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菲律宾《今日公报》六月十三日刊登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在独立日（六月十二日）的讲话，详细摘要如下：
自从我担负起总统的重担和事务那一天起，我一直不断努力工作以充分实现我们的愿望，我国的独立和国家的完整。
今天，在宣布建立第一个菲律宾共和国成立七十七周年纪念之际，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来庆祝。我们的一部分目标已经实现了。
我去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一次获得重大成果的五天访问后刚刚回来，在那里签署了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文件。
这是一个高潮，是菲律宾和中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看来，最近没有别的事情可以更清楚地反映我国特性的改变以及我国人民的新的行动方针和前景了。
在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生存的二十五年里，我们为使自己跟上亚洲变化和发展的趋势而采取的积极的步骤莫过于此。
我们建立这种新关系时，充分意识到了这种关系对我们国内局势以及对我们的国际地位所产生的一切影响，并相信，这种关系是完全符合我们最高民族利益的。
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关系的决定，是我们目前为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取得完全独立和实现完全自力更生的努力的一部分。
我不担心将来会对这个决定感到后悔。另一方面，我深信，这将大大有助于我们为稳定我国社会和这个地区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所作的努力。
在这次访问中国期间，我有幸不仅受到非常热烈和极好的接待，还有幸看到了中国安全和国家建设的某些方面，包括中国的防务备战情况，这是去访问的其它任何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所看不到的。
此外，随同我的正式代表团前往访问的民间贸易代表团也能够告诉我国人民，我们的东道主对扩大两国间贸易非常感兴趣。
我相信我们已经对安全和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问题获得宝贵的澄清和深入了解，这将大大加强我们将来同中国和世界上其余国家进行任何打交道时的地位。
我们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副总理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交换意见时，他们同我们形成的共同了解反映了他们方面的信赖和信任的立场，也证实我们在这个时刻决定到中国去建立正常关系是明智的。
中国领导人和我们一致认为，只有通过维护和保卫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特性和完整，我们才能为这一地区，特别是西太平洋的秩序平稳作出可贵贡献，才能帮助防止出现会吸引任何一个大国来搞霸权主义和进行控制的真空。
我一直获得这样的保证：选择我国的社会制度是我们自己作主的事，不允许有任何干涉；我们可以根据我国政府和人民的安全和幸福自行对付任何骚乱、颠覆和反叛活动。现在，在我国，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打算成为共产党国家吗？承认中国是否意味着将逐渐地或突然地改变我国政府的形式？
回答是否定的。
我们现在是否将允许任何政党组织和开展一场运动用暴力来推翻我国政府呢？
回答是否定的。
任何想以暴力推翻政府或它的任何合法当局的图谋都必将遭到武装部队的全力对付。
在我们两国建立关系的基本文件中规定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的原则。
中国谴责霸权主义和主张各国——
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是富国还是穷国——一律平等的那种情绪本身使我们感到宽慰和放心：在这种新的关系中，我们的国家利益不会始终被放到次要地位，而优先考虑全球问题。
在我们方面，我们看到我国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和中国发展中的许多问题极其相似，我们能够学习八亿中国人民在不破坏环境的情况下订出的许多解决办法。
正如我在北京时所说的，对于那些社会革命尚未完成，民族主义尚未形成，那些由于财富和特权、社会等级、文化水准不同而内部分裂的邻国来说，中国既提出了责难，又是一个榜样。
我们可以学习中国在发展中特别着重在社会方面这一点，学习中国不搞“有计划剥夺”的经济学，学习中国不以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来搞资本积累的做法。
我们还可以学习中国：我们义不容辞的社会革命必须以我国人民群众的需要作为指导原则；尽管人们有为自己的考虑和私欲，但是一种有道德的社会主义是能够向人灌输服务精神以及爱国和自我牺牲的精神的。
我们尤其可以学习中国怎样尽可能地忠于自己——在建设我们新社会的时候，不应依赖于不加区别地借鉴来的外来的形式，因为这样会在文化上永远受人控制，而要依赖于我们自己独特的历史经验和文化特点。
这并不说明我们同中国建立关系以便废除我们同原有的一直保持联系的盟国的关系。
除了我们同台湾政权的关系外——
在北京签署联合公报后从六月九日起这种关系就中断了，我们期望同我们所有盟国的关系将继续保持下去。
凡是要对任何这样的关系进行某些调整的譬如我们重新研究同美国的安全协定，那么很清楚，这种对条约关系进行重新研究是完全因其本身情况所决定。美国仍将是我们的好朋友和坚定的盟国。
一代人已经在使用冷战辞藻的情况下长大成人，他们老是恐惧、猜疑和不信任。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老一代人对此是有过错的。
关系正常化是对我们自己的力量的一种真正确认，是对我们观察能力的成熟程度、对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对我们政治上的公正和独立的一种称颂和考验。
【本刊讯】香港《星岛日报》六月十五日发表题为《张铁石遗体的争夺》的评论说：
“中旅”宣布移交尸体后，“争尸”案便可告一段落；本周二的法庭聆讯，亦不会再有什么新苗头。然而余下九人的事仍未了结，悬疑成份仍高。
十人之中，情绪的稳定性各有不同，但毫无结果的等候了六十多天，还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即使再稳定的人，精神上也已困扰不堪。这是有关的方面所宜了解的。
台北方面的决定不晓得是怎么样，不可能经过两个多月而仍然犹豫不决的；我们只能猜度台北原无意让这些人入境。但事情发展至此，是否有重新考虑一下的必要呢？“中旅”移交尸体，则台北对于那九人之入境，实宜再考虑。即使不能让他们全体进去，也可以让有直系亲属在台的几个人进去。
【本刊讯】香港《明报晚报》六月十四日以《太平山下“争尸”闹剧》为题报道说：
台北如果把这十俘来港事件，当作是一场“统战”去处理，那就处处棋差一着，迟迟不放入境，一味拖延，自然就拖出花样。
台湾让这十个释俘在香港拖，希望拖到他们自生自灭，这是不可能的。
现时再来一幕争尸，是处于下风，如果台湾当一俘死后，立刻接其余九俘赴台，遗体由亲人来港领葬，事情也易解决。
香港人现在对九个在香港的释俘，寄予同情，因为不论谁是谁非，被囚禁了二十五年的老人，还要接受一浪又一浪的政治冲击，是相当可怜的。
台湾很应该赶快作出决定，对这批人收或者不收，否则拖下去，花样可能更多。
【本刊讯】香港《快报》六月十五日以《张润佩昨傍晚匆匆离港返台亡父遗体已领回解除禁令后火葬》为题报道：
张铁石之子张润佩昨天下午在律师陪同下，前往香港殡仪馆领了亡父遗体，随即坐飞机返回台北。
张润佩的迅速领尸行动，结束了国共统战短兵相接的第一回合，接踵而至的九名“战犯”赴台问题余波未了。
张润佩临行前在机场招待记者，只说了一番感激香港同胞关怀、爱护的话，而在他背后埋伏着的政治斗争，他也不再理会了，所以绝口不提。
遗体由谁处理的实际问题已告解决，现时留下来的，仅是继续办妥与案有关之法律程序及处理张铁石的遗体。
据可靠消息表示，张润佩在港聘请的律师将会于明天向高等法院要求提前聆讯该宗争领尸体案件，不再等待到周二才聆讯。
消息来源称：届时张润佩的代表律师可能会采取二项法律步骤，第一项是要求法庭撤消移动及处置张铁石遗体的禁制令，第二项是要求法庭宣布将此案无限期押候聆讯。
张铁石争尸案是一宗涉及政治，过程紧张而曲折的斗争事件，当张老于本月四日被发现在富都酒店自缢之后，中共的中国旅行社一直把持着尸体不放。
张润佩被迫在港委托律师，向司法当局申请禁制，才使中旅立即软化，宣布退出，而成为“不争之局”。至前日法院聆讯时，一方面代表原要求写一张这样的字条：“兹取回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发还先父张铁石遗体。”但张子认为他不应向中旅领尸，险些闹成僵局，至昨日，他的律师作进一步调查后，证实中旅完全授权香港殡仪馆，将遗体交还，张润佩只须写收条给殡仪馆，事情便告解决。
香港殡仪馆还将一张中旅于日前申领来的火葬证明书交给陈律师，以便他日后将遗体送往火葬场火葬。
张子还把所需费用一千一百元付与殡仪馆，事实上，他此行只望领回父尸，对于在入禀状词中索偿一节，只是法律惯用条款，他本人不愿索偿。
【法新社香港六月十三日电】一名战俘说，「对一名战犯来说，中国并非天堂，因为他的邻居将秘密注视他的行动。一个获释的战俘要非常注意他所说的话、所吃的东西或所买的东西。只要你犯了一点点错误或那怕是有一点点过分的言行，都可能受到批评。由于你无家可归，因此，这种压力可能叫人喘不过气来。」
他还说，这些被释放的战俘尽管经过多年的所谓「洗脑筋」，但是都不是共产党人。他们在获释后所说的亲中国的话只是表示感谢北京的宽大作法。
然而，这些战俘知道他们只是扮演政治走卒的角色。
另一名战俘周养浩认为，他们获释的原因有三：
一、中国想向全世界表明，它恪守关于释放战俘的诺言。
二、受到中国特别照顾的这十人可以粉碎现在台湾流传的关于共产党折磨他们的极为可笑的说法。
三、他们返回（台湾）可以使住在台湾的许多在大陆有亲属的人重新抱有实现家庭团圆的希望。
周养浩承认，这种巧妙的涣散民心的作法使台湾处境很尴尬。
看来，对于同世界隔绝了二十五年的人来说，政治倾向已不再有多大意义，只有受到良好款待才是重要的。
周养浩说，「要我按照台湾的要求发表反共声明，那是完全违背我的良心的。我不能向待我好的人咬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