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七月七日一期刊登这家杂志驻巴黎办事处的玛格丽特·默里对法国前驻华大使马纳克的访问记，题目是《“美国走了一半路”来同中国建立稳定的关系》，摘要如下：
问：大使先生，你作为法国的使节在中国呆了近六年之后，认为中国领导人如何看待他们在世界上的作用的？
答：中国希望到本世纪末能在世界上发挥同他们的战略地位、他们众多的人口和他们巨大的天然资源相称的重大作用。
中国跟美国一样，幅员辽阔，人民基本上是同种族的，并拥有它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几乎所有东西。中国无疑会找到经济上得到迅速发展的捷径，它的军事力量将同经济上的发展并驾齐驱。
此外，中国有一些原子武器。但是中国人不会模仿俄国和美国的做法，以牺牲健全的经济的办法去从事荒唐的核军备竞赛。
问：中国人是否真的希望同美国建立牢固的关系，抑或这只不过是外交上的策略？
答：四分之一世纪之前在中国就存在着对美国友好的宽阔心情。尽管过去发生了一些不幸的事，这种心情仍然存在。
简单地说，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旦理性胜过了意识形态，他们就认识到了他们经不起同时面对俄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对手。与此同时，美国已决定放弃其幻想外交，对中国采取一种比较现实的做法。
起初，中国人对此抱怀疑态度，接着感到出乎意外，——后来又感到高兴。这并不是说，使两国产生分歧的一些重大问题已经解决了。但至少已同意和平地谋求解决办法。我认为这一点是令人放心的。
当然，这些问题中没有一个是涉及美国及其边界的。所有问题都涉及中国的边界或其近邻
——台湾、朝鲜、印度支那。要改善关系就要靠美国采取主动。这就是已经发生了的事。
问：中国人是否认为同俄国打仗是不可避免的？
答：只有中国人能回答这一问题。我个人认为，中国人并不把苏联人民当做敌人。俄国人民可能也不把中国人民当做自己的敌人。
这两国有外交关系，它们继续就共同的问题举行会谈。当然，它们之间是有竞争的。但是中国人——用他们的高级领导人之一的话来说——
“并没有发疯到故意同苏联作对的地步”。
事实上，中国人自己现在认为，俄国在西伯利亚的军事力量不是针对他们，而是针对美国和日本的。他们还认为，超级大国间将来的任何对抗，如果发生的话，将发生在欧洲—中东—地中海地区，而不是发生在亚洲。
问：中国和俄国有可能再成为伙伴吗？
答：中国人象毛主席一九五○年认为的那样相信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占突出地位的时候早已一去不返了。独立的概念已成了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和生活中的一种十分重要的因素，以致这种概念已无法磨灭了。因此，可以预见中苏间今后的关系只能建立在严格平等的基础上。
问：中国人是否认为所谓的“第三世界”是他们可以赖以进行活动的权力基地？他们是否认为他们的社会可以作为其他不发达国家的典范？
答：一九七三年九月在阿尔及尔举行的不结盟国家会议表明了世界上的新的分裂。这种分裂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其中有些国家可能是富强的）和资本主义国家（其中有些国家可能是贫穷的）之间的分裂，而是发展水平——不仅仅是政治发展水平——之间的分裂。
在阿尔及尔会议以后，（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被邀请访问北京。从那时以来，中国一直忙于寻求同“第三世界”的谅解。
问：你在中国生活的六年期间，你看到人民在吃、穿、住方面有进步吗？
答：在我所到之处，我从来没有看到中国缺吃少穿。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改善居住条件。
在北京狭仄街道两旁的饭馆里，你可以看到他们在吃得饱饱的。在公园周围散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儿童们吃着夹肉面包。在中国，你从来看不到男女青少年好象吃不饱的样子，这是同东南亚的其他一些地方完全不一样的。在中国不存在营养不良的问题。
进步的迹象吗？当我一九六九年去游长城的时候，我只看到三、四辆卡车。而在一九七五年，则看到成百辆的卡车。原油的生产也增加了。
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抗渐渐平息下来了。这并不意味着要重新回到官僚主义的或儒家的那种沉睡状态并放弃革命的理想。这只是表明在国内实行合理的纪律和扩大同外界的来往——例如，在技术上同西方和日本来往。
问：中国人仍然象前几年那样对外界保持戒心吗？
答：在中国的古代，它有一种倾向，就是与世隔绝，以“中原”自居。但这并不排斥好客的传统。此外，还应记得，在近代，许多人是以商人或军人的身份去中国的。许多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取得了租界。别的国家向中国的内河派了炮舰。我认为，过去二十五年来割断同世界的联系的不是中国。相反，它是被人家故意迫使它处于与世隔绝状态和军事上、心理上的非常状态的。现在，他们越来越回到世界中来了。
此外，使我感到奇怪的是，正是在过去二十年中在孤立中国方面曾经起了最大作用的那个国家现在受中国友情之惠最深。
所以我说，在困难的时刻，你发现中国人持审慎和保留的态度，但并不是排外。
问：在中国生活，对外国人方便吗？
答：当然不能象在法国一样到中国各地旅行。到北京地区以外去，需要得到许可。但是限制逐步放宽。我曾经游览了中国很多地方——从东北（以前的满洲）到华西，到西安附近，沿长江而下，从重庆到武汉，又到洛阳的令人惊叹的古代遗址参观，以及其他许多地方。
不过，目前是不能访问中国边疆地区的省份的。
至于在北京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隐居式的。象在古代的中国一样，外国人——目前是外交官——居住在特定的地区。这对思考问题和学习研究是很理想的。北京是一个真正宁静的城市。
同中国朋友的来往越来越多起来。我经常在大使馆，或者被他们邀请到有名的饭店时见到他们。我同其中的一些人建立了友谊。我相信这种友谊是牢固的。我相信中国人是忠实于友谊的，就象他们在商业上靠得住一样。
问：中国共产党人曾经一度被人叫作“蓝蚁军”。现在仍然是这样吗？
答：新的中国文明肯定不是被贵族阶层或优秀分子阶层所控制的。也许在服装上有某种程度的划一比较好，而不要一些人富得不得了，而另一些人穷得不得了。这要由中国人决定。但是他们肯定对他们作为一个国家所拥有的东西感到自豪。在我看来，这种自豪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在服装方面也在慢慢地改革着。
年轻人和科学文化界对外界日感兴趣。现在是该西方世界对这个拥有世界最古老文明之一的人民表现出来的这种兴趣作出反应了。
问：你认为中国会平静下来，不搞整风运动和文化革命吗？
答：有什么国家是平静的呢？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法国平静吗，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苏联平静吗，派数十万人去越南的时候美国平静吗？
我是一个外交官，外交规则要求尊重自己伙伴的国内政治。如果中国认为需要“整风”和大跃进，我认为那是中国自己的事。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不是一个大的不得了的大跃进吗？世界——当时是指保守的欧洲——说，法国人错了。但是我们无疑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走在正确的轨道上。但无论如何这是我们自己的事。
革命的混乱也许在过去影响过生产。但是考虑到过去十年的试验，我看不到哪些部门——煤、钢、石油、电力、粮食等等——的生产没有继续取得进展。
无论如何，在中国居住并参观过农村和工厂的任何人只能对中国农民和工人的耐心和勤勉表示敬意。
问：大使先生，总起来说，你认为中国在亚洲可能是一种起稳定作用的因素呢，还是起不稳定作用的因素呢？
答：我认为，稳定的因素在于世界各国承认中国，而不在于中国自己发生什么事。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这一事实，就是正视现实。这是智慧的开始，因而也是稳定的开始。我认为尼克松总统和国务卿基辛格打开了这条道路。但是美国在这条道路上只走了一半。一位中国朋友对我说：“奇怪的是，当美国人走上正确的道路时，在他们突然面临他们自己的主张的后果的某个时刻总是回头。因此，困难是没有尽头的。”
不过，我个人认为已经采取了正确的步骤。
【本刊讯】香港《正报》七月四日发表题为《陈士章获准赴美》的短评如下：
“战俘”陈士章，已经获得美国的批准，到那里去与其女儿团聚。
陈士章的女儿，早取得美国籍，是美国公民。美国政府批准陈士章入境，是基于“父女的关系”。
中国社会道德极重视家庭关系，与陈士章同时抵港的其他“战俘”，除了张铁石自裁身死，其他八名，其赴台的入境申请，到今仍未见下文。
他们申请前往台湾，多由于他们有家人居于台湾，希望能与家人团聚。
单凭这一理由，我们以为台北就应该批准他们的入境申请。
美国可以准许陈士章入境，何以台北却迟迟不批准他们入境。究竟是为了甚么，果真怕“统战”吗？
【本刊讯】香港《明报晚报》七月四日刊登一则题为《释俘赴台有捷径最快系取道美国》的短文，摘要如下：
中共十名释俘，在香港居留多时，等久了由十个变为九个，现在，由九个变成八个，因为其中一个行捷径，取道美国，先至到台湾。
该俘去到美国，相信不久之后，就会依正美国之移民法例，与其女儿同成为美国人，于是，就可以用美国人之身份去台湾，与其家人团聚。
不过，美国这样快就批准一个释俘到美国定居，对台湾似乎有点讽刺，台湾都未查清楚此人是龙是蛇，美国乱放人入境？似乎不够朋友。
【本刊讯】香港《快报》七月四日刊登题为《周养浩女儿代父申请居美》的消息说：
获中共释放抵港的前国民党将领周养浩，相信会继陈士章后，成为第二位赴美的获释战俘。周养浩昨（三日）晚接受《快报》记者访问时透露，他的女儿已于一星期前，在美国为其办理申请赴美的一切手续。不过，能否获得批准，将需约两个月时间始能知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