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现代亚洲》半月刊六月一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日本干了些什么？》，摘要如下：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以“研究家”、“记者”等名目向日本派遣了很多搜集情报、搞宣传活动的人员。他们表面以“学术研究”伪装起来，巧妙地接近日本各种行业的研究家。
特别是自去年十一月在日中政府间开始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以来，他们的活动更加活跃了。
苏联活动的目的和特征可归纳如下：
（１）集中力量阻碍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特别是死死抓住“反对霸权”条款不放；
（２）注视日美关系的变化，企图离间日美关系，自己取代美国，对日本施加影响；
（３）接触的对象不止是亲苏派，还选择所谓“对日本政治能施加影响的人物”（其中包括很多“台湾帮”），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法；
（４）不是说明论点，而是散布谣言，炫耀在日本周围的军事力量，企图迫使对方接受要求，以这种强迫外交为主要手段。
但是，苏联的这些手法，已被有心的研究家、记者以及为日本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很多官僚、文人彻底看穿了，露出了破绽。
那么，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破坏日中友好和日美关系究竟以怎样的卑劣手法在日本进行策动呢？让我们介绍几件具体的事例。死皮赖脸地叮问日美关系的变化三月，名为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美国问题专家的某氏来日本访问。三月十七日在东京学士会馆，有东海大学副教授藤卷新平以及防卫研究所研究员、防卫大学教授和其他方面人士与这位来访者进行了座谈。苏联方面就最近日美关系问题，蓄意扩大日美间的矛盾，仅在这点上的提问就有六项，譬如说：
一、有消息说，美国支持东南亚的反日运动，不会因此而使日美关系发生变化或受到影响吗？
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由于日中、中美关系的变化，其性质没有发生变化吗？诽谤霸权条款四月十九日，苏联科学院的扎内金等人在东京都的饭店与安全保障问题研究会的末次一朗（健青会顾问）、久住忠男（军事评论家、军事研究所所长）等进行了座谈。
据说，座谈的内容是如何看待正在发生变化的亚洲。但是，苏联方面却提出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问题，激烈批评霸权条款，强调中国的“潜在威胁”，并说“日本对此应该警惕，中国在尖阁群岛可能也会象在西沙群岛那样使用武力”，中伤日中友好，直截了当地表现出与中国敌对。
日本方面有一位参加座谈的人士对苏方提出质问：“苏联对日本存在着现实的威胁，在礼文岛不是恣意侵犯日本领空吗？在日本近海不是出动渔船和海军进行演习吗？这难道不是谋求霸权的行径吗？”苏联方面回答说：“礼文岛之事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历史学家，除此之外的问题我们不能回答。”使日方出席座谈的正直之士感到失望和愤怒。以“学究”的伪装接近日本人以前我们就指出过，苏联外交工作的新手，披着“学究”的外衣，重视言论和宣传工作。
在这里我们介绍一个四十三岁的苏联人，他的名字叫诺达里·亚历山大罗维奇·西莫尼亚。他满脸堆笑，以蹩脚的日语说“谢谢”，现在正在东京到处游说。
他毕业于苏联国际关系大学中国科和研究生学校。有经济学博士和历史学博士的头衔，任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部长。有与日本和欧美资本主义世界头衔“尊贵”的研究家们广泛接触的经历。专门研究民族解放运动的经济、政治等问题。他的著作有：《东南亚的华侨》（英文，一九六一年在美国出版）、《印度尼西亚的资产阶级的形成》（莫斯科，一九六四年出版）；《民族解放革命的特征》。自己吹嘘还有很多其他论文。现在他已经出入于东京大学卫藤沈吉的家里。
这样看来，他作为苏修所谓的“民族解放的天然朋友”的理论家，或者作为对国际关系问题“详尽”的研究家，最近专心致志地进行活动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这些活动中也给他配有明里暗里帮助他活动的各种各样的“适当角色”。
（日本）《社会党月刊》（一九七五年五月号）刊登了西莫尼亚题为《苏联与“第三世界”》的文章。文章以“几种势力”的说法中伤中国的自力更生路线和第三世界的斗争，鼓吹苏联的“亚安体系”。然而，关于苏联曾如何对待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问题，尽管西莫尼亚拼命地写什么“苏联始终全面援助”、“苏联的外交战略是一贯的”等等，但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全面援助”和怎样的“一贯”，只要看一下苏联与柬埔寨朗诺反动“政权”直到最后还打得火热，问题就一目了然了。我们对事物的判断，不是听其言，而必须观其行。
最近，这位苏联人寻求门路与研究发展中国家问题的大学教授和研究家接触，到处散布这种论调：
“日本难道不是在台湾有很多民间投资吗？不能抛弃台湾。从地理上看，日本的很多船只就在台湾旁边过，并且在日本的战略上也是要地。我也劝告亲华的日本人。”
鼓吹此种论调的不止西莫尼亚一人。据香港发行的《七十年代》杂志一九七五年二月号报道，也有同类的苏联人对华盛顿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和报纸评论家进行游说：“美国不能抛弃台湾。美国防线退到夏威夷，大概也会给日本友邦造成经济运输困难。”西莫尼亚的言行与在华盛顿某苏联人的言行如出一辙。
【本刊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特立尼达卫报》五月十六日刊登马里利恩·琼斯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人赋予钢盘音乐以新的地位》，摘要如下：
中国艺术团在这里上演的歌舞节目是成功的，且不说当地观众对中国革命同情与否。
他们的演出尽管有点象是输出毛主席的文化和土地的改革，而且在说明中国一九四九年后的革命成就方面决不是难以捉摸的，但是，这次演出获得了当地观众的很高评价，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即这个艺术团所表演的节目的卓越艺术水平。
这次演出是激动人心的，并有许多意外的事——没有预料到在节目单中会有钢鼓音乐，唱了当地民歌和一位音乐钢琴家改编了斯帕罗的《燃烧的树林》。
中国艺术团最使我吃惊的是该团成员的谦虚。在星期三（七日）晚上彩排之后，演员们受到了热烈的赞扬，而他们则表示有礼、感谢、高兴和谦逊。
该艺术团的译员资中筠小姐说：“谢谢你们，可是我们还有缺点。我们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这是中国艺术家们的一次巧妙的外交表演，这就是在他们介绍西方人很不熟悉的他们的音乐形式和乐器的方式，以及他们大胆和有能力地演奏我们的民歌、卡利普索和钢盘音乐这种对东道主的态度方面。
敲打这种盘确实是很惊人的，第一次演出后我和资小姐讨论这次演奏时，很难说谁表现得更感意外一些，是她还是我。使她感到意外的是我惊异这些音乐家们竟然在几天内学会了演奏钢盘乐器的技巧，而我则对她透露的下述情况感到意外：这些音乐家们仅仅是在他们住进查加卡巴纳旅馆两天之前才首次尝试盘乐器。
实际上中国艺术团所做的工作是赋予了钢盘音乐和卡利普索音乐新的地位。
音乐会钢琴家殷诚忠表明了他（象吉恩·劳伦斯那样）认识斯帕罗的《燃烧的树林》旋律的特点，另外他的巧妙处理给人以启示，使人认识到，由于有着象这样一首乐曲，完全可以把斯帕罗列入今天主要作曲家的行列之中。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在合奏音乐中使用了钢盘。
在中国音乐发展的长期过程中，中国音乐家对各种已知的技巧进行了大量的实验，他们对在俯拾皆是的任何东西中寻找悦耳音响源泉的倾向并非是不熟悉的。
我们看到正是这类经验反映在中国人所表演的每个节目中。
他们的绝妙时刻是在舞蹈演员劈叉跳跃穿过舞台的时候，从唢呐（中国的一种喇叭）中发出了类似鸟叫的声音以及在两英寸长的竹笛中吹出了一首活跃的民歌。
在访问者离开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后，毫无疑问我们对中国人的形象将大大地扩大。我们将记住他们，因为他们在我们往往作为我们掌握的领域而引以自豪的方面——节奏、定时、精确、敲鼓和惊人的舞蹈设计——是精通的。
【本刊讯】圭亚那《写真报》五月二十一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人胜过钢鼓乐队》，全文如下：
目前正在访问圭亚那的中国艺术团星期一（五月十九日）晚在皇后学院的大型彩排，引起了一千多名圭亚那人的大轰动，当时他们演奏了三首著名的圭亚那歌曲，其中之一是一首钢鼓曲——一首兵役歌《我希望去建设》。
当四名中国演员带着盘乐器在别人的弦乐和管乐伴奏下在舞台上表演时，观众欣喜若狂。
当大家以为这就是演奏本地歌曲的结束时，却还为他们准备了别的东西。当刘德海用“琵琶”（一种弦乐器，类似曼多林）演奏时，众多的观众中又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他娴熟地演奏了常绿的《上德梅拉拉之路》。
之后，又出现了轰动的时刻。当女高音朱逢博演唱已故的罗德韦作曲的非常可爱的歌曲《啊，美丽的圭亚那！》时，引起了持续近五分钟的震耳欲聋的掌声。
然而，虽然这三个当地节目特别吸引人，但它们并没有减损艺术团演出的其它节目的魅力。表现了他们的鉴赏力的观众一再要求重演。
舞蹈演员动作的精确、音乐家和歌唱家表演各种不同节目时的自如轻松，也扣人心弦。
这些特邀者简直是在眼花缭乱中离开的，因为该团以其歌舞方面的多才多艺而使他们大为高兴，这些歌舞突出地说明了中国革命和争取自由的斗争。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六月十二日以《秋明油田开发计划已经自行消灭》为题报道：
我国财界与苏联方面一直在进行研究的开发秋明油田计划，事实上已经放弃，这是肯定无疑的。过去积极主张推行这一计划的日本精工公司会长今里广记也说：“这一计划已经消失。即使日苏之间讲好了条件，也不会恢复”。
一直研究了五年的这一计划，已完全自行消灭。
由于中东战争的突然爆发，世界的石油形势发生了变化，美、苏、中三国围绕着日本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开发秋明油田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还一直与政治、外交和防卫问题等微妙地纠缠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