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文汇报》最近译载美国刊物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谢伟思称赞毛主席高瞻远瞩》，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五年，谢伟思被美国国务院派驻中国工作十二年，他现在是美国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讲师。一九七一年，谢伟思曾再度访问中国。）
一九四四年，当我头一次会见毛泽东主席时，他五十一岁。在那四个月中，我经常见到他，肯定每个星期两三次。算一算，包括正式的会见和轻松的私人谈话、小组讨论、共同进餐、看戏和别的文娱活动，听他作报告，以至温暖的夏天星期六晚上在一个果园泥地上举行的晚会，总共大约有五十次吧！
我当时是史迪威中将的工作人员，是第一个访问延安的美军观察团的成员，我们到延安去，跟共产党领导建立直接的接触。
我的任务是把毛主席和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的演词和他们的观点汇报上去。毛主席看来是慈祥的，他的态度、他给人的印象、他平日的谈吐等等，看来都和其他报道的不一样，并且大部分被当时的报道所略去。但是，毛泽东主席不是人们能够忘却的人！
毛主席是更为活跃的，他的谈话常常有生动的比喻，有中国传统的讽刺语言，尖锐的惊人的声明。很少有什么话题是他不感到兴趣的，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几乎很少有什么事情是他不知道的。
我想，这是很正常的，他看来经常都引导着每一次的谈话。有时候，你感到好象被访问的不是他，而是你！而这是在非常好的情况下进行的，他并不垄断谈话，不强加于人，你也不觉得被压服。事实上，在小组讨论的时候，他经常小心在意地使每一个出席的人都有机会发言，表达自己的意见。毛主席常常在大家讲完之后，总结会议的精神，我看到，他的总结总是权威地公正的、完整的，而又简洁明了的。
在共产党领导人中，彼此的关系是愉快融洽的，这使得我们中那些接触过重庆政府领导人蒋介石的人，看见蒋在他的下属中制造的那种紧张气氛的人，感到惊异。
在那一批长征老同志中，没有人阿谀奉承，没有人肃立听训，而是一种和谐的互相讨论，有时彼此用一些共同经历过的事件互相开玩笑。
制订政策的问题占去了毛主席大部分的时间和思想：在日本防线后的游击区争取农民支持的政策；使用获得农民支持的力量，在不可避免的即将到来的斗争中反对蒋介石一党独裁专政的政策；争取美国在中国内争中采取公平或中立态度的政策；等等。
以上这些题目，它的各个方面，是毛主席愿意讨论的。细节，日常事务，行政管理，他留给别人去谈。有能力的助手，举例说，象周恩来先生和朱德元帅，不受到忽略。
当我要求取得感兴趣的或他认为他能供给的更多的详情时，他经常都介绍我去找其他的领导人。
这种愿意共同承担责任，以及他明显地信任和依靠同事们，跟我在重庆（对蒋集团）的观察获得的印象恰成尖锐对比。
大约一个月后，我获毛主席邀请，与他首次作单独的会谈。我们的会谈除了因晚餐中断一会外，连续进行了八小时。
这次会谈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毛主席那特有的有力量的冷静的神态。他对共产党和他的事业会取得最终胜利这一点，抱有绝对的信心。这种信心和他们当时在延安所处的实际情况构成一个极强烈的对比。我们美国人要经过一段时期才能适应这种信心，更要花另一段长时期才最后得出结论：毛主席的信心是对的。
当我在一九七一年重访中国时，最引人注目的，是毛主席一九四四年在延安的讲话中所反复强调的题目，至今仍然充沛而有活力。
他说，党一定要为人民服务，并接受人民的批评。知识分子必须学点体力劳动，教育必须联系实际。中国只能靠自力更生来发展自己。农民具有很大的创造力，一旦发动起来他们是能够取得很大的成就的。中国不应惧怕任何危险或困难。人民的精神力量比机器更重要。只要有耐性并持之以恒，什么事都是可以办的。
毛主席时刻强调，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愿与其他国家发展友好关系，但我们不接受任何人的指挥。我们将永远制定自己的政策，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推行马克思主义。
当然，毛主席还未完成他一生为之而奋斗的事业。但又有谁能在一生的时间中取得比他更大的成就？中国已在世界上站立起来了，国家的面貌已改变了，人民通过悠长的革命，正在塑造一个新的、平等的社会，而这个社会已为广大人民带来一种有为感、自信心、安全和幸福，这一切都是大多数人从未梦想过的。
我曾问很多中国共产党朋友们，毛主席为什么能战胜他的很多敌人，成为众所公认的领袖。他们的答案都是一致的，归根到底：“他高瞻远瞩”。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最近译载法国《费加罗报》发表的、曾陪同篷皮杜访华的法园前外交部副部长让戴利普科夫斯基的文章，摘载如下：
毛主席表现出一个非常平凡的农民形象。他那焕发着青春的眼神，敏捷的头脑与岁月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异常不相称。他充满幽默感……这个创造历史的人物很谦虚，对知识的好奇心十分强烈。他连珠炮般地向你发出一连串问题，谈到的当然是关于戴高乐、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等问题。他曾对蓬皮杜说，他对没有和戴高乐将军见过面表示遗憾。戴高乐将军的观点和他的反霸观点很一致。
毛主席对苏联的问题谈得很多，他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俄国正在麻痹西方，而西方松懈了自己的警惕。
他最关心的是人，他的目的是要维持中国人民激昂的革命精神。“大跃进”的实质正在于维持某种形式的革命活力。他的最大成就是改变了中国人，锻炼了一代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