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今年八月号刊登香港《远东经济评论》一篇文章，题为《苏联间谍在亚洲》，摘要如下：印度印度一向是克格勃（苏联主要特务机关“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俄文简称）的首要目标。印度和苏联在一九七一年所签订的条约打开了被苏联渗透的大门。最近才明确显示，该条约威胁到印度的安全。人们反对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印度的干涉而爆发的“骚动”虽然极有理由，但是却隐蔽了一项事实，这就是苏联在高层上与政府和工会的接触使得苏联更加容易把他们的间谍渗透进印度。
众所周知，某些苏联记者是克格勃在印度活动的主要成员。直到最近为止，他们驾驶着挂有外交官专用的车牌的车子来来往往，完全免受警察的监视。印度政界经过激烈的辩论后，才撤回了对苏联记者的外交豁免权。对于一队由特务和通消息者所组成的庞大队伍，苏联记者是最重要的“个案官员”（ＣａｓｅＯｆｆｉｃｅｒｓ）。渗入工会的特务可以随意地使经济瘫痪；其他的人则在印度国会内形成一个强有势力的游说团，以游说摇摆不定的领导阶层加速朝着它所宣称的社会主义的目标推进。
苏联在印度秘密活动的经费来得很聪明。苏联没有把令人怀疑的大量金钱转到驻印大使馆，而是把苏联出口到印度的货物委托印度的私人商行代运。这些印度私人公司则对印度的苏联人支付佣金。每年总数据估计高达数百万卢比（一美元约等于七·三卢比）。但只要印度仍然依赖苏联的军事与经济援助，当局宁愿忽视这些权利上的丧失。在许多杰出的印度人看来，印度被苏联缠得这么紧，几乎是没有扭转这个趋势的希望了。孟加拉国间谍之趋附骚动中心有如苍蝇之依附果酱瓶。这些日子，孟加拉国有的是骚乱。因此，安德烈·弗明被委派为苏联驻孟加拉国大使，而经验有如库兹涅佐夫的克格勃人员也被派驻该国。库兹涅佐夫在一九七一年与另外一百零四名苏联间谍被驱逐出英国。一九七二年初，他以商业随员的身份在达卡出现。他现在能操流利的孟加拉语和英语。
新加坡的《南洋商报》在七三年六月二十七日说：库兹涅佐夫的实际任务是监视孟加拉国的青年与工会，以防毛派分子与其他革命组织的渗透。
大使弗明是苏联前任副外交部长兼最高苏维埃委员，并据说负责制订对南亚及东南亚的政策。达卡显然并不值得一位比在新德里与雅加达的同僚的地位还要高的外交官。是吗？答案是，苏联把孟加拉国看作动荡的大陆中的一个关键性地区。这里甚至有如一片真空地带。新加坡新加坡与苏联直至一九六八年六月才建立外交关系。同年，双方成立了联合海运公司，以促进双方直接的贸易。在一九六九年，苏联航空公司在莫斯科与新加坡之间开设了一条每周三次的航线。莫斯科的人民银行在一九七一年在新加坡增设了分行。翌年，苏联轮船开始利用吉帕尔（Ｋｅｐｐｅｌ）港与其他船坞的设备。现在每年有五百艘苏联轮船到达新加坡。
在克勒尼路的驻新加坡大使馆是苏联以一百五十万新加坡币（约合六十四万美元）买来的。面积共二十六万八千平方英尺，内有游泳池、蒸气浴室与网球场、排球场等豪华设备。整座建筑物相信耗费超过二百五十万新加坡币。其中最重要的住客是乌克兰人瓦连京·帕森丘克。他的职位是使团副团长。这也是驻当地特务头子经常担任的职位。他在中国住过五六年，是一位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
塔斯社、苏联新闻社、苏联电台与电视台的代表构成了一个活跃但是客气的新闻团。他们之中大多数是职业的中国观察家。他们的头子是苏联新闻社的萨文科夫。他喜欢社交，爱打草地网球，华语说得不错。他的任务包括注意当地的华文报纸。
“新加坡—苏联海运公司”是在一九六八年初成立的。起初有两名苏联人在那里任职。不久，一个新加坡前记者林明治开办了“三合（私营）有限公司”，自任总经理。这家公司与“新加坡—苏联海运公司”签了合同，替后者办理在新加坡起卸货物的事。
一九七三年八月七日，林被新加坡政府逮捕了，目前他仍被拘留中。警察方面认定他“透过当地的外国商业机构，替外国情报机构工作”。但是，“内部安全部”则明确表示，林是苏联特务。他显然被苏联招募来传递有关中国的情报。林还可能利用他在当地的关系，向苏联人提供有关新加坡政界人士与名流的内幕消息。马来西亚林明治在新加坡被捕一个月后，苏联海运专家利克霍来到了吉隆坡。据说他是苏联海运公司的代表。职务则是马来西亚一家海运公司的顾问。这间公司负责代理抵达马来西亚港口的苏联船只。利克霍与新加坡一苏联海运公司也有密切的关系。利克霍自此即成为一个谜。他只发表过一次公开声明，说他到马来西亚研究港口设备，以便直接把橡胶运往苏联。但是，他与马来西亚海运界几乎完全没有接触过。一些有意与他谈生意的人甚至连找出他住在哪里也有困难，外界所知的只是，他在苏联驻吉隆坡的大使馆以外活动。泰国泰国和苏联在五十年代初期建交以后，曼谷随即成为苏联间谍活动的一个重点。苏驻泰大使馆是一个观察越战与东南亚内苏联仍然无法渗透的地区的当然了望台。目前，苏驻泰大使馆人员在名单上列出的有二十五人。但是，除了翻译员以外，苏联大使馆是并不雇用当地人的。因此，实数应较为接近二百五十人。相对的，泰国驻苏使团只有五个泰国人。据估计，在所有苏联驻外使馆的苏联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替克格勃或“总参情报局”工作的，这使克格勃在当地的势力仅次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曼谷的《民族报》指名苏驻泰副贸易员伊利亚舍夫为苏联在泰的特务头子。目前正在第二次游览泰国的大使馆第二秘书斯米尔诺夫也被指为克格勃高级官员。对于塔斯社驻泰代表亚历山大·卡考林、泰苏海运组织与苏联航空公司的驻泰官员，也有类似的被指控。老挝克格勃对各国的渗透的规模如此庞大，以致任何一个苏联特务变节都会出卖一整网的特务，以及和他们联络的外国人。苏联驻万象大使馆的一位年青的秘书索罗金在一九七二年九月撞了车，继而逃到西方要求政治庇护后，苏联悄悄地从老挝撤走了百分之二十五的外交人员。其后，苏联人在老挝重建了据点。目前，虽然苏联并未对老挝提供任何援助，与老挝也没有商业来往，苏联驻老挝大使馆的职员人数却超过一百人。
观察家认为，苏联在老挝除了注意缩减中的美国对当地的承诺与当地的政治局势外，还选了老挝作为与中国斗法的一个场所。
泰国报界倾向于以为到处都是特务。《曼谷邮报》指名说奇里阿耶夫是“万象的一个十分高级的苏联情报官员”。巴伦最近所著《克格勃》一书将现任苏驻老挝大使列为克格勃官员，并认定他从前曾经在法国与法属非洲有过间谍经验。日本在今天，日本本身只是克格勃的一个小目标。克格勃对日本的兴趣显然只限于盗取工商业情报，以及日本将来的防卫计划，据日本防卫队推算，苏联（与其他情报机构）都把日本作为观察第三者活动的基地。苏联在日本的主要目标是美国军事基地，以及任何有关中国政治、经济与军事的情报。
日本的反间谍活动搞得极差。虽然苏联在日本的间谍网据测又庞大又活跃，似乎没有一个日本情报机构确知苏联的活动范围。这主要是因为，刺探情报在日本并不犯法。
【本刊讯】曼谷《星暹日报》八月十三日发表一则述评，题为《抗拒列强“海运霸权”侵略泰国必须采取“保护政策”》，摘要如下：
泰国的船务公司，正在要求政府给予更积极的扶助，因为泰国的航运业务，正遭逢外国船务公司的强力威胁。
在过去，当局规定泰国的出入口货品应保持百分之四十的营运量交泰国船务公司承运，但最近以来，这百分之四十的比率已不能维持，目下泰国的船务公司，只能承运泰国出入口货品总量的百分之六。
因此，泰国船务公司必须获得政府的大力扶助，否则，将无法再维持下去了！
目前苏联的航运业务已伸展到太平洋区域来了，他们以削价的手段抢夺此一区域的顾客，其削价的程度是自由国家的航运公司所做不到的。比方说，日本输出家庭电器，由美国船公司载运，由日本运往美国的运费，每一件收费四九点五美元，后来又减到四五美元，但是苏联的航运公司插足太平洋区的营运业务之后，苏联船只对上述货品的收费一直保持比美国轮船低廉的收费，由最初的每单位四三点五美元，再减到三八点二五美元，苏联的船运收费，总是比日本和美国的船运收费便宜。因此，苏联在太平洋区域争夺了不少自由世界的船运收件。
正因为这样，泰国的船务公司受到了双重的压力，过去只是西方国家的船务公司在竞争生意，如今又加上了苏联的削价抢夺顾客，使泰国的船务公司，在营业上益加困难了！
在自由国家与苏联的海运竞争趋剧的今天，我们必需采取“保护政策”来排斥“海运霸权”的侵略！
【本刊讯】曼谷《星暹日报》八月十六日发表社论，题为《扩大东盟来代替亚安计划》，摘要如下：
苏联搞起来的所谓“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计划，在目前情况下实在已经没有实现希望，主因当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强烈反对。
我们认为，最合理的一个办法就是扩大东南亚国家联盟，借此来逐步地实现亚洲的安全与和平目标。理由之一，亚洲目前局势焦点依然在东南亚，因为三种强大势力，正向这个地区展开斗争，这当中的渗透和倾覆企图，主要的是苏联进行着的破坏性计划，这是根据若干已经公开报道出来的消息所证明的。
那么，要是东南亚地区实现中立化目的，则亚洲安全将可以渐次地达到，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一种途径。因此之故，我们建议扩大东南亚国家联盟并非属于军事性的联盟，而是以经济发展，加强睦邻为主的一个组织。它们成立，在原则上显然具有代替“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准备，这种迹象是甚为明显的。
不过，上面指出了正在有三种强大的势力向东南亚地区展开斗争一点，也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事实，只是目前比较占着上风的，看似是苏联，中国的计划尚被一部分国家怀疑，美国已经从印支战争中败下阵来了。但是，人们应该看到一种新形势的进展之中，美国并非是要从东南亚或亚洲退出它的势力，仅是计划与战略上有所改变而已，将来反击的力量，依然是巨大的，不论它是什么样态势，美国势力仍然是一个中心。这是完全可以确定的形势。
从现实需要来说，扩大东南亚国家联盟，对东南亚和亚洲的安全与和平前途，都是一个美好远景，为甚么不可以再加强去争取其成功？不过，这是存有相当大困难的问题，要求它成功，也不是易事，这当中最受阻挠的就是印支四国在苏联渗透之下，并非是易于参加东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