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法国《巴黎竞赛》画报一九七五年七月号刊载加尼埃—雷蒙写的题为《关于〈静静的顿河〉的风波》的文章，摘要如下：
在莫斯科近郊的电影制片厂，这一天正在拍摄《静静的顿河》的一个场面。突然，一个披着黑色披巾的女人冲出群众角色的人群，张开双臂，站在摄影机面前，大声骂道：“停下来！这都是谎言！你们是用谎言来拍电影！你们是用偷来的东西拍电影！你们是贼！”人们冲上去，强把她拖走了。她就是作家克里乌科夫的妻子。她疯了，因为她声称影片所根据的著名小说《静静的顿河》这部哥萨克人民中著名的传说是她的亡夫的作品。肖洛霍夫——这部书的署名作者只不过是卑鄙下流的抄袭者。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三七年。看来，斯德哥尔摩评选委员会在一九六五年是把诺贝尔奖金授给了肖洛霍夫这个骗子。瑞典国王也热烈地祝贺了这个贼——这个《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这个斯大林、赫鲁晓夫和西方评论家把他捧上了天的苏联文学王子。
肖洛霍夫刚刚欢度他的七十岁寿辰，他准备在那仆人众多的别墅中安安静静地度过他那豪华的晚年。“肖洛霍夫是骗子！”这对他可真是晴天霹雳。这四卷巨作的精华、写作手法和内容都是他在地方主义者、天才作家费奥多尔·克里乌科夫的旅行箱里发现的。这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下的结论。
不仅是他，就是索尔仁尼琴在意识形态上的对手罗伊·麦德维杰夫——这个目前苏联知识界持不同政见的首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攻击这个不可一世的肖洛霍夫。麦德维杰夫的著作《谁写了〈静静的顿河〉》最近在巴黎出版。这本书特别可怕，因为它引用大量文件，有根有据，而且写得层次分明。总之，麦德维杰夫提出了这个问题：“一个二十四岁的作家（《静静的顿河》第一集出版于一九二八年），他的生活经历只限于征集粮食和写一些拙劣的作品，他的创作经验也只限于写一些故事，他怎么能勾画出这幅时代的图画，勾画出这场战争和革命时代‘顿河哥萨克’的悲剧呢？”
他把肖洛霍夫的文章和克里乌科夫做了对比，他例举的灵感、用词和一些夸张的描述手法都表明肖洛霍夫充其量也不过是《静静的顿河》的合作者。麦德维杰夫强调指出：《被开垦的处女地》这部由肖洛霍夫写成的小说水平之低，也充分可以说明他不是《静静的顿河》的作者。
索尔仁尼琴也对他的仇敌肖洛霍夫放了炮。在一次最近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说：“……在俄国，所有人都知道肖洛霍夫不是《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这部小说用三年时间就写成了。这不可能。如果肖洛霍夫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写成这部杰作，那可真是天才。请你们想想，他才十七岁就会如此成熟地开始写作；其次，奇怪的是肖洛霍夫在四十五年里竟没有写过一行字。最后，任何人都没有见过他的手稿。”
四十年来，《静静的顿河》这部书成了教科书中的必选教材，它和十九世纪的伟大杰作平起平坐。这本书的名气已流传到国外，以至巴黎塞纳河左岸的人都说肖洛霍夫是个骗子，他还无耻地起诉西尼亚夫斯基、达尼埃利和索尔仁尼琴是骗子，这算什么！然而，三十五年来，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哈尔科夫的人都知道肖洛霍夫没有写《静静的顿河》。这位如他自己时常表明的那样不是哥萨克人的肖洛霍夫于一九二一年参加红军。很快他就成了个“征粮者”。就是说，在大饥荒年代，他在部队中干的工作，是把藏在谷包里的粮食拿出来分配给城市的劳动人民。这是很费精力的差事，使他无法从事进修和写作工作。因此，从中得出一个十分肯定的设想：肖洛霍夫根本就没有具体时间来写《静静的顿河》一书。更没有空来了解哥萨克的土语，而他在书中用了上千条。
那么，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呢？索尔仁尼琴、麦德维杰夫和其他人提供了以下事实。一九二四年，肖洛霍夫和刚刚去世的作家克里乌科夫的密友的女儿结了婚。在姑娘的“嫁妆”中，有一个藏着财宝的绿灰色军用手提箱：里面有作家未出版的手稿。于是，肖洛霍夫马上就抄袭了这位已故作家的最精彩的故事，并加上了他自己浅薄的语汇。作品的第一集于一九二八年问世，第二、三、四集分别于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年出版。这位“继托尔斯泰之后俄国最伟大的文豪”荣获过多次斯大林奖金。而从一九三三年起，就没有人不知道他不是《静静的顿河》的作者了。
到了一九三七年，关于克里乌科夫的遗孀的故事在整个莫斯科流传。但是，肖洛霍夫并不害怕，克里乌科夫的老婆已被关押起来。从此，肖洛霍夫的伟大奇迹便肯定了下来。《静静的顿河》被列为苏联文学史上的典范。四十年来，所有俄国文学报刊都以很长的篇幅来赞美这本书。然而，《静静的顿河》不是一部共产主义的小说！它没有一点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制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味道。这部没完没了的故事的英雄人物几乎都是“反面的”，或者说是群“白匪”。只有偶然的几个场面描写一个“红色”政治委员，但这也只是一个极次要的角色。
【本刊讯】香港《南华早报》九月二十二日发表一篇社论，题目是《元老死亡临头》，摘要如下：
蒋介石的夫人离开台北前往美国治病可能标志着这位台湾政治中的元老时代已经结束了。
她所说的“暂时离开”很可能意味着长期呆在葬着她的一个姐姐、两个兄弟和一个姐夫的那个国家。
自从蒋经国将军在两年多前担任行政院长职务之后，据说三十多年来一直是蒋介石总统的追随者的元老派政客和蒋经国将军的“赣南派”里的“少壮派”同僚之间发生了矛盾。
当蒋经国将军的父亲在四月初死去的时候，蒋经国将军巩固自己权力的工作几乎已完成了，这位新领导人最后改组了最高军事指挥部门。但是，了解台湾政治的人都知道，这些冲突存在于蒋介石死后不久，虽然在呼吁团结的情况下这些矛盾被大大压制住了。
在许多问题上都有不同意见，而且分歧常常是尖锐的。显示有分歧的一件事情是如何处理到香港来希望同他们在台湾亲友会面的十名前国民党军官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以及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看来少壮派取得了胜利，台北的意见越来越一致了。
蒋经国已把相当年轻的一帮人团结在自己周围，这些人对于较年长的人缓慢和谨慎的行事方式自然是不耐烦的。这不是说，新政权会采取与蒋总统有很大不同的政策。的确，人们只是揣想蒋经国会摆脱死板的反共方针。但是，肯定会作些改变，而且已作了一些改变。
这些事态肯定是元老派政客所不赞许的。可以有理由地认为，蒋介石夫人——跟随总统四十六年——在去美国时感到她在台湾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已大大削弱了，即使还没有完全消失。她是否对蒋经国对国事的处理感到不悦，尚不得而知。但是，人们定会在她启程前夕发表的书面声明中发现，虽然她奉劝台湾的人民继续拥护前总统珍视的一切原则，但是一处也没有提及蒋经国将军。
【本刊讯】蒋帮《联合报》九月二十日发表题为《加强中美友好合作的基本课题》的社论，摘要如下：
自从尼克松改变了美国对匪的政策路线，搞美匪“关系正常化”以来，我们在国际外交方面，就不断遭受无情的冲击，中美两国的传统友谊，也面临严酷的考验。如何要求加强中美两国的友好合作，应为当前我们对外工作的急务。就现实的情况而论，稳固中美两国的外交关系，乃是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因为中美协防条约以及两国贸易、金融各种特殊关系，都是以外交关系为基础的，所以加强中美的友好合作，必须抓紧这个中心环节，决不可将我国对美国的外交关系，与对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等量齐观。
今天尼克松虽已下台，但美国对匪帮的政策路线，还没有发生真正改变，所以要稳固中美两国的外交关系，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工作，必须促使美国改变对匪帮的错误政策路线。这虽然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工作，也难望收立竿见影之效；但只要我们善尽一切可能的努力去做，使最大多数美国人民均能了解这个政策的错误和危险，则改变并非没有可能。
我们对于美、匪“关系正常化”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政策构想以及现实理由，似乎也缺乏有系统的和很深入的研究分析。因此，我们建议，有关单位应该邀请对此问题确有研究的人士，搜集有关这个政策的各种资料，加以归纳整理，进行客观的和深入的研析，从理论与事实各方面，来说明这个政策的错误，及其对美国和亚洲所造成的损害
。
我们进行此项工作，当然应以最大多数的美国人民为对象；我们的说服工作，要以那些在政治社会上具有发言权和影响力的“鸡蛋头”为优先；如白宫、国务院、五角大厦的重要人物，国会参众议员及其主要助理，重要报纸刊物的负责人，有权威的专栏作家与政治评论家，重要团体（如工会教会等）的领袖人物，有地位的专家学人等等，我们要千方百计的接触他们，使他们能倾听我们的见解，甚至展开辩论也不要紧。
扭转美、匪“关系正常化”的政策路线，以稳固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尤其是外交关系，实属无比重要，我们应该运用最好的人才与充分的财力，大胆放手去做，无论如何，要打赢这一场外交战。
【中央社台北九月十八日电】美国达拉斯共和银行董事长詹姆斯·基伊夫妇、执行协理梅生夫妇和协理贝克夫妇，今天晚间搭机来华访问三天。
达拉斯共和银行曾提供贷款供我国十项建设中的铁路电气化和石油化学工业为三轻油裂解工场购置设备，中国石油公司将再与他们洽谈一项贷款计划。
基伊一行将于明天上午晋见严总统并分别拜会中央银行总裁俞国华、财政部长李国鼎和经济部长孙运璇等我国财经主管官员，以了解我国经济现况。
【中央社台北九月十九日电】严总统今天接见了美国达拉斯共和银行董事长基伊等。
【中央社台北九月十九日电】在中华民国过了将近五个月的半隐居生活后，前越南总统阮文绍今天离台北，前往伦敦。
中华民国政府已于今年六月底或七月初，发给阮文绍一本效期一年的“旅行证书”，同时也给了他六个月内有效的“回台加签”，如果他决定在今年底前回台北，不需要办理任何手续就可以入境。
一位接近外交界的人士说，阮文绍拿到“旅行证书”，表示他已获得了在华永久居留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