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纽约每日新闻》七月十一日在《新中国》专栏登载迈克尔·奥尼尔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它是世界上最奇特的军队
——但是它能打仗》》，摘要如下：
中国的人民解放军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将军的军队。它也是少数几支由委员会管理和在业余时间种庄稼的军队之一。
这是相当使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对一个以前当过兵的人来说尤其是如此。但是毫无理由认为这种制度是无效的。至少，我最近在南京附近的一个人民解放军兵营里看到的第一百七十九步兵师在行动中表现出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专业技能。
我们一小批在中国旅行的报纸主编刚刚坐到看台的座位上，一百三十枚连锁反应地雷在我们面前的射击场上迅速地连续爆炸，然后，在数秒钟之内，四次更惊人的爆炸把很粗的水柱抛到一百英尺的高空，五百枚手榴弹在地上爆炸，消灭了一支假想的企图登陆的空降部队。
坐在看台上，很容易想象为什么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四十多年的革命中一直是一支中坚力量。不仅第一百七十九师的部队训练有素，而且它的指挥员和政委看来在政治上也是完全忠实可靠的。
正如中国问题专家多克·巴尼特所写的那样，军事机构“在中国历史上是最强有力和最有效的”，也是“在意识形态上目的性最明确和最政治化的”。它在应付国内危机本身以及应付外来的威胁方面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人民解放军宣传队开进了每一个地方，接管了地方政府、公社、工厂、大学和保安单位。他们让共产党干部靠边站，并通过新建的革命委员会进行管理。
这些宣传队在过去几年间慢慢地撤回到他们的军营。我们在北京的大街上到处看到士兵，但是我们在中国的二十五天期间访问的其他城市里则很少看到士兵。我们在同革命委员会的多次交谈中也没有发现任何表明解放军继续保持控制的明显迹象。
但是，在这个国家的事务中军队仍然是一支强大的力量。
人民解放军是独一无二的政治机构，最初是由革命者建立的，在它的大部分历史中是由既熟悉战争也熟悉政治斗争的人们指挥的。它由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委员共同控制，政治委员要向最高级党组织汇报。
从一开头毛就主张“军队同人民打成一片”，因此军阶取消了，军官和士兵都被要求在田里劳动。
毛还说：“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多年来他采取了一些精明的措施，以防止党或军队的任何领导人变得权力过大。
党通过北京的总政治部行使对军队的控制，这个部的职能范围既不属国防部，也不属正规的指挥系统。各级党委会对总政治部负责，这些党委会在直至营的每一级司令部活动。在连队有较小的党支部。
在战斗激烈的时候，显然完全由军事领导人实际负责。在其他情况下，司令员和政委就从训练计划到高级战术和战略政策的每一件事共同作出决定。
五角大楼首先承认二百五十万人的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有纪律的、装备良好的、有效的军事力量。
第一百七十九步兵师把百分之三十的训练时间用于政治教育。据一位同我们谈话的团政委说，重点是加强军队中的党组织、宣传党的路线和对官兵进行“国内外形势教育”。
在第一百七十九步兵师每周有半天用于党的工作。另外一天半用于政治学习，三天用于军事训练，剩下的时间到外边劳动，每个连队有一块地种植蔬菜。
在旧中国，士兵是军阀和腐败的领导人的被人看不起的工具。他们是中国社会的渣滓。但是现在，他们被毛和这个政权中其他的参加过“长征”的领导人推崇为精华和革命英雄。
军队现在可以从这个国家的青年中挑选，这部分地由于军队有了新威信，而且还由于军队给青年人提供了获得技术训练和政治提拔的机会，这种机会在其他部门是不太多的。
军队之所以得人心，另一个传闻的但未经证实的原因是，千百万中学生被迫离开城市到农村公社中劳动。其中很多人显然发现参加人民解放军是一种吸引人的替代办法。
结果，中国军队这个由数百万人组成的人力储备的精华是高质量的。人们认为，主要比许多军队中的招募来的人强得多，因为招募的兵常常是没有资格干其他工作的人。
在中国，新战士是仔细挑选的。他们必须是十八岁至二十二岁之间，健康情况良好。他们必须是自愿的并由当地学校和党组织推荐。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对社会主义革命抱积极的态度。
服役期为两年，但是很多战士可以再服役两年到四年，然后他们再回去过平民生活，这时他们变成了有纪律的、在政治上有高度教养的和有某些领导经验的人。这样一来，他们就成了党的文职干部的新领导的重要来源。
这一切并不是意味着在中国军队的政治性质和革命气质方面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了，因为问题确实存在。
中国遇到的一个一直存在的问题是如何保持党对军队的文官控制，防止武装部队落入任何个人或派别之手。已故的林彪在担任国防部长和成为毛的既定接班人时所搞的争权活动据说是他被毛猛烈清洗的原因。
但是，不管这些问题情况如何，在第一百七十九步兵师的射击场上并没有显露出来。
战士一队接一队地敏捷地开到射击线上，用自动步枪和迫击炮迅速地连续射击，百发百中地摧毁目标。
他们懂得自己的业务。他们是优秀的战士。
【本刊讯】香港《远东经济评论》七月十八日一期刊登唐纳德
·夏皮罗的台北通讯，题目是《发展内部的力量》，摘要如下：
四年前，尼克松总统发表他将访问中国这个令人震惊的宣布后，前途对于台湾的国民党中国政府就突然变得阴暗起来，随后在十月台湾被驱逐出联合国和接着无数国家决定把外交承认从台北转往北京，使局势更难望好转。
然而，台湾在这几年当中已建立起一种新的自信感。虽然南越和柬埔寨现在已被共产党人接管，以及发生了象泰国和菲律宾这样以前密切的盟友承认了北京和福特总统预定到中国访问这些事，但是台湾令人感到意外地表现出并不怎样担心。这种镇定的原因主要是过去几年的政治挫折看来并没有根本地削弱台湾作为一个分离实体的繁荣和生存的能力。
尽管在台北的大使馆关闭了许多，但是认为在世界上处于外交孤立地位的情绪却没有发展起来。虽然现在要取得一张入境签证可能需要等待稍长的时间，但是国民党中国的公民仍然可以相当自由地出外旅游，而到台湾来的外国游客的数字也正在增加。在许多已经断绝外交关系的国家当中，也建立了名义上以民间组织出现的半官方接触的渠道，而这些民间组织的政府联系通常是几乎毫不掩饰的。最著名的例子是台湾设在东京的亚东关系协会和日本在台北的交流协会。
国民党人认为近年来在促使人民更加团结方面已获得进展。台湾人和大陆人之间的敌意逐渐下降。蒋经国院长自从在一九七二年担任政府的领袖以来就致力于加强人民和政府之间一种更强烈的认同感。他把更多的台湾人提升到高级的职位和政府机构中来，他努力使政府机构更有效率和善于作出反应，而且他在减少意识形态的漂亮话的同时，表现得专心于更直接地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经常穿着便服到农村去已成为他的政治商标。
但不是每个人都完全为他所感动的，仍然有许多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对于缺乏真正的民主政治程序感到不满。
台湾对美国意图的见解加强了乐观主义的看法。在一九七一年，很多人怀疑美国是否已准备完全抛弃台湾，但是在过去四年来，却有许多确实的迹象显示美国仍保持着——甚至是在增加——在台湾的赌注：在华盛顿的鼓励下，美国贸易和投资的增加；五家新的美国银行在台北的开设；美国进出口银行约十五亿美元的贷款和担保；以及在这个岛设立制造Ｆ５Ｅ型喷气式战斗机的合作生产计划。
普遍得出的结论是：台北的美国大使馆的关闭以及假设中它被某种联络处或“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代替，无论因其他的原因而可能引起多大的惋惜，却不会根本地改变台湾—美国关系的实质。然而，大部分国民党的分析家似乎认为这种发展仍然是颇遥远的事。他们并不认为福特访问中国会带来任何急剧的发展。北京对于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的问题似乎是不妥协的，而美国在这个时候兑现它的台湾筹码似乎不会有多大的好处。福特总统也必须防止他的共和党右翼发起攻击。
国民党人对北京的立场的任何改变仍然是不可想象的。而对于同苏联人进行交易，假设他们感兴趣的话，大概只有在国民党人感到自己正处于极度困难以致不惜寻求任何求生手段的情况下，才会被加以考虑。
在目前情况下，成立一个不宣称对大陆拥有主权的台湾独立共和国仍然是十分不可能的事情。一些政府官员解释，独立将意味着抛弃政府几十年以来所坚持的那些原则，而换得的却是一些靠不住的结果：在北京的反对下，不能指望有多少个国家会承认这个新国家；同时这个行动可能会使内政陷入混乱——使保守的大陆人离心和刺激起台湾人要求占有更加大的政治权力。
这些选择既被排除，剩下来的基本上就是目前的状态——一种致力于巩固台湾内部和保持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正式和非正式联系开放的政策，与此同时，在只要华盛顿仍有兴趣把台湾当作为一位盟友的时候，继续坚定地与美国结盟。在暗地里，台湾甚至可能拥有某种十分重要的手段。美国必定认为使国民党人感到放心是符合它本身最佳的利益的（有或没有外交关系）。这不仅是由于美国在这个岛的经济卷入，而且还由于绝望的国民党领袖可能会冒险独立，而这将会把华盛顿—北京的关系弄得十分紧张，或可能选择与苏联进行交易——这样就可能对亚洲的均势有一种急激的影响。因此，无论华盛顿的中国政策如何，可以预料它将是要保证使国民党人对自己生存的能力继续抱有信心。
【中央社台北七月十四日电】三千五百多名受刑人，经政府仰体总统蒋公仁德爱民的遗志，根据六十四年罪犯减刑条例，今天凌晨零时起，分自全国各地监狱获释，开始向他们的新生之路迈进。
依据六十四年罪犯减刑条例，全国各地监狱第一批于今天减刑出狱的受刑人，共有三千五百二十三人，十五日起，将陆续释放的有四千一百零一人，他们每人都获得蒋夫人赠送的衬衫，蒋院长赠送的鞋袜和手著《投宿在一个没有地名的地方》，来鼓励他们今后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