生的思想变化，一定会在所有留学生和华侨中发生影响；第二，对台湾省内知识分子和其他阶层的思想变化一定产生促进作用；第三，对国际舆论、留学生所在国也会有所影响，就是使外国人更加清楚地看到台湾和全中国的人心所向。
为什么台湾留外学生，在思想上会有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为什么台北的反共宣传、反共教育，会如此失败？
台北政权往往把知识分子思想的转变，归因于“中共宣传”，其实这是与事实不符的。台湾《中华杂志》一四九期刊登的一篇文章说：“由台湾培植出来的留学生，到了国外就转变，即使没有共产党的宣传之诱”，也会如此。
事实上，台湾学生思想的变化主要由于三点：一是对台北政权不满。过去在台湾，由于受到高压，有些人变成了“沉默的一群”，他们一到海外，长期蕴积在心中的义愤自然就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二是从许多方面了解到大陆的真实情况，第一次感受到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同时觉得台北的反共宣传、反共教育是颠倒黑白，虚伪得很。三是把大陆的情况和台湾的情况比较一下，就有所鉴别，知所适从。
这种弃暗投明的倾向，在台湾留外的知识分子群中，越来越明显，已成为有力的激流。
但是，台北政权要阻挡这个激流。他们千方百计去诱逼留学生“效忠”于台北政权，其中特别突出的手法有二：一是大搞反共宣传，企图拉住留学生的思想脚步。但是，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四月十一日《台湾新生报》刊登的一篇特稿就透露，台北在美国搞口头宣传的一个“教授”，现在再没有人“请他去演讲”。另一个手法是使用特务“学生”在美国的大学里对台湾留美学生进行监视和恫吓。
这些手法当然是拖不住留学生走向光明的脚步的。在台湾内部，蒋政权不是一直企图控制老百姓的思想吗？不是极力封锁有关大陆的消息吗？《明尼苏达日报》四月二十日刊登的“明大”新闻署的报道说，台北政权“竭力封锁大陆的消息，连美国《时代周刊》刊有关于福特访华的那一期，也禁止销售”，但台湾老百姓还是想方设法了解大陆情况，而且向往大陆的人越来越多，那就说明，防民之口固难，防民之耳目亦难，何况美国的统治者是美国人而不是蒋经国。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是任何人用任何手段所不能扭转的。
【法新社吉隆坡五月二十七日电】马来西亚和泰国今天重申，它们决心在边界安全和其他方面加强合作。
据今天这里发表的联合公报说，两国还一致认为应早日缔结一项新的边界合作协定。
这个公报是在泰国外长披猜访问了马来西亚后今天上午返回曼谷时发表的。
新协定将扩大合作的范围，并加强两国在边界地区打击敌人的合作。
公报又说，双方的官员将继续讨论，以便早日缔结这个协定以代替一九六五年签订的旧协定。
公报还说，会谈涉及有关双边关系以及国际和地区利益的广泛问题。
【美联社吉隆坡五月二十七日电】泰国外交部长披猜今天说，他的国家同马来西亚将签署一项“边界总协定”，目的是对共同边界一带活动的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联合作战。
消息灵通的外交人士说，披猜显然对他这次马来西亚之行不太满意，因为他觉得马来西亚对泰国的建议有某种抵制。
他们说，泰国建议目前把“穷追”权从五英里减为二英里，马来西亚则希望仍保持五英里。
泰国还希望驻在勿洞的马来西亚军队撤走，马来西亚希望有某种条款，根据这种条款，它在确实必要时可以派去军队短时间驻扎。
他们还说，泰国希望新协定不仅包括共产党问题，还包括泰国穆斯林分裂主义者的问题、毒品、走私、非法捕鱼和其它事项，马来西亚对此则不热心。
马来西亚尤其不想把穆斯林问题写进协定中，因为如果马来西亚签署与泰国南部穆斯林作战的事件，它将在阿拉伯穆斯林国家中丢面子。
然而，马来西亚愿意非正式地出力与分裂主义者作战。马来西亚目前正在争取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其它盛产石油的阿拉伯国家给予贷款并在马来西亚投资，不能签字同穆斯林作战。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五月号译载日本《产经新闻》一篇文章，题为《苏联出现中国针灸热》，摘要如下：
纵使中苏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出现了中国针灸热。
日本《产经新闻》今年二月六日刊登一篇短文，题目是《用“针”也治不好的政治病？苏联也出现了中国的针灸热》，现摘译如下：
“中国古老的针灸术也能治愈现代医学感到棘手的难症”——目前，驰名西欧及世界的针灸在苏联也终于被采用了。不过，采用是采用了，但鉴于中苏政治对立，从不提“中国”的名字，只是用“东方的”来加以搪塞，虽说关于针灸功能的科学研究和报道的态度颇为困难，但是，把“中国”两个字隐藏起来，这大概也是政治优先于科学的一个小标本吧。
塔斯社二月三日提到了针灸一事，表明苏联对针灸关心的升级。报道说，许多专家都在努力探讨其原理和进行应用。
根据这则报道，现在苏联有二百多间医疗设施采用了针灸，取得了很大成果。据说，对针灸的研究集中于列宁格勒的科学医学中心，这里分析了十五万多名患者的临床经验，再次确认针灸具有巨大的效果。
苏联科学家最关心的是针刺麻醉的效果。如果对手术后的患者使用针麻，不必给予麻醉药或只使用极少一点就已足够。他们承认，手术后使用针麻止痛，病后比使用麻醉药好得多，特别是在心脏、肺和食道手术后，针刺麻醉的效果很大。据说对于抑止手术后的呕吐、膈肌痉挛和肋间神经痛之类的急性症状，针灸也具有西方医学达不到的效果。
文章最后又指出，塔斯社一直使用“东方医学自古以来的疗法”这种措词，不曾提中国的名字。
其实苏联研究中国的针灸医术，在一九五六年即已着手进行，并非在最近几年间才开始。一九五六年四月十七日，苏联政府保健部根据一九五五年中苏科学技术合作第三届会议的决议，派苏联保健组织及医学史研究所的德柯琴斯娅教授、莫斯科中央医师进修学院的乌索娃医师和奥辛波娃医师到中国考察研究针灸医学。
三位苏联医师在中国考察三个月，在这期间，她们有计划地进行考察研究，“了解中国各种门诊和医院治疗机构使用针灸方法的情况”、“针灸使用技术方法的理论与实际的研究”等十一个专题。这三位苏联医师在北京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听取中国针灸学家系统地介绍针灸疗法，在短短的三个月里，学习了三百七十多个穴名，和对五十多种的适应症治疗，基本上掌握针灸的原理和操作。三位医师开始为病人治病，从五月二十一日到七月七日，她们参加门诊工作四十一次，初诊病人六十八人，治疗的疾病有二十六种，据六十一个典型病例统计，其中五十人治疗有效，有不少患者已经痊愈。
一九五九年《苏维埃俄罗斯报》报道：这三名苏联医师回国后已经开始在苏联使用针灸来治疗病人，和他们一起工作的还有一名刚来到苏联的中国医生。
苏联一些医疗机构在这个时候开始用针灸治病，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有两个研究针灸的实验室。在高尔基城、喀山和利沃夫等地的医科学校中，都设有专门的教研室，从事针灸研究。在列宁格勒和喀山还组织过专门的训练班，推广针灸疗法。许多著名医生、教授都在积极从事研究工作，他们还准备大量出版有关针灸的书籍。
十几年来，苏联针灸疗法研究人员对末梢神经系统病患者，广泛采用了扎针治疗。经验表明，在治疗脊神经根炎、三叉神经痛等症的效果特别显著，百分之八十的初期和二期脊神经根炎患者都收到了良好疗效。许多患者在病情好转的同时，腱反射作用和紧张性反射作用的不对称现象也消失了。
在对三叉神经痛进行第一周期治疗时，病情即开始减轻。经验证明，经过扎针治疗的百分之八十五的患者获得了良好的效果。扎针肯定地能使患者的工作能力提高，睡眠和胃口改善。
扎针治疗对过敏性病症（如支气管喘息、过敏性鼻炎等症）的病人奏效很大，苏联医生的经验表明，经过扎针的百分之八十的支气管喘息患者，停止或大大减轻了气喘和呼吸困难的发病现象。在治疗发痒的过敏性皮肤病时，一般在三、四次扎针后病情就大大减轻，经过一个疗程，病情即完全消失。扎针在治疗某些血管病（如偏头痛、高血压等）的效果也引起了苏联研究人员的注意。第一、二期高血压症在经过一次扎针后就减低了血压。神经衰弱、癔病、书写痉挛等，百分之六十经过扎针后，病情得到了改善。神经衰弱患者经过扎针后，往往头痛消失，睡眠改善。
苏联针灸研究人员认为他们目前的基本任务是要弄清楚针灸治疗作用的生理机制。苏联的医学科学院反射治疗实验室，正在广泛研究针灸影响下所产生的反应的性质和范围。根据他们初步研究的结果，发现针灸对人的机体有巨大影响，例如在大部分情况下患者在经过扎针后，二至四小时内，血液循环的嗜伊红血球数量减少了，因此，他们认为在扩大针灸治疗范围时必须小心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