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新论坛》六月十六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台北预料美蒋关系快变》，全文如下：
如果说一九七一年尼克松访问北京之行，对于台北是一次大地震的话，目前台北当局又感到一场新的大地震正在迫人而来。这已经不是秘密，台北许多高层人士都私下或公开议论新的一次大地震会比前次更加厉害。例如“立法院议案关系文书”就有这么两句话，“今年我国遭遇之国际风浪，将较六十年（按即一九七一年）更为艰难。此不仅政府（按指蒋政权）所深知，亦稍为注意国际问题者所皆知者。”
为什么台北自感今年风浪更大？“立法院议案关系文书”道出了他们惶惶不可终日的主要原因，就是“美国亲共背我政策甚为积极”。这个文件举了两个事实：一为福特将访北京，一为曼斯菲尔德主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告书已发表。当然，摆在眼前的事实不止这两个，还有第三个，第四个……。
近来美国驻台“大使”昂格尔同台北当局之间的往来接触，也使台北当局大为不安。昂格尔最近由台湾回到华盛顿述职，离台前，他在四月二十五日曾经同蒋经国进行长谈。谈话的内容是什么？蒋经国在他的《守父灵一月记》说，他同昂格尔谈的是“中（蒋）美关系”。曾有记者要求昂格尔透露他同蒋经国长谈的内容，昂格尔说，“谈话内容我是不能透露的，不过我可以说，这次会谈很有用处，我们谈了长达一个半小时，其他在座的只有周书楷先生一人（周是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据内幕消息说，昂格尔同蒋经国是谈到美台（蒋）关系今后如何处理的问题。昂格尔很坦率地讲出台湾问题的解决有几个可能，解决方式虽然不同，但结果是一个，就是台湾的现状不能继续维持下去。
这句话在台北高层人士之中引起大大的震动。人人窃窃私议：昂格尔的话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个情况只有台北最高层人士知道，但是台湾社会上一般人也不是心中无数的。因为自从蒋经国的《守父灵一月记》发表之后，社会上就有这一种议论：蒋经国在守灵期间，见过的美国人不止一个，比方他在四月十九日就见过“美国友人戚烈拉将军”，他用了一些笔墨来描写他们的会晤和什么“友谊”，但在四月二十五日蒋经国同昂格尔见面之后，蒋的日记只是干巴巴地写下寥寥数字，既无“友谊”一词，亦无“融洽”之语，这个鲜明的对比，说明昂格尔同蒋经国这次会谈，一定使得蒋经国不悦。人们都相信，这里面一定大有文章。
台北人士还记得，昂格尔到台就任不久，在他公开的演说，谈话中屡屡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和“上海公报”，因此曾经引起台北当局的不满和埋怨。事后昂格尔只是对人摊开双手，说现实问题，不能规避。由此可见，美蒋关系在过去一年内（昂格尔抵台就任已一年）已经异于过去了。而今天呢？明天呢？昂格尔现在已经从华盛顿回到台北来了，但是台北许多人都有此一问：昂格尔是不是最后一届美国驻台“大使”？
美国政府在吊蒋介石丧期间的种种表现，也使台北当局惶惑、惊惧、凄凄、惨惨、戚戚。所谓“种种表现”，有如下五点：
一、福特和基辛格在蒋介石死讯传出之日所发的唁电是非常乏味的应景文章，没有提到美蒋关系。
二、同日，美驻台“大使”昂格尔就蒋介石之死发表谈话，也是不提美蒋关系，后经蒋政权提出异议，才宣告把这次谈话撤销，另发提及美蒋关系的谈话。
三、接着美国方面报道白宫派原定赴日访问的农业部长顺道到台北吊蒋介石，经台北和美国死硬派提异议后，才改派副总统洛克菲勒以福特总统私人代表的身份参加蒋介石丧礼。
四、两天后，福特发表外交政策演说，只字不提“中华民国”。
五、洛克菲勒到台吊丧，或则避免公开谈话，或则语焉不详。他飞抵台北时发表的声明，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维持友好关系”。丧礼翌日马上离台，行前声明不谈美蒋关系而只淡淡然讲了句“友谊”。所有这些，都是常礼，而且是颇为勉强的礼节。
总之，美国在台北吊丧期间的表现，使台北当局大感尴尬不安，旁观者看来自觉可笑。
此外，最近美国商业部长莫顿的行踪和谈话，也使蒙在台北的一层暗影加深了。莫顿在访问北京之后公开表示，他不到台北去访问。他说：“我希望蒋介石将军（按：请注意这里称“将军”而不称“总统”）死后，中国内部的关系会获得解决。”他又说：“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有着重大的事情在进行中”。这话意味着什么？台北人士自然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时至今日，台北的境况如此，加上印支局势完全改观，东南亚国家“赶乘到北平之巴士（公共汽车——本刊注）”，更使蒋政权惶惶不已，而且内部矛盾争吵日烈。“立法院议案关系文书”就透露了这样的情况。有人提出“对美国动向宁作最坏打算，勿存希冀之心”。台湾《中华杂志》四月号的社论说：“如（今年）下半年美国要实行曼氏（曼斯菲尔德）计划，我们以为只有‘听便’。……他一定要走，‘叩马而谏’也留不住”。《中华月报》五月号的社论又说：“中华民国不需要美国‘保护’和‘协助’。美国要承认中共也好，撤走几千后勤人员也好，放弃承诺义务也好，都听美国的便。”但如果美国真的要实行曼斯菲尔德计划，将有什么后果？“立法院议案关系文书”预料“将来（日美）两个‘交流协会’互相‘模仿’，不出一年，台湾将非我（蒋）有”。
面对着这般形势。蒋政权怎能不心惊肉跳、坐卧不安？
【中央社台北七月七日电】中华民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和领事馆，今天正式关闭。
驻菲公使于彭，今天下午率领全体三十多位馆员和眷属，从马尼拉回到台北。
【中央社汉城七月四日电】中华民国总统府资政张群今日结束了在韩国为期九天的非正式访问返回台北。
张群表示，他相信中华民国和韩国将加强各方面的合作，并且将并肩抵抗共党的任何侵略和颠覆行动。
【本刊讯】美国《科学新闻》一月十一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我们已有了很好的癌症的疗法吗？》，摘要如下：
癌症肯定不是新东西。癌的疗法也不是新的。在十九世纪，即使不是更早，就试用了外科手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Ｘ射线和外科手术一起用来治疗局部性的癌症。一九四八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了第一种治癌药物。今天在市场上出售的有数十种治癌药物。这些药都产生各种生物化学作用，但是其中大多数是这样或那样地阻碍癌细胞的分裂。药物对于正在扩散的癌是极有效的。一九六四年，巴黎附近的保罗·布鲁斯医院的马泰给快要死于白血病的儿童施用卡介苗
——结核病菌苗。象他希望的那样，这种菌苗使这些儿童的免疫系统起了作用。他医治的一些病人，在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活着。马泰的工作为另一种癌症疗法打开了门户，这就是免疫疗法。
然而，在过去几年中，在治疗癌症方面有一种新趋向。这就是综合各种疗法使这些疗法对治各种癌症起最大的作用。这些多管齐下的方法比孤立的使用一种疗法取得了更加引人注目的结果。最近在纽约市举行的讨论治癌方面进展的全国会议上一再强调了这一事实。
例如，一九五六年，对患白血病的儿童的前景是令人沮丧的。平均存活率是六个月。现在，由于艰苦的奋斗，将四、五种药物和Ｘ射线相结合，存活率达到了五年。这种方法被称为“全面疗法”，它是由孟菲斯的圣朱德儿童研究医院的唐纳德·平克尔和他的小组创造的。现在许多治癌中心都采用这个办法。
得霍奇金病——淋巴组织的癌——近几年来也有了引人注目的改进，首先是因为使用Ｘ射线，其次是因为使用药物。一些病人继续活了二十年，甚至三十年。
肉瘤和骨癌患者的三分之一是青少年。医生正在用手术加药物的办法延长这些病人的生命。纽约市癌症和类似病纪念医院的罗森和他的同事们正在为更大地改良综合疗法而努力，办法是使用Ｘ射线来杀死已经从主肿瘤分离出去的癌细胞。
罗森和他的小组正在尝试对一些病人综合使用外科手术、药物和免疫疗法。他们还对得大腿骨癌的三个女青年试用完全是试验性的疗法。他们给病人施药以收缩她们的肿瘤，割掉剩下的肿瘤，然后在骨和组织被破坏的地方插入一个替补的装置。这样她们就得以避免切断她们的腿。然而，这些病人能否长期活下去还有待观察。
对乳腺癌也在使用综合疗法。匹兹堡大学的一个外科医生贾希尔和休斯敦Ｍ·Ｄ·安德森医院和肿瘤研究所的放射疗法专家蒙塔古说，在治疗乳腺癌病人中，先进行少一些手术，接着用Ｘ射线疗法和药物治疗可能同彻底的外科手术一样有效。
还有一种带电荷粒子Ｘ射线照像法。它是使带电荷的原子粒子通过组织，而不是使Ｘ射线通过组织。这种疗法表明对治疗深部的肿瘤有希望。它不象Ｘ射线，不会损害人体的免疫系统。
当然，面前还存在艰巨的任务。一个是把癌症目前的存活率进一步延长。另一个是，找出有效疗法医治那些在很大程度仍是无希望医治的癌。其中两种主要的癌是肺癌和脑癌。但是科学家们依然没有放弃研究这两种癌的工作。
【本刊讯】苏联《在国外》杂志第十七期转载了英《新科学家》周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病毒“换装”的秘密》，全文如下：
现在，科学家们正在广泛讨论流感产生的两种理论。根据其中的一种理论，病毒蛋白壳膜中的突变（某种基因
——即能够自行再生的遗传信息单位的顽强的遗传变化）导致了它的抗原结构的逐渐变化。结果便形成新型病毒，而大多数人对它还没有免疫力，所以容易得病。第二种理论认为，流感引起了一种混合病毒（复合体），即当一个人同时感染了人病毒和动物病毒时不知怎么就产生了混合病毒。
专家们使小猪传染上猪流感和鸡瘟病毒，而使母火鸡感染上鸡瘟病毒和火鸡流感。结果便观察到不同病毒的壳膜蛋白的混合。
在另一个试验中，杂种病毒是在更为自然的条件下获得的。取两只鸡，使一只感染上火鸡流感病毒，而使另一只感染上鸡瘟病毒，将它们放入火鸡群。然后便从这些鸡里获得复合病毒。其中有一种复合病毒包含有鸡瘟病毒的壳膜蛋白和火鸡流感病毒的酶。
但是，目前还不能解决的是，其中哪一种理论是正确的。很可能的是，既有突变的发生，也有复合病毒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