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十二月一日登载该报香港分社的爱德华·吴的一则报道，题为《给中国人贴标签的做法遭到嘲弄》，摘要如下：
因直接报道毛泽东和中国革命情况而出名的女作家韩素音，昨晚批评“中国问题观察家”过去的那种习惯，即一概对中国领导人贴上标签，不是认为他们是激进派，就是称他们为温和派。
她说，在最近的政治发展中，这种做法再次证明是错误的。
韩博士在马哥孛罗俱乐部宴会上向记者、外交家、学者和这个商业组织的成员发表了谈话，出席的人数是创纪录的，多达四百人。她说，欧洲政治词汇意义上的那种激进派、温和派或务实派的名称不适用于中国。
她说，她常常听到“中国问题观察家”说中国的现代化计划是已故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因此把他说成是温和派或务实派。
自从一九五六年以来，韩博士每年至少去中国一趟，她今天启程再次去中国。她说，毛主席早在五十年代后期就提出了现代化的主张，在六十年代中，他一而再地重申了这一主张。
她说这是完全有文件记载的。
她认为周恩来总理是个毫不妥协的革命家，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各项政策。她解释说，他在近几十年中的言行表明他绝不是什么温和派。
韩博士说，“他讲起话来是温和的，不象激进分子那样高喊，只有从这层意义上说，人们才可以称他是个温和派”。
她是公开表示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的。
她预言一些“中国问题观察家”的做法必然是要失败的。
她在谈到导致最终逮捕所谓反党“四人帮”的政治动乱时说，她在近几年去中国期间就感到会出现动乱，她在刚刚出版的《风满楼》这部书中谈了这方面的看法，这部书谈的是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五年之间的毛和中国革命。
她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比利时人，在中国和欧洲念过书。她说，在她每次去中国时，她从来不自然而然地接受人们告诉她的一切。
她在新书的前言中写道，她是不单单依靠在中国以外的专家提供的文件和研究报告的，虽然这些东西也是有价值的，不论何时只要有可能，她就对照所发生的事情的真正实际情况来核实。
她力言中国问题专家关于六十年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某些假设和估计已不适用了。她又说：“只要有可能，我总是设法弄清楚真实情况，以便有助于我重新估计将来的发展。”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十二月五日刊登一条消息，题为《一度“冷却的日苏关系”出现了修好的气氛，关于苏联渔业部长访日和签订协定问题，外务省已着手准备年内进行谈判》，摘要如下：
由于米格一２５飞机逃亡着陆事件的影响而被推迟了的日苏经济联合委员会会议预计在明年二月前后召开的可能性正在增大。外务省人士四日表明了如下看法：自从日本归还了米格—２５机体以后，苏联对日本的感情迅速地有了好转，曾经冷却了的日苏关系，从气氛上来说，已经达到了基本恢复的阶段。由于有了这样的形势，外务省认为，实现由于米格—２５飞机事件而搁置起来的伊什科夫渔业部长、帕托利切夫对外贸易部长访问日本以及签订实质上已经达成协议的日苏贸易支付协定、实现小坂外相访苏等，已经具备了明朗的环境。
外务省人士举出下述事例说明苏联方面的气氛已经变得缓和，即，上个月整个一个月没有发生一件苏联警备艇扣留日本渔船的事件。
据说，在归还了米格—２５机体之后，苏联大使馆也尽可能地同我国外务省进行接触。日苏两国外交官之间，最近增加了缓和的程度。除了这样的气氛外，互派渔业和农业的技术人员更加频繁，在实际交流方面，双方的隔阂也正在不断消除。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十一月三十日电】一次全国性的座谈会今天作出结论说，如果美国屈服于北京的要求，中断与台湾的中华民国所有的外交和防务条约的联系，那将是不道德、不明智也是不必要的。
这次座谈会是由一批保守组织发起的，它包括美国退伍军人团，共同事业和美国安全委员会。
会上发言的有：专栏作家威廉·巴克利，前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情报处官员雷·克莱因，美利坚大学荣誉教授洛德·迈克尔·林赛，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教授马丁·威尔伯和美国前驻台北大使沃尔特·麦康瑙吉等。
巴克利说，美国的对外政策不应该举棋不定，而应该重申我们保持台湾的自由的决心。
他说，没有必要放弃美国同台湾的联系。
只要美国的防务政策是以（同台湾的）条约为中心，大陆中国是没有理由进攻台湾的。即使我们接受中国会对台湾采取行动的前提，我们仍然难以相信他们会这样做。
他问道，为什么要这样特别渴望和急于放弃台湾呢？
克莱因说，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第一次访问北京后发表的上海公报，一直被普遍地解释为意味着美国势必会多少加速放弃台湾以博得北京的好感。美国关于这个问题的政策已经定下来了。
克莱因援引上海公报说，情况并不是那样。上海公报只提到美国将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驻军，但是没有提到任何期限，也没有提到条约。
他说，基辛格在晚些时候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记者们问他该公报是否意味着美国已经放弃它对台湾承担的条约义务，基辛格回答说，没有什么改变。
关于条约，基辛格回答说：我们曾经在总统的世情报告中说明了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基本立场。我们在那个报告中说，将保持这项条约。那个立场没有任何改变。
克莱因说，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认真研究一下那一点是涉及美国的利益的。
科普利新闻社记者爱德华·尼兰说，美国应该坚持，甚至在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之前，美国的新闻机构应该被允许在北京设立分社，象日本所做的那样。
【美联社华盛顿十一月三十日电】为了影响美国的当选总统吉米
·卡特政府的政策，十九个民间团体今天发起举行了一次座谈会，目的是为保持美国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和安全条约寻求支持。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数百人，据说这次会议是为了客观地分析新政府面临的政策抉择。但是实际上所有的发起团体，包括美国退伍军人团和美国安全委员会都是长期以来就主张美国继续对台湾承担义务的。
第二次座谈会定于十二月十日到十一日举行，包括的民间团体有支持同北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和断绝同台北关系的。
卡特在竞选期间曾表示主张同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但是他说，他永远不会使这个目标妨碍“保持台湾人民的自由和独立”。
美国同北京有正常的关系就必须断绝同台北的外交关系，废除两国在一九五四年缔结的共同安全条约，撤出在岛上的两千名美国军人。
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的鲍尔教授说，实行这项政策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了得到的益处。
鲍尔说，即使美国断绝了同台湾的关系，中国的“行动将仍然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不是出于对美国有任何感激的心情”。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十二月一日转载华盛顿《国会季刊》的文章，题为《人们质询一些国会人员的台湾之行》，摘要如下：
十一月四日上午十时三十分，一架航空公司喷气飞机从洛杉矶国际机场起飞，前往台湾的台北。机上有八名国会工作人员助手，前往中华民国作为期一周的免费旅行。
两天之后，又有一批人离开华盛顿，飞往同一目的地。其中最少有三名国会议员。
这两批是两年来作为一个叫太平洋文化基金会的组织的客人不断访问台湾的国会议员和国会议员助手中的最新的两批。
自从这个太平洋文化基金会于一九七四年成立以来，已经有十九名国会议员和一百名助手在太平洋文化基金会提供旅费的情况下前往亚洲旅行。
但是，基金会的性质以及它同台湾政府的联系已引起了国会山对这些旅行活动的是否合适或是否合法的怀疑，并且使一些国会议员和助手拒绝了太平洋文化基金会访问台湾的邀请。
国务院对提问的助手们说，它得到的印象是：太平洋文化基金会是台湾政府的一个在前台活动的组织。设立这个组织是为了回避禁止美国官员接受外国政府的礼品的法律限制。
但是尽管是这样，国务院和众议院与参议院的道德委员会都不愿意直截了当地劝告助手们和国会议员们不要接受上述旅行的邀请。因此，由于太平洋文化基金会自称是与国民党中国政府毫无联系的民间组织，那些受到旅行邀请的人们便有了自己决定是否要接受邀请的自由。
例如，一九七六年被邀请的一名助手要求众议院道德委员会对此行是否合适作出书面裁决。
不同的被邀请者对这些旅行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国会黑人核心小组的助手贝里尔·布里奇斯最近拒绝了一次邀请，她说，因为关于太平洋文化基金会如何得到资金的问题，我们未能得到中国使馆官员的“坦率答复”。
华盛顿州的民主党人、参议员亨利·杰克逊的一名助手埃德·刘易斯说，同样，由于担心太平洋文化基金会的资金的来源，他拒绝了一次邀请。刘易斯说：“我不想参与可能使这位参议员感到为难的任何事情。”
但是，这些担心带来的困难还不足以使其他一些助手拒绝邀请。
关于这些旅行费用问题，没有得到任何细节。但是，这些人乘坐的是一等舱，据航空公司说，从华盛顿到台湾每张一等舱的往返飞机票需要花二千四百一十八美元。
已去过台湾的那些人说，这些旅行不包括为制定某项具体的立法而进行的任何公开的游说活动。
但是，当国民党人对他们同美国的关系和美国同大陆中国的不断发展的关系感到极为担心的时候，这些旅行的确在许多国会议员和助手的心目中提高了国民党中国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