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华尔街日报》三月十日发表欧文·克里斯托尔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基辛格走进死胡同》，摘要如下：
很明显，亨利·基辛格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艺术大师的引人注目的生涯快要结束了。他受到政界各个方面的批评有增无已。
福特总统已宣布把“缓和”一词从他的政治词汇中勾销，并指示国务院在它的公报中不要用这个词。
萨达特总统在访问中东的时候曾宣称，基辛格为该地区制定的“逐步解决”政策已经完蛋了。
叙利亚人进入了黎巴嫩；古巴人进入了安哥拉；俄国人开始在东欧加强军事实力；“力量对比”突然间好象完全在朝着不利的方向转化。
必须为基辛格先生说句公平话，针对他的批评有许多是动机不纯的，有的是背信弃义，有的是搞党派斗争方面的最卑劣的手法。水门事件之后，美国新闻机构一直在对他进行小规模的政治迫害。
国会中自由派里的新孤立主义分子一味鼓吹削减军事预算，限制政府在对外事务方面的行动自由，而且总的说来执行了一条愚蠢的姑息方针，同时却把由于他们自己的行动而造成的无可避免的灾难性结局归罪于基辛格。
但是在承认这一点以后还应当指出，基辛格面临的危机主要是由自己造成的。
他死抱着不放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在最初是有用的，但在最近这几年已变得毫无意义。几乎可以说，他早期的成就已束缚了他的手脚。
这些成就以及这些成就在世界上引起的喝采使他相信他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尽管近来这条道路把他引进了一个又一个死胡同，他并没有改道而行。历史的教训人们推测，他比较喜欢责备批评他的人，却不愿意重新检查他自己所走过的道路。他是个很骄傲的人，而历史往往提醒我们，处于显赫地位的人如果骄傲，就容易堕落到顽固，从而毁了自己。
基辛格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概念是把越南战争引起的极度痛苦作为它的出发点，尤其是把这样一个事实作为它的出发点：这种极度的痛苦已使在对外政策方面取得一致意见的可能性化为乌有。
换句话说，他认识到，虽然从种种表象看，美国仍然是一个大国，但是由于缺乏意志，它不能够执行人们通常同一个大国联系起来的那种强有力的和始终如一的对外政策。
人们认为这种想法有些道理。
应当指出，他对越南战争以后美国的情绪的估计是十分准确的。在对外政策方面，的确是不可能取得一致意见的，然而基辛格的任务是制订一种对外政策，这种政策将能够保护美国的利益，同时又能够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
基辛格的精力和虚荣心在过去几年中已经同他的那种风格的个人外交紧密融合在一起了，因而他不能够使自己承认从事这种个人外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对外政策方面的风格不再能够代替对外政策方面的实质内容了。一种不对头的信念？在发生安哥拉事件之后，他决定孤注一掷地继续推行他已确定的“穿梭外交”方针，而不是大胆地对付国会中的新孤立主义分子，并向舆论法庭说明自己的态度。对于他的这个决定只能作这样一种解释，就是他担心——简直是确信——美国舆论仍由于对越南战争记忆犹新而乱作一团，因此是不能依靠的。
他的这种信念则可以说明在其他方面无法说明的东西，即对可以称之为“莫伊尼汉影响”的东西作出的自相矛盾的反应。一方面是新孤立主义分子，他们觉得他对于向我们提出批评的人和国外的敌人没有做出足够的让步。
另一方面，美国舆论界有一种处于萌芽状态的但是显然强烈的情绪在抬头（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把它叫作美国民族主义），这种情绪就是认为我们应当采取必要的行动防止全世界变成一个蔑视美国的准则和低估美国的力量的地方。基辛格先生实在无法在这两种力量中作出选择，而这两种力量却在汇合起来毁灭他。
【本刊讯】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三月十一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人们看到如果国会阻挠基辛格美国将会受到挫折》《人们认为同立法机关关系紧张、泄密和停止武器援助会招来麻烦》，摘要如下：
如果国会继续阻挠基辛格国务卿的政策，美国势将在中东、非洲和也许世界上其他地方遭到外交上的挫折。
上述警告是一位曾经陪同这位国务卿旅行的高级官员发出的。
这位高级官员在一次同记者们举行的早餐会上说，如果国会拒绝批准向埃及出售六架Ｃ—１３０军用运输机，从而使埃及从美国获得其他军事补给品的希望化为泡影，埃及可能被推回到苏联的怀抱中。
这位高级官员还担心的是，国会是否会支持政府作出的这样的努力：防止苏联和古巴的扩张主义继续发展到在非洲或甚至在中东进行新的征服。
这位官员说，根据国务院获得的消息，世界各国的领导人的印象是，“美国已经迷失了方向”——不是由于就对外政策问题进行了公开的辩论，而是由于我们的国家在下列三个领域里的表现：
——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瘫痪；
——无法保守官方秘密；
——象国会拒绝支持安哥拉的反共力量和停止向土耳其提供武器那样的表现。
这位官员把基辛格与国会之间发生的麻烦，归咎于近年来国会领导的性质发生了改变。虽然基辛格把他在华盛顿的百分之四十的时间花在国会山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那里找不到可以与之交谈的人”，因为过去有一个固定的领导集团，而现在“处理每个问题有不同的集团”。
然而这位官员对基辛格的前途持乐观的态度。认为他现在所面临的反对意见和批评将在选举过后“烟消云散”。这位官员还认为，在选举之后在对外政策方面可能恢复一定程度的全国性团结，因为，“到那时，我们的领导人将不再互相竞争而开始对付问题了”。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三月三日刊登一篇通讯，题目是《波兰：“在修改宪法问题上的对立”将持续下去？》，摘要如下：追求良心和言论的自由盖莱克政权在这次修改宪法时，曾谋求加强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作用”和“同苏联的团结”。但由于遭到了国内知识分子和天主教势力的强烈反对而放弃了最初的意图。
盖莱克政权曾打算在新宪法中写上：一、规定波兰的国情是社会主义；二、加强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作用；三、同苏联的友好关系是牢不可破的；四、推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等等。
但是，其中盖莱克政权最希望实现的加强党权和强调同苏联团结的方针，立刻引起了国民的强烈反对和抗议。学者和学生等不断提出抗议，指出规定“党的领导作用”将使现行宪法承认的“（以复数政党制为基础的）民主受到破坏”，在对苏联的关系上，批评“兄弟般的团结”将侵犯波兰的主权，是“自己降低自己的国际地位”。这种党和知识分子的严重对立，可以与一九七○年底搞垮哥穆尔卡的规模相匹敌。国民避讳苏联是一个危险信号东欧国家现在已进入改组对苏关系的时期，而波兰国民“避讳苏联的感情”，对盖莱克政权来说，无疑是不吉利的危险信号。因此，盖莱克政权的“让步”将给东欧国家带来不少的影响。
【本刊讯】意大利《时代报》一月五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穿过竹幕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弊病”：劳动者的不出工在波兰引起不安》，摘要如下：
波兰的工人不想干活。最近一个时期，华沙的各种宣传工具以惊奇和忧虑的心情这样说。这种惊恐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即共产党的官方机关报《人民论坛报》表现出来的。这家报纸在分析波兰国家银行提供的一些统计数字时说，去年因为疾病，使提供的社会救济金比一九七三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八，而原计划规定是增加百分之五点六。这家报纸写道，由于最近一个时期在波兰没有发生过任何大的传染病，显然，大部分劳动者所说的疾病是假的。总之，波兰的工人们发现了不出工这个办法。《人民论坛报》说，去年一至五月，由于不出工而损失了百分之七的正常工作时间。最高达到百分之三十。据波兰电台的广播说，显然，不出工成了向缓慢进展的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沸腾的瓶子里倒进去的凉水。
另一家华沙报纸《华沙生活报》最近也谈到了不出工的原因，报纸证实，大量不出工是由于波兰工人的恶劣劳动条件造成的。实际上，至少有二百六十万工人在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对他们的健康有害的环境里进行生产。有七十四万人被迫在“非自然场合”进行劳动，八十万人在震动和噪声过大的情况下进行工作，六十五万人不得不忍受高温，五十七万人被迫不断吸入矽尘和石棉灰尘。不仅是所有这些造成了一系列的确确实实的疾病，而且工人们常常以一种假想的疾病为借口请几天假，借以摆脱一下这种不利的环境。
使许多工人不关心生产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个共产党政权就是在工厂以外给居民提供的生活条件也是不好的。左倾的天主教运动帕克斯协会的机关报《普世言论报》，在轻工业部门的劳动者中间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报告说，在被询问的人当中，有百分之七十的人每天至少有三个小时花费在购买东西上面。商店少，消费品匮乏，再加上恶劣的销售网，这就是著名的“排长队”的主要原因，排长队占去了居民们的大部分业余时间。
最后，不出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酗酒，这也是造成工伤事故的一个重要原因。伏特加和其他含有酒精的饮料的消费量在波兰象在苏联一样是极大的。在这些国家里，伏特加成了名副其实的“穷人的毒品”。
《人民论坛报》在八月初写道，百分之十一到百分之十八的工伤事故是由于工人酗酒造成的。
为了对付不出工，制定了一些社会保险措施，如改善医疗条件，但也采取了一些镇压措施。
从今年一月一日起在波兰已开始实行新的劳动法。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波兰工人对建立在共产主义原则基础上的生产制度的“恶感”不但没有减轻，甚至常常比他们的西方同事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恶感还大。至于说到“镇压”，这个“工人和农民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次于任何别的国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