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五月一日刊登宫泽外相四月三十日接见记者时的谈话内容，摘要如下：
记者问：你如何看待越南战争如此结局？
宫泽外相：美国是在善意的为在南越建立民主主义的意图下出兵的，损失了美军五万五千多。今天我仍然认为它没有违背这个意图。过去法国撤退之后，越南为摆脱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时候，分裂成为一方是共产主义，一方是民主主义。美国支持了其中一方，结果形成了支持殖民主义残余的形式，而与另一方的民族独立运动造成了对立。这对美国说来，是不幸的，结果变成干涉内政。但是，我认为从一开始，美国就没有干涉内政的打算。
记者问：日本政府如何对待这一事态？
宫泽外相：作为日本说来，一贯认为使之隶属于共产主义是不幸的。我认为，在美国的努力受到挫折的现阶段，（日本的合作也以）没有取得成果而告终。
记者问：怎样看待西贡政权的无条件投降？
宫泽外相：在当前，虽然详情尚不了解，但是，从结果上说来，避免了大规模流血的惨事，是贤明的决定。
记者问：如何处理承认新政权问题？
宫泽外相：在其建立了有效统治的情况下，考虑加以承认，因此，愿在看清新政权建立实际有效的统治等条件成熟时，决定承认的时间。
记者问：越南以后日本的亚洲政策如何？
宫泽外相：在缓和紧张局势之中，世界上有一股民族主义潮流。这一潮流，有的同共产主义相结合，也有的同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相结合。应该在其中考虑自己的政策。我认为既然发生了重大事件，就应该掌握大的潮流，进行思考。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五月一日发表一条消息，题目是《河野、田中、大平、保利四人就日中问题交换意见》，摘要如下：
河野参议院议长和自民党的田中角荣、大平正芳、保利茂四人，四月三十日在东京以因“霸权问题”谈判陷于僵局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问题为中心，交换意见达两个多小时。据说，这四人的会谈，对三木首相、宫泽外相进行日中谈判的方式，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意见。一致认为：一、应当根据日中联合声明的基本精神，促进早日缔结条约；二、日中谈判所以陷入僵局，是因为中国对三木内阁对中国的态度不放心，这起了很大作用。
田中前首相正式出席党内的会晤这是从去年底下台后的第一次。以田中、大平以及在福田派内处于微妙立场的保利茂三个实力人物为中心，公开为打开日中谈判而活动，这对日中问题以及今后政局将产生微妙影响。
这些实力人物的活动对三木首相在日中谈判问题上做出最后决断有很大影响，进而将给以三木—福田—中曾根三派为中心的主流体制投下复杂的波纹。
【本刊讯】日本《日本经济新闻》五月一日就河野等四人会谈发表一篇短评，摘要如下：
河野、大平、田中、保利四人会谈，似乎的确有为了三木以后的意图，它是以大平为中心的。大平已经开始采取了会被人猜测是“反主流派联合”的姿势。
可以认为大平企图以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为开端，为开辟取得政权的道路打开一个突破口。
其次，这次会谈值得注意的是，下台以来一直处于“谨慎当中”的田中出席了会晤。其目的是为了表示完成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田中、大平路线，为促进缔结条约而采取了具体行动，从而保持同中国的信赖关系。
另外，虽然属于福田派但是不断采取独立行动的保利，由于参加四人会谈，与福田的距离越来越远，事实上意味着与福田诀别。
对于四人会谈，三木、福田两派认为是动摇三木体制的佯攻作战，而提高了警惕。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五月二日刊登一则消息，题目是《传达了日本的方针，在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霸权问题上，“将采取灵活姿态”》，摘要如下：
日本外务省人士五月一日透露，东乡外务次官已于四月底向驻日大使陈楚转达：“我国基于尽早达成协议的方针，将采取灵活的姿态”。
而且，东乡次官在当天晚上接见记者时说，“现在正在注视着中国方面的态度。只要中国方面做好了准备，我想在连休结束后，同陈楚大使见面”，从而证明日方正在注视着中国方面对日方的灵活性建议，将做出怎样的反映。
据认为，东乡次官向陈楚大使提出“灵活性建议”是四月三十日上午，当天下午，三木首相、井出官房长官、宫泽外相、东乡次官以亚洲形势为中心交换了意见，届时，还向首相汇报了怎样向中国方面提出了建议的情况。
据外务省人士透露，这个建议不是一个具体的建议，只是从总的方面讲了日本方面的热情：“我国决心采取灵活的姿态，也希望中国方面能吸取日方的想法。”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在“上海公报”三年以后西太平洋的情况比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要平和得多。不过在一九七四年六月，台湾还有五千一百四十五名美国军人留在那里。一九七三年确曾增派美国空军力量前往该岛。在“上海公报”签字以后，我们还同意让台湾同时生产美国Ｆ—５Ｅ式战斗机。
在台湾除了供实战的美国武装力量之外，还有一个美国军事顾问团，有官兵一百四十七人，一九七二年以来仅减员十八人。该团的基本目的是替在台湾的中国人出主意，装备并训练他们使之能最有效地对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作战。该团在本财政年度要花费美国纳税人大约三百六十万美元。美国还继续供应台湾武器，是通过长期、低息信贷购买的。一九七三年，即在作出“上海公报”的保证后的下一个财政年度，美国政府通过信贷卖给台湾的武器共计四千五百二十万美元；在一九七四财政年度，达六千万美元；本财政年度的军火信贷则预定为八千万美元。
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很难说是在实行“上海公报”中的明显的意图，这项公报预期我们在军事上从台湾和中国的内战中解脱出来，这一战争，从所有实际的目的来看，已在四分之一世纪多一点以前结束了。就“上海公报”而论，只要我们在台湾军事上卷入，我们就是卷在中国的内政中去了。照我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闪烁其词的次数已是太多了。把我们在台湾地区的军事姿态和一九七二年的尼克松一周协议一致起来是合乎本国的利益的。除了美国人民在维持和台湾的军事联系上的巨大花费之外，目前的作法还妨碍我们根据当前的现实协调在西太平洋的政策的能力。
除了军事这一面，我们的政策的其他方面也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举例说，几个月前，一位新大使被派往台湾。同样，在一九七四年台湾被允许在美国新开设两个领事馆，这使“上海公报”签订以来台湾在美国土地上新添了五个领事馆，分别设在：亚特兰大、堪萨斯市、波特兰、俄勒岗、关岛和美属萨摩亚。这说不上是和该人民共和国进行关系“正常化”的道路。政府仍然为美国在台湾的私人投资在颁发保证，仅在最近进出口银行就给了台湾二亿美元的贷款，按最低利息百分之六计算，并且保证为建设两座核电厂再加一亿美元。
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不能两者得兼。我们不能在加强和台湾自封的中国政府的联系的同时，指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开展新的关系。“上海公报”是作为一项过渡性的安排而设计出来的；它并没有说我们的对华政策可以一直是双重性的、爱恶并存的。中国官员们明确宣告，在美国终止和台湾的外交关系之前，不可能实现关系正常化。最近有这样的建议，把台北的美国大使馆和在北京的美国联络处对换一下，即使是这种建议，中国人也认为是不能接受的。
中国领导人强调说，走向正常关系的最可靠的途径就是通过“日本的公式”。必须看到，尽管日本人在外交关系上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还能和台湾保持贸易关系。如果美国想要效法，这意味着终止和台湾的防御条约，从台湾撤走全部美国军队，以及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
在美国，不时有人公开提出在所谓两个中国这样的办法下的一个独立的台湾的可能性。台湾当局和人民共和国有一点是看法一致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历史也并不能为一个独立的台湾这样的概念提供可信的依据。早在公元二世纪中国就有各种远征队前往台湾，中国向该岛移民早在六世纪就已开始。台湾在十四世纪归并为中国的一个省，在十六、十七世纪，大批中国人从福建、广东前去该岛。在清朝，台湾于十七世纪归并福建省，后来又分开另成一省。直到一八九五年五月八日，根据结束中日战争的马关条约的条款，该岛被割让给日本之前，中国人一直在台湾行使主权。日本对该岛实施管辖凡五十年。
一九四三年，美国、联合王国同意中国：“剥夺日本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按照这项保证，中国国民党部队于一九四五年接受在台湾的日本军队的投降。蒋介石在逃离大陆后，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在台北建立临时首都。
毫无问题，除开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年日本占领期不算，台湾自从一六八三年以来一直是中国直属的一部分。早在二世纪，中国的文化和文明就在该岛发扬光大。虽然一项两个中国的政策看起来可能是摆脱一个为难局面的容易的办法，但是，鉴于上述情况，而且在尼克松—周恩来“上海公报”以后，我相信我国要采取这样一个步骤，如果不是不妥当的话，也是非常不可取的。照我看来，这不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对西太平洋的稳定也不利。（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