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谈论到关于对现存秩序的抗议时，我想提醒你们回忆一下几年前震动美国公众的大示威运动。你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因为年纪轻，想像不到那数以百万计的美国青年参加的大示威游行、静坐示威以及演说的场面。他们走出来打破现存的制度，要求在美国“建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我今晚特别高兴指出，在听众座位中，有一位美国青年，他叫杰里·鲁宾，在示威运动中，他站在最前列，事实上，他是对美国政府的越南战争提出言论挑战的策划者。他组织了向五角大楼的示威游行；或者我们会想起，在这次游行中他是领导者与受害者。不过，可能对他自己来说不是“受害”，那次“芝加哥事件”的迫害，你们或者会记得吧！杰里，我看你应该站起来，让我们为你鼓掌。（鼓掌声）
我要多谈一些关于杰里的事情。他是一位对那些他认为不值得尊重的权威采取完全鄙视态度的人。在杰里之前，凡是受到国会的“美国活动委员会”质询的人，都是十分害怕与惊惶的，可是杰里却作出了“荒谬”的行动——穿上独立战争时期的革命军服前往接受聆讯，那些委员愕然地对他说：“你不能穿着这样的衣服前来聆讯呀！”杰里马上质问他，凭那一条法律不准他这样做。结果，他们只好无可奈何地让他进去。
我想起一个名叫“妇女争取和平”的美国组织。当她们受到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传询时，非常忧虑，不知如何是好。但杰里对她们说：“不要怕！带同你们的婴孩，塞满它的聆讯厅，抱着孩子，拿鲜花赠给参议员。”这使得那些议员们不知所措，场面非常尴尬。
本来，我还能告诉你们多些关于杰里的情况，但由于时间问题，我只想指出：就是在这个巨大的运动中，美国青年表现出远大的志向与勇气。现在表现怎样？少了。它们之间出现一些分裂与瓦解。美国左派运动为什么会变得软弱呢？我认为应该向中国参考与比较。我认为一个准确的分析就是他们不能把生活中的三个重要方面联系起来，而中国则能够做得到。
这三个方面，在中国来说，首先就是正确的政治路线。对美国人来说，就是他们的正确任务是什么。在中国，他们有正确的政治哲学。第二，他们能够把个人的行为、道德与政治方向结合在一起，而不是互相抵触。在美国，杰里会同意，他们有政治方向，但是个人的行为表现与政治方向并不相协调。他们的生活方式，所说的言语，实际上并不能与政治联结起来。第三，中国能够做到的，是对工作态度的结合。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个人政治活动的一部分。每一个人的工作的态度，行为的表现与政治思想这三个方面都能够相互联结起来，达到和谐的阶段。
我认为美国青年运动的不能取得成功，便是在这三个方面还没有结合。这个可能不是永久的，但是无可否认，在中国的实践是成功的，而在美国还没有这样做。
有一个题目我想提及的是关于教育。你们都是教师或学生，在教育方面都有所涉及，我怀疑你们是否知道真正的教育应该是怎么样？很多人相信教育是知识的积累，如果能够牢记大量的事实，便能够在考试卷上答中，取得学位。我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但是我怀疑这是否与真正的教育有任何的关连。这只是在充满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社会才需要的。教育只是使他们能够向上爬，出人头地。但这是否一个真正使人受到教育？知识的积累又是否真正的教育呢？
我认为这与真正教育无关。在能够接受教育之前，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一位真正受过教育的人并不是一个只是得到哲学博士或很多衔头的人。事实上，我认识一个在伦敦的经济学家，他有满身的衔头和所谓成就，但若是由我来负责的话，我不会把部门交给他管理，因为他会把事情搅得一塌糊涂。
对于这一点，或许有很多人反对，但我觉得教育应使每一个人都能够从多方面懂得做人的道理。他不但要在认识上有所了解，而且能够通过一双手，从实践上有所了解。那些只凭书本知识来认识事物的人，就只不过是从一个极狭隘的角度去认识而已。
我想指出的是：体验比知识更重要，就像我自己，年纪比你们各位都要大吧，可以说比你们有较多的生活体验。我认识一些具有才智的人物，他们不一定天资聪颖，或读过很多书，但由于艰苦的生活磨炼，而智慧充盈。一位诗人曾叹息说，现代的人舍弃生活的体验，盲目追寻知识，而不晓得世界的进步，需要的是人们对生活的真正了解。照我的看法，像大学这样的机构，应该是人们共同寻求对生活认识的地方，教授和学生不分彼此，一起通过实践和体验来学习知识，中国人现在正是尝试这样做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学者与知识分子需要到农村及工厂去。西方世界对此曾表哗然，认为这样做是浪费人才。但是我曾与其中一些教授谈及他们的体验。一位清华大学的教授说，在文革前，他原是一位学者，而他的朋友亦是学者或作家，他们也因其知识高深而受到尊敬。有一次，工人群众提议他到工厂去工作。由于他的知识纯属理论，在实践上，便要和工人一样，在同一水平上学习。最初，对他来说是很不习惯的，好像是新生的开始。但现在他回想一下，以前的生活却是何等的狭窄。现在他认识了很多工人朋友，而在工厂中所学的东西也非常难得。（中）
【时事社东京八月二日电】题：三木首相启程访美，建立创造性的不动摇的日美关系
三木首相为同美国总统福特举行日美首脑会谈，二日下午乘专机启程赴美。由睦子夫人陪同，正式随行人员有宫泽外相以及官房副长官海部、外务省审议官吉野、外务省美洲局局长山崎等三十一人。
首相在首脑会谈中想从世界的角度来建立比过去更加密切的、创造性的、不动摇的日美合作关系，同时就两国在印度支那战争后动荡的亚洲形势下如何对亚洲和世界的政治、经济稳定作出贡献问题，坦率地交换意见。
特别是在可以认为将成为会谈焦点的东北亚问题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方面已表明要缔结美朝和平协定的热情，将根据这一事态转达我国的姿态。
【共同社东京八月一日电】题：借此机会加深互相信任——首相就日美会谈表明态度
三木首相在一日的内阁会议上就二日开始的访美和日美首脑会谈表明了基本态度，他说：“这次日美首脑会谈没有急需解决的悬案，但这是三木内阁首次进行的日美首脑会谈，打算以亚洲和世界形势的变化为背景，深入地广泛地进行会谈，以便不只是在日美两国中间，而且在全世界日美合作下去。”
联系到这一点，首相说：“日美友好是我国外交的基轴，想借这次会谈的机会加深互相理解和互相信任。”
三木首相在内阁会议结束后，接着同福田副总理、大平藏相、宫泽外相、河本通产相、井出官房长官举行了会谈。大平谈了这样的意见：“从美国来说，由于印度支那发生急剧变化，不是认为军事上的问题已经告一段落了吗？在首脑会谈中，根据新的观点，东南亚国家联盟等亚洲问题不是将成为话题的中心吗？”
【法新社香港八月一日电】定于明天在北京开幕的一次神秘的游泳比赛可能会产生出一个亚洲游泳联合会的雏型。新华社说，“二十多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的国家接受了邀请”。
为数众多的亚洲国家参加这次比赛表明，它们是在准备就中国会籍问题可能和国际游联摊牌。有人猜测，参加北京比赛的代表队是冒着可能丧失他们的游泳生涯的危险，因为国际游联禁止会员国与非会员国比赛。
在北京宣布了这次邀请赛后不久，国际游联便禁止了十六名加拿大游泳运动员两年参加比赛的资格，因为他们在去年访问北京期间与中国人进行了比赛。
国际田联和国际足联去年取消了禁止非会员的中国与会员国进行比赛的规定，从而使国际游联成了仍然阻挠中国回到国际奥委会的唯一重要的单项体育联合会。
国际游联主席亨宁曾“有条件地”批准中国游泳运动员参加亚运会的比赛，他是支持中国人的，但是国际游联的其他负责人不愿以牺牲台湾为代价把中国接纳进这个世界组织。
这里的一位消息可靠人士对本社记者说，菲律宾的负责人曾要求香港在北京邀请赛后主办一个亚洲游泳组织的成立大会，但是当地负责人拒绝了这一要求，认为香港是个殖民地，不是一个亚洲国家。
观察家们提出，因此任何第一次亚洲游泳大会的会址最后只能是北京。
虽然中国人在德黑兰运动会上，在跳水方面取得完美的成绩，获得全部四枚金牌，但是即便按亚洲水平来衡量，中国游泳运动员的水平也不是很高的。
但是，近来他们有了很大提高，在过去三个月内有十四项全国纪录被打破。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七月二十五日以《迅速展开的日苏经济合作》为题报道：
继输出入银行向开发雅库特天然气工程提供贷款的协定草签之后，又决定向开发萨哈林海域大陆架的天然气提供超过一亿五千万美元的日元贷款，通过日苏经济合作来开发资源的工作正在迅速进展。氨成套设备的谈判已经达成协议，出口纸浆成套设备的谈判也正在取得进展。
在开发西伯利亚五大工程中，日苏经济合作受挫的只有开发秋明油田的工程。
苏联是要在日中间打进楔子，离间日中关系，它是想以更加灵活的微笑外交使政府由面向中国转为面向苏联。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六月二十八日以《「自卫队是稻草人」》为题报道：
国防会议前事务局长海原治二十七日作了讲演。海原现在虽然是民间人士，但他曾经担任过防卫厅防卫局长和官房长等职，因此他的讲话值得注意。讲话主要内容如下：
考虑国防的条件，首先必须考虑地理条件。日本南北长、东西窄，且没有资源。现在的陆、海、空自卫队是稻草人，只有表面上的实力。如果遭到苏联的攻击，从这种地理条件看，航空自卫队只能坚持十分钟，海上自卫队只能坚持三、四天，陆上自卫队只能坚持四、五天。完全防空是困难的，陆上自卫队也移动不了。没有资源，甚至连供应也无法维持。
日美安全条约目前的体制使国民感到最放心。美军常驻体制应该继续。．有一种议论说要把防卫费控制在占国民总产值的百分之一以下，这是本末倒置。自卫队要拥有什么，这是首先应该考虑的，不拿出国民总产值的百分之三、四来，就形不成战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