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以为我的说法是全对，我可能太主观，或太偏见。我曾在剑桥大学就读，后来退学，转往美国加州工作。现在想来，那时离校的决定却是一件好事，虽然我学不到什么高深的知识，但我却懂得了什么是剥削制度。
今晚我所说的可能太着重个人。我并非提议你们立即到工厂去工作。但我希望大家能摒弃以往对教育的抽象看法，认为教育只是知识累积的过程。我强调真正的经验较知识更为重要。
最后，我再就自由、民主和教育问题说明一下。我认为真正自由的人，真正接受教育的人，应该不受谎言、神话和歪曲了的东西所干扰，而是能真正客观地，唯物地了解这个世界的各方面。不认识这点，纵使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博士，也不能说真正了解自由之真谛。答复听众的问题
大家提出的好几个问题都是有关最近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国从历史中学到，除了建立一个政权外，更要改变人民的意识，中国不但有最初期的革命，更有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后者不仅是为了夺权，而且唤醒人们，使他们不要当特权分子。人民的中国，不是像过去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最近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事实上对人民是一个教育运动，它并不像文革时那么轰烈的公开斗争，而是在团体里学习，在学校、工厂里学习，使大家不再存有特权阶级的思想，要大家加以检查。目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延续。
第二个问题问我：“你是否认为实践比知识重要，是否轻视了知识的重要性？”我的意思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很明显地，知识也是很重要的，我会喜欢一个懂得做手术的外科医生，他能够给我割去发炎的盲肠。我会喜欢一个懂得桥梁工程的工程师，他能使我所乘坐的火车安全通过。这些知识很明显地是必要的，是不可以低估的。我不是轻视知识，而我的意思是，知识一定要是多方面的，是要与生活体验相结合的，是要全面的，而不单只限于专业方面的。
有人问我：“要有进步我们便得要有竞争”，对吗？不对（笑声）。我有一个看法：竞争和民主，是互不相容的。人与人之间竞争愈厉害，相互的关系便会越差。如果你说的进步只是指福特汽车公司和雪铁龙汽车公司之间因竞争而取得的进步，则可以举出大量的例子来说明这种进步，大家竞相推出新品种、新牌子，以使他们的汽车能更有销路。但我不认为这是进步。如果你与我都在进行竞争，为取得更高分数，为取得一份更好的职业，向上爬，这样我们彼此之间便会有隔阂。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美国竞争得更厉害的了。在那里，人们彼此隔阂，连晚上外出也害怕，是“我”与其他的人对立。我会不惜任何代价来取得我要的东西。这就是一个具有民主程序的地方，也是最进步的。但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信赖和互爱已消失了。有一次我在加州一个大学城里漫步，看见前面一位女士拿着相当笨重的手提袋。当时我便走上去问她：“女士，我帮你吧！”那位女士却大不以为然，她望着我——一个陌生人，然后，四十五度转角地跑开了（笑声）——这正是人和人之间的“隔阂”。在美国，一个如此高度竞争的国家里，人们是如此隔阂以致出租小汽车司机和乘客之间都要竖起了一度防弹板，以免被人射击或箍颈。美国人民之间的分裂是最使我伤心的——一个本来是很易相处的国家，陌生人可以随意交谈的，已经不再存在了，归根结底是由于他们的“竞争哲学”。“唯我为先”，一大群人在争食。所以我认为，“进步靠竞争取得”这个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
最后一个问题：我认为是极重要的。有人指出我在讨论自由和民主时，缺乏阶级分析，我认为他是完全对的。我想补充几句。用最简单的说法：世界分成剥削者及被剥削者两个阶级，而这并不是单指某个工厂或者某个人，而是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越南战争，就是一场国际性的阶级战争——富人对穷人的战争。那些由资本主义国家所给予拉美、亚洲等等的“外援”，是一种剥削性的援助，因为它希望从“援助”中获得比付出的更多。当通用汽车公司在巴西成立一间车厂，拿钱去投资，只因为他们知道这样便可从巴西赚取比成本的更多利润。所有这些都是反映阶级，这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很自然的，人与人的一切关系都取决于他的阶级。
在一个存在着阶级剥削的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民主。这就说明为什么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也就说明为什么我相信整个资本主义时代——它曾对人类的知识和生活作出极大的贡献——现在已走到了它的尽头。私人财富的积累已变成一个公共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我寄望于中国——一个仍然可能犯错误、而且还存在着错误的国家——但这是她所走的总方向：朝着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迈进，没有人会感到高人一等，在这个社会里，人与人能互相联系，而没有竞争，不需要自卫，没有互不信赖和歧视，而能够做到你所渴望做到的：人与人之间能建立一种合乎人性的关系。（下）
【本刊讯】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七月八日刊登该报主笔夏洛特·赛科夫斯基从广州发出的一篇访华文章，题目是：《中国的新目标：凭热情和实用主义搞现代化，谋求成为现代化的国家》，摘要如下：
中国似乎是在平静地追求国内稳定。至少在表面上，这片土地是秩序井然和平静的。革命的大变动已经过去，侧重点转到增加生产和把中国变成现代化的国家。
今后如何，新兴的经济往何处去呢？革命的热情或单纯的实用主义能推动国家前进么？但是中国给来访者看到的面目是自信和正常的。首先，中国决心实现工业化，为了牵制俄国人和获得外国的技术，中国谋求同西方保持良好关系。这是美国报纸主编在人民中国旅行了四千三百英里后得到的总印象。
所有的访问都是精细安排的，彬彬有礼地进行的。
介绍情况的方式是可以预先料到的，负责人说了有关自中国「解放」，或者自文化革命以来取得进展的一些统计数字，归功于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最后稍．微议论一下仍然需要克服的「一些缺点」。
这并不是要说明官员们说的话不是坦白和真诚的，或者人们走开的时候没有看到一些真实的东西。我认为，我们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但是情况仍然是，人们不能越过有安排的表面现象看进一步的东西。
在这次不平常的旅行给人留下的千万种印象中，时刻留在脑际的一个最深的印象是，中国摆脱了过去的贫困和屈辱，封建主义的脊梁骨被打断了，一个统一的国家抱着自信和远大目标从落后中站起来了。
中国九亿左右的人口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实际上仍然是贫困的，这个国家要达到西方标准的现代化还要作一番很大的努力。但是正象许多访问者说的，人们吃得好，穿得暖，即使还是穿得很单调的话。
对于中国的将来最有意义的是，处在旧中国最底层的农民和工人有了尊严和自信。他们有明确的目标，知道他们的成就，人们可以说，他们是满意的。
在西方人看到的这种正面情况的另一方面是一个受到彻底控制的社会里的惊人的限制，在这个社会里，个人的抱负和愿望必须服从集体。毫无疑问，毛主席的领导和教导，团结和鼓舞了中国人去采取行动和改变了许多封建的习惯和思想。这对国家是极为有利的。
但是毛的思想渗透到起自儿童的摇篮的生活的各方面，这压制了有创造性的思想，使文化变得差不多是难以忍受的单调和呆板，从衣着到舞蹈都是这样。它还使中国人与外界人取得真正了解和友谊的那种自由联系断绝。
难以回答的问题是中国人受「思想灌输」的程度，以及他们适应的程度，因为不相应会造成社会的不协调和堵塞前进的道路。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七月二十八日刊登一篇题为《纪录片〈友谊之路〉感人》的文章，副题是《英国作家格林及电影编导吉布合作》，摘要转载如下：
由英国著名作家、记者费利克斯·格林和电影编导休·吉布合作拍摄的纪录片《友谊之路》是一部感动人心的影片。《友谊之路》之所以感人，是它细腻地描写了非洲工人与前往协助筑路的中国工人如何合作无间，为早日完成这一伟大的工程而努力的故事。
电影编导休·吉布昨日对记者说：“在拍摄这部影片的过程中，使我感动的是中国工人与坦赞两国工人共同工作，紧密合作的精神。”
休·吉布于去年与格林夫妇及格林的女儿前往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在铁路沿线生活两个月，拍摄了这部影片。休·吉布表示，在这短短的两个月中，他们深切地体会到，非洲筑路工人与中国工人和技术人员的良好合作关系，以及中国对坦赞两国的协助是彻底的和无私的。
休·吉布说：“中国工人和技术人员不仅协助非洲人民建筑这条铁路，还将技术传授给他们，以便铁路全部竣工、中国筑路人员全部返国后，坦赞两国能使用和管理铁路。”
吉布说：“非洲人民非常高兴中国筑路工人的到来，对中国给予援助的方式表示欢迎。参加建路工程的中国工人和技术人员在进行筑路工程时，都小心翼翼，不去破坏铁路沿线经过的地方的东西。每到一处，他们自己动手建造住宿的营房，自己开垦土地，种菜、养猪、养鸡，我们估计中国筑路工人的百分之八十的粮食是自己动手生产的。”
吉布说，非洲人民欢迎中国工人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工人对非洲人民所表示的关怀。中国人员在工地中设立了诊疗所和医院，中国的医生和护士不仅为中国工人看病，并非常乐意替当地居民诊治，通常这些诊治是免费的。事实上，登门求医的非洲人比中国工人还要多。
吉布表示，有些中国人员在坦赞两地居留两、三年之后，亦学到当地的语言，与不少非洲工人交成朋友。在空闲时候，中国人员经常与当地工人进行足球、篮球和乒乓球等友谊比赛，增进彼此间的友谊。
修建坦赞铁路是过去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奴役的坦赞人民梦寐以求的愿望。独立以后，坦、赞两国政府和人民决心清除殖民主义势力，走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发展本国民族经济的道路，坦赞铁路的兴建是其中一项重大的措施。在坦、赞两国，人们将这铁路称为“自由之路”，其含意也是在此。吉布说：“坦赞铁路的建成，不仅开拓了非洲辽阔的大陆，而且为非洲人民展示宽广的新生活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