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众国际社里斯本七月四日电】军方今天说，加强葡萄牙的权威“是紧迫和不可缺少的”。
这个要求是在罢工和冲突打击了这个国家以及执政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至少在三方面改变政策的时候发出的。
军方关于加强权力的要求是在一百二十人军人大会的一次会议以后发表的一项公报中提出来的。
公报说，大会认为“加强这个国家的权威
——保证向社会主义前进而应当具备的权威
——是紧迫和不可缺少的”。公报说，鉴于目前变化无常的局势，军方决心：
“革命委员会为使它的政治行动计划付诸实施而采取的的措施应当是有力的和足够坚决的，以扫除可能出现的任何障碍。”
伴随权威危机而来的，还有军事统治者同天主教会的关系急剧恶化。军人大会摆出如下情况：十七天之久的电话工人的罢工使里斯本一半以上的电话受到影响。走极端的组织要求政府激进化和由“民团来审讯”星期日越狱的数十名前秘密警察。国家航空公司的四千名工人说，他们将从七日开始罢工。天主教教会拒绝使它的里斯本电台国有化。在车票涨价的情况下，军队仍然留在里斯本火车站维持秩序。为解决已有六周时间的《共和国报》争端所作的新努力看来注定要失败。
《新闻杂志》周刊说，现在的气氛象三月十一日宣告失败的右派政变之前那些天的气氛。
【路透社里斯本七月四日电】革命委员会今晚获得了对付目前劳工闹事的第一个胜利，四千五百名里斯本电话工人表决同意结束一周使首都将近一半的电话陷于瘫痪的照章办事。
【本刊讯】英国《每日电讯报》七月三日刊登菲尔德自里斯本发的一篇报道，题目是《葡萄牙的联合政府“无法对付经济问题”》，摘要如下：
葡社会民主中心党主席阿马拉尔教授坚信，目前在葡萄牙出现的严重的经济局势将迅速地恶化，联合政府将无法制定一项前后一贯的政策来对付这种局势。
阿马拉尔教授在对记者单独进行的一次谈话中说：“目前由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人民民主党人组成的政府不可能在制定一项经济计划问题上取得一致的意见。”
这种局势已变得如此之严重，以致目前的统治者只有两条道路可选择。这两条道路是：一、“加速革命过程，使很快过渡到一种共产主义的经济制度。”二、走回头路，允许混合的市场经济起作用，象在欧洲社会民主国家那样。
他指出，军人统治者缺乏决策将不可避免地使危机严重化。联合政府中的非军人成员将被指责未能阻止经济混乱。
革命委员会最近认识到在经济方面存在着三种主要的危险：生产停滞（由于缺乏投资引起的）、失业人数不断增加（现在约占能劳动的人口中的百分之八，但很快就会达到百分之十）以及严重的国际收支逆差。由于政治上原因，当局对现在约达百分之三十的通货膨胀率缄口不言，也没有采取任何反通货膨胀措施。
军人自己曾估计，今年会出现六亿英镑的赤字。
据正式承认，外汇储备实际上已用尽。目前的局面是靠葡萄牙银行所持有的价值二十亿英镑以上的黄金支撑着。
【美联社日内瓦七月四日电】出席三十五国欧安会的首席代表们，在他们八天内的第七次会议上又一次未能确定赫尔辛基最高级会议的日期。但是，他们通过了到下周周末的委员会谈判的新工作计划。
一位中立人士说，解决各项“策略”问题的讨论并未取得所预料那样快的进展。
这位人士说，也没有什么新消息说明一些包括罗马尼亚、土耳其、马耳他在内的小国的立场有了改变，这些国家曾宣布在一些方面有强烈的保留意见，并可能成为取得一致意见的关键。
东欧代表团表明，它们感到关切的是，如果大大推迟最高级会议的召开就可能使许多参加国在已经达成协议的一些问题上变卦。
欧安会的协调委员会（即确定最高级会议日期的机构）定于明天和下周继续开会。
【路透社日内瓦七月四日电】本月晚些时候在赫尔辛基举行三十五国欧安会最后的最高级会议的前景今天看来暗淡了，谈判代表在同仍然未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搏斗。
一位中立国家的代表说：“没有人在会议厅声张这件事，但是给人的印象是，现在正在八月份选一个日期。”
在何时结束这个已开了两年的会议的问题上，仍然处于僵局。苏联及东欧其他共产党发言人催促会议协调（执行）委员会立即确定在芬兰首都举行一次政府首脑闭幕会议的日期。
一些人士说，但是西方代表们坚持说，他们不能够同意在现在仍然悬而未决的一些实质性问题得到解决之前确定举行此会的日期。这些问题包括：预告军事演习，保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柏林和德国的权利以及在欧安会闭会后采取什么办法来确保会议的决定付诸实施。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六月二日刊登戴·宾德六月一日发自华盛顿的一篇专稿，题为《据说缓和增加了克格勃的工作负担》，摘要如下：
西方谍报专家说，由于东西方之间的缓和，苏联的安全与情报机构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俄文缩写）承担了一些国外的新任务，国内的工作负担也更重了。三种权力工具就西方分析家所能确定的情况来说，苏联的克格勃拥有三种主要的权力工具。
这三种是：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在共产党政治局的代表权，对所有重要的通讯网和国内使用的密码的控制权，以及对负责保卫边界的十七万五千边防军的监督权。
西方专家们认为，在估计总数为四十二万的克格勃工作人员当中，约有一万名军官担负对外活动，其中有二千五百人在国外。有五万至八万名军官担负国内保安工作。
从过去二十年中叛逃西方的十五名克格勃军官当中的某些人那里收集到的情况来看，可了解到如下情形。只有一个笔记本苏联情报军官在进行活动的现场几乎不保存文件。
只有“户主”（站长）才能保存一个小笔记本，笔记本都标了页码，笔记本都是手写的。当他要打报告的时候，报告材料被拍摄下来，胶卷放在一个伪装的暗盒内，通过外交文件袋送到莫斯科。材料来往都要有收据。这样便创造了一种实际上不会露乌脚的保密制度。
克格勃在国内的工作人员往往不与人来往。西方专家们认为这部分地是由于克格勃的等级制度。克格勃的军官有军衔——从尉级到将级——但他们的薪金相当于军队中同级军官的五至六倍。
但是，一位专家说，这种等级制度也造成了“许多的内部争斗
——为了升官而背后捅别人一刀子”。
在整个苏联，人们都害怕他们。人们害怕克格勃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有一份苏联政治敌人的“缉拿名单”，这个名单上的人很多，而且人数仍然在增加。一份四百六十页的文件，包含有一千一百三十二名苏联公民的概况，文件上标有“绝密”字样。保密制度是有效的西方普遍认为，情况证明克格勃在苏联国内保密方面是极其有效的。如一个专家所说，甚至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西方情报机构“从来也没有渗入过政治局”，而只能“接近”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
克格勃还使武装部队中的持不同政见者保持在最低限度上。
在党首脑勃列日涅夫给克格勃委派的任务中，有一件享就是要它每天综述技术、科学、经济、防务和政治方面的“重要事件”。一周一次，克格勃书记处还要向领导层提供一个关于国内国际事务的“比较明确的看法”。
克格勃有一个处理民间持不同政见者的精密的机构，叫做第五总局，下面分了处理犹太人、青年、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的若干处。假装一个记者克虏伯康采恩（这个公司同苏联进行数以百万计美元的贸易）谈到有这样一个情报官员如何假装成一个记者：“我喜欢同他谈话，因为他毫不隐瞒他到底是在为谁工作。你知道吗？你告诉他的任何事情，他都直接去告诉克格勃总部。”
用克格勃的话来说，美国仍然是“主要敌人”，就象自从纳粹德国垮台以来美国一直是主要敌人那样。下面的统计可说明这一点：在过去十年中，曾八百次尝试招募美国公民来进行间谍活动。其中大多数人是在美国国外被招募的。分析家们说，克格勃越来越注意收集军事、工业和科学机密，也可说明上述情况。
克格勃在一九六二年成立了一个科学技术局。它雇佣了五、六百名工作人员，其中二百五十人驻在国外，他们中许多人在美国活动。
苏联谍报机关的一大功劳是精益求精地改善了巧妙的密码制度、小型的暗杀武器和窃听装置，来推进隐蔽的活动。但是西方专家们认为，克格勃基本上仍然是搞特务活动的。必须在门廊里等候在设有克格勃机构的苏联大使馆，来访者被要求在门廊里等候，由使馆人员出来会见他们。
西方分析家们认为，克格勃已经放弃了干“湿活”的做法——“湿活”是苏联对暗杀之类的隐蔽行动的委婉说法。但是，利亚林说，克格勃保留了在一旦遭到战争威胁时搞暗杀和破坏重大设施的计划。
西方专家们认为，克格勃接到了勃列日涅夫的命令：不得采取有可能损害或破坏他的跟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缓和紧张局势的政策的任何行动。
克格勃继续擅长的一个领域——特别是在欠发达国家内——就是搞“假情报”，用伪造的文件骗人以及在报刊上散布经过歪曲的消息。
据这里指出，克格勃的活动在轻重缓急顺序上的一个相当新近的变化，是更加强调注视中国。大约在一九七○年，它成立了一个专门的中国部。分析家们说，克格勃有一批“老中国通”，而且派招募的年青人到新加坡的南洋大学学中文，但是在获取有关中国的可靠情报方面，克格勃显然是不得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