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七月十二日刊登该报记者草鹿惠、小林晖昌的一篇述评，题目是《日台航线和日中关系》，摘要如下：
正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本月九日日本方面通过和台湾的秘密谈判决定恢复日台航线，与此同时，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提起宫泽外相在国会答辩中关于“青天白日旗”的发言，进行了激烈的谴责。出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以来第一次表面化了的日中间“冷淡关系”，也可以说是表明了中国对三木—宫泽外交的不信任。但是在目前这种时候，政府显然应该做的不是对中国重弹老调，进行反驳，或者进行解释，而是重视“日中关系”在我国外交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做出最大的努力，以使日中关系不再冷却下来。
二月间，外相表示很谨慎，一切发言都归结于大平发言；但是，七月的时候，“却醉心于日台航线的复航，把重心放在那方面了”
——人们有这样看法也是无可奈何的，这种印象无法消除。这从在日台航线复航的同时发表的台湾外交部长沈昌焕的声明中所包含的意思也可以明白。
就是说，宫泽七月一日的发言谈到了“青天白日旗”，同时又增加了“进一步促进交流”的内容，这是从发表日中联合声明当时我国的“维持日台业务关系”的方针又迈出了一步，也有可能逐渐地导致“两个中国”。
从这种意义上说，也可以认为廖承志发言表明，中国对于日本的作法，已经下定了某种决心。
官房长官井出很快地在十日的记者招待会说：“并非离开了我国的基本路线。”宫泽外相同一天在外国记者俱乐部接见记者时也说：“我想如果读了政府的答辩，是会了解真意的。”
大概是想强调“日台是民间关系，政府是日中关系”，但是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处于僵持阶段，根据不同的做法，有可能对于理应和“日美关系”一样而成为我国外交重要支柱的“日中关系”产生影响。对这一点，三木首相也好，宫泽外相也好，事先是应该知道的。因此，政府大概有必要首先清楚地说明在什么时候，由于什么原因改变了当初所考虑的“先日中条约，后日台”的基本方针。
“因为是民间协定，与政府无关”——很少有人同意这种原则论的。以这种原则论进行搪塞，显然对于使日中关系重归旧好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
没有“心中的纽带”而想靠种种政治技巧打开局面，只会使伤口扩大。政府恐怕首先要再一次从头做起，重新确认日中关系在动荡的国际形势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作出认真的努力，使中国方面也理解我国的诚意。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七月十三日以《福冈市希望开辟到中国上海和广州的航线，对日台航线感到为难》为题报道：
福冈市市长助理武田隆辅十二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就福冈机场被列为日台航线中转站的可供选择的机场问题说：“福冈市希望和中国开辟航线，并且正在商谈同广州结成友好城市，由于上述现状，所以市民从感情上难以接受。”事实上拒绝了日台航线飞进福冈。
【共同社东京七月十九日电】题：首相就日美首脑会谈确定方针，将在联合声明中强调反对霸权
三木首相已经决定了这样的方针：八月份访美时围绕着成为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焦点的霸权问题，将同福特等美方首脑交换意见，并以某种方式实际上将“反对霸权条款”写入联合公报。这是自民党领导人十九日透露的。三木首相考虑，由于日中联合声明强调了“反对霸权”，因此想使作为“普遍的和平诸原则之一”的“霸权”的意义在国际上扎下根来，并且为打开已陷入僵局的对华谈判做好部署。为此，在日美首脑会谈中，朝鲜、韩国问题将成为最大的焦点，同时，在对形势进行分析的时候，霸权问题作为不可分割的主题将成为磋商的对象。
迄今，三木首相一面摸索使日中谈判取得进展，一面小心翼翼地注视着美国对霸权问题的反应。
这个期间，基辛格国务卿六月十八日在日美协会发表的演说中曾经说：“美国继续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利用优越的实力和威胁将其意志强加给亚洲。”首相等政府首脑对这番话寄予了莫大的关切。
尤其可以认为，基辛格的发言证实了首相的这种想法：“所谓霸权就是意味着依靠实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国家。”首相的亲信仿佛业已增强了信心，认为日美两国在这个问题上是可能取得一致的。
劳动力过去一直是，现在仍然是国家最大的财富。但毛以新的方式利用它：同鼓吹回到纺车时代，并拒绝印度工业化的甘地不同，毛始终知道，必须使中国工业化。但是，他选择了一条同西欧和美国、日本以及苏联相比根本不同的道路，首先不忽视时代因素：布尔什维克在他们拥有相应的国家设施前消灭了手工业、私人工业、私人商业和富农；所以在苏联存在着饥饿和强迫劳动，因为集体农庄没有提供足够的面包，而由于产业工人没有得到足够的面包，所以他们也不供给足够的农业机械和化学肥料、消费品或任何其它刺激生产的东西。
毛叫人们继续生产，只要力所能及，同时也注意动员中国的未被利用的劳动力。主要目标：农业合理化
中国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一开始就是：向外国学习是有意义的，但国家必须自力更生，这意味着工业化的主要目的是农业的合理化。水利首先是为这个任务服务的。同样，培植高产的有益农作物品种、化学肥料生产翻几番和大量生产有力的农业机械，都服务于这个任务。中国的农业成就是建立在中国人原始的共同体精神和数千年的经验与最新知识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的基础上的。
—九五零年——一九七五年期间取得的成就是：
耕地面积扩大了。
大米生产翻了一番。现在，中国占总生产的三分之一而成为地球上最大的大米生产国和最重要的大米出口国。
中国今天在棉花产量方面也居世界首位。它现在每年约产三百万吨，占所有棉花纤维的百分之二十三，并且取得美国双倍那么高的每公顷产量。
小麦产量翻了一番，现在占世界产量的十分之一，并通过进口小麦加以补充，因为麦子价格大大低于出口的大米价格。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中国粮食产量的增长是人口增长的两倍！现在，据说每年增长的数字为百分之四和百分之一。
一九零零年到一九二五年间中国发生了八次严重的饥荒，每次饥荒都造成五十万以上人口的死亡。
今天，没有任何中国人再挨饿了，并且，粮食储备总计四千万吨。而且也不必为将来担忧，因为中国的九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始终只有二百万平方公里被耕种。中国拥有巨大的土地储备。
中国工业分散，因此城乡之间不存在矛盾。中国的工业化方式和它的总的管理方式也说明了为什么这儿没有通货膨胀和债务。中国财政部的预算办公室对人们解释说：中国总的财政计划建立在生产结果之上，在任何情况下支出的资金也不多于生产出来的资金，而总是要比它少一些。
中国人的收入好像令人可笑地微薄。但一切物价是与此相适应的。艰苦的生活作风
中国的生活作风叫做：“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人们遵循这种作风。一九七三年，中国的储蓄比一九六五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光一九七二年——一九七三年间城市储蓄平均增加百分之十一，农村地区则增加百分之三十二。所有存款的利息为百分之四，存款由几十万个信用合作社所接受，这些信用合作社再把存款转到约两万个“人民银行”的分行中去。
象工厂和公社必须赚得它们的投资一样，所有消费者也必须这样做，他们必须付现钱，对他们来说，分期付款的贷款和任何其它私人贷款一样少。这儿，国家开支也不超过它的收入，支出不超过它所获得的利润份额。
同样，如前所说，中国今天没有任何外债，因为人民币是一种纯贸易货币。这种中国货币的各种买卖都必须以商品交换为基础，中国还注意做到外贸盈余。
中国不是危险，而是世界的希望。今天，中国虽然也是一个核国家——在一九六四年在没有任何外来援助的情况下成了核国家，正如它（欧洲当时还没有做到）在一九七零年发射了第一颗宇宙卫星一样。但北京再三声明，中国绝不会以任何借口使用核武器，除了回击侵略者，这些声明是完全可信的，因为数千年来，中国考虑的纯粹是防御。
从所有历史经验来看，中国没有任何占领的意图，如果说它今天拥有一支有打击力量的军队，那么它与其它军队是不能相比的。
中国军队是一支劳动和生产的部队，它有自己的工厂，这些工厂绝不只是制造武器，它还为老百姓生产诸如药品、衣服以及罐头等。在军队开发的新田地上，不仅建立了供应军队的国营农场，而且还有两千多个人民公社。中国的火箭发展和核武器也是费用浩大的。但是，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军费开支大大低于教育开支的国家。中国人和中国共产主义不是世界危险，因为中国的革命理想和它的民族理想是完全一致的，中国通过太平天国暴动、义和团起义和一九一一年的革命所争取的，是平等和真正的独立。它认为最能确保这种独立的是，一切其他人民也自己决定自己的事。
不仅是共产党人应当遵循这个指示。联合国直到一九七一年，美国到一九七二年才看到新中国的实际存在。我们不应花二十年时间来学习中国的最新发展：一个要独立的国家必须自力更生。没有任何国家能长期地消费多于生产。所有对将来的支出项目的预支都是危险的。钱不能再仅仅流向带来最高利息的地方，而应该花在最迫切需要的地方。
欧洲不能够、幸好也不需要学习中国的榜样。但它非常需要中国的现实主义和自我思考。
任何人都能从中国的重新崛起中获得这样的信念：人民是最重要的经济因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