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五月号刊载赵浩生一文，题为《访古论今说西安》，转载如下：曾被人遗忘的名城二十多年前，我到过西安。西安，在我的印象中，只是万户萧索、一片黄土，这个曾经作过十一朝帝都的古城，就象一座被遗忘了几千年后发掘出来的历史遗物，除供人凭吊外，似乎一无所有。
国民党当政几十年，只在这个历史的遗骨上搽了两点胭脂，就是一九三六年为迎接蒋介石巡行西北而建筑的西安车站和西京招待所。
西安车站是在破窑洞、贫民区中盖起的一座宫殿建筑。蒋介石当年坐着外国造的专车到达，被人们簇拥着走进这座新厦，左顾右盼，连呼“好！好！”于是仪式完成，作用已尽，从此就再没有人理会这所房子了。
西京招待所是当年西安唯一的“现代化”旅馆，专供要人下榻和周末舞会。此外还有蒋介石的“爱将”胡宗南的“长官司令部”等豪华禁区，当然只有特权阶级才能出入。我在解放前看到的西安，正象解放后在西安附近半坡村发现的原始公社社会的村落一样，雕零残破，满目凄凉。
国民党之所以无视这个历史古都，完全是其与生俱来的殖民地意识形态使然。那时，南京的统治者，他们用以藏娇享受的安乐窝和贪污卖国的大本营，是在有租界保护下的上海。
那时，南京的统治者中，只有一个来自西北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偶而梦呓般的提出“绿化西北”“十年万井”的口号！而他自己却早已乐不思陕，很少回老家。西安，从封建王朝没落到殖民地的蒋政权垮台，始终是一个万户萧索，一片黄土，被人遗忘的城市。长安古道的新生但在这一片黄土之下，不仅埋藏着秦砖汉瓦等文化瑰宝，更孕育着革命的种籽。第九世纪的黄巢，十七世纪的李自成，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都说明着在这千万年积垒的黄土层下，充满着革命的熔岩和无限的生机。
二十多年前，中国大陆解放，这黄土层下革命的熔岩爆炸了。二十多年来，这爆炸所引发的无限生机，已在这黄土高原上开花结果。二十几年后我重游西安，所看到的是满目青葱一片生气，从物质建设到精神面貌，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从火车上下来，我首先发现当年车站两边的破窑洞、贫民窟不见了，那幢宫殿式的建筑尚在，但已整旧如新。向导告诉我，现在是作票房用。在我记忆中西安的第一座“伟大”建筑竟成了个小票房，这实在是不可想象的事。
更不可想象的是二十多年来，大西安市的人口已从四十多万增加到二百五十万。这个一向在饥饿线上挣扎的消费城市，如今成了一个生产城市和工业中心。
旧西安只有几家小型破旧的面粉厂、纺织厂，新西安拥有钢铁、机械、电力、电器、建筑材料等大小工厂一千四百多个；由于陕西原是产棉区，二十多年棉产激增，这里也成了西北的纺织中心之一。
二十多年前，于右任梦呓“绿化西北”“十年万井”；今天，仅仅陕西一省，就有大、中、小水库两百多个，机器水井十万多口，平均每口灌田二百亩，二十多年来已把这片荒芜和被遗忘的黄土层变成欣欣向荣的新生沃野。
当年的西安，是一个只有历史幽灵出没的死城和终岁不闻丝竹声的边塞，而今却成了一个光彩生动年青健康的城市。过去只有两所大学一千多个学生的西安，现在有十三所大学，二百多个中学，秦腔、豫剧、京剧、歌剧、杂技团二十多个，大小医院和医疗站五十几所。
二十多年前，整个西安市只有六辆小公共汽车。今天，市内外交通不但四通八达，而且所有车辆都是中国自己的产品。当地旅行社的负责人谈到这二十多年的变化时，依然谦称“西安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城市”。当然，他谈话的对象是第一次到中国旅行的美国人；对我这个旧地重游的中国人来说，西安不仅是一个发展中的城市，更是一个使人想象不到的奇迹。这个旧日帝都给人的第一个宏伟印象，就是新车站广场。从这里看出去，是“十里长街流如水”的大道。这宽阔的大道上，人行道两侧和街心，栽着四排茂密的林木。中间的两条车道，可供四辆汽车并行。这宽阔的道路许多仍是长安古道；但平滑的柏油路面和一眼望不到尽头的绿树浓荫，却代表着改天换地的新生。不过这些新生的古道比起解放后开辟的道路来就显得渺小了。新的道路不但更宏伟、宽阔，而且行人道两边的绿树之后，已看不见黄色土墙，而是连绵不断的新式水泥建筑。这说明着，秦皇、汉武比起人民中国的规模气派，实在是输逊多矣。
我们的上海牌大客车在这十里长街上开行时，我一面以惊喜的心情看着新西安，一面搜寻着旧记忆。我记忆中的另一“伟大”建筑西京招待所，好象是在市中心的一个十字路口，但车子经过了好几个十字路口，依然没有看到。
当我要问向导时，车子已经驶进一座大花园，迎面矗立着两幢巨厦，这巨厦前的四个红色大字“西安宾馆”，已无声的回答了我的问题。看来，当年曾为一世之雄的西京招待所，早已被无数更新的建筑淹没了。
将新比旧，访古论今，这里的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撩起人们的无限感慨，对我这个旧地重游的人，有几处给我的印象尤其深刻。（上）
【本刊讯】香港《南华早报》五月十二日发表一篇社论。题目是《中国向欧洲经济共同体派使节》，摘要如下：
中国由于决定向欧洲经济共同体派大使，显然取得了击败苏联的重大胜利。
中国是给共同市场以外交承认的第一个共产党国家。现在，它不仅在欧洲有一个较为有效的听音哨，而且还将获得巨大的贸易利益。对有时摇摇晃晃的欧洲共同市场来说，也可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获得许多好处。
外交承认和着手北京同作为一个集团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之间的贸易谈判，用共同市场的“外长”克里斯托弗·索姆斯先生的话说，“为就缔结贸易协定问题举行进一步的会谈打下了基础”。
这种协定对双方都有巨大的好处。一方面，它将使中国向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出口货物得到最惠国待遇，另一方面，在西方向中国出口技术方面肯定会有很大程度的增进。
从政治上来讲，北京的这一决定起着在道义上支持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作用。中国毫不掩饰它对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采取的可以被看作是对两个超级大国保持自己独立的任何行动都表示赞赏。
克里斯托弗爵士在直接听到中国重申其由来已久的立场和重申他们支持欧洲经济共同体为加强欧洲团结的努力时感到“非常令人鼓舞”，他当时的那种兴高采烈也许是可以原谅的。
苏联肯定会对在北京举行的会谈和中国作出的这一决定感到沮丧。在最近两年里，苏联通过经互会同欧洲经济共同体进行了一些非正式的接触，但是，它仍然在贸易方面有意无视共同体的存在。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一批官员在一月份访问了莫斯科，他们回来后多少有点失望，他们说，他们同俄国官员们举行的会谈虽然是有益的，但是，未能完全消除“某些误解和幻觉”。从此以后，欧洲经济共同体一直邀请经互会官员到布鲁塞尔再进行会谈。但是，欧洲共产党好象对这种提议不太感兴趣。
虽然现在预料中的中国决定已经公诸于众了，但是，北京同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还要走很长的路程。但是，道路已经铺平，这是明白无误的。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五月九日刊登发自布鲁塞尔的一条消息，题目是《中国承认欧洲共同体》，摘要如下：
欧洲共同体同中国就建立外交关系和缔结贸易协定达成了协议。对此，布鲁塞尔的外交人士表示关切，认为这不仅将促进和加强欧洲共同体同中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而且必将给处于停滞不前状态的经互会、特别是同苏联的协调关系带来不小的影响。
欧洲共同体同中国的贸易量，在七四年，欧洲共同体方面的出口约十亿美元，进口只有八亿四千万美元，占双方总贸易量的比例极小。但是，欧洲共同体的对华出口，以成套设备、工业机械、运输机器以及其他技术很高的产品为中心，最近有了迅速的增长，由于缔结了协定，可望会取得飞跃的增加。
外交人士认为，中国以这种形式接近欧洲共同体，将会对经互会，特别是苏联的对欧洲共同体政策产生微妙的影响。
欧洲共同体同经互会二月份在事务当局一级进行了第一次正式接触。这是在经互会方面倡议下进行的。
但是，此间外交人士还认为，不能忽视，这是苏联企图牵制中国接近欧洲共同体起了很大作用。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五月十二日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鲁格的一篇评论，题为《稳定的战略》，全文如下：
外国观察家常常低估中国对外政策的坚定性和持久性。而一旦北京作出决定，就会很明显地看出这些决定是符合长期战略的总计划的。过去几年欧洲的贵客常常在北京隆重的宴会上考虑，那些经常重复的说北京支持西欧统一的努力的断言究竟有什么切实的用处。在这过去的五年里，北京完成了外交上的准备工作，收集了情报，在内部作决定的过程中确定了方向。当欧洲共同体建议缔结一项贸易条约时，很快就作出了决定。
与欧洲共同体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和今天中国最高一级的政治家副总理邓小平访问巴黎的事实都清楚地说明了中国对欧洲的政策的严肃性。对于法国的政策，北京总是高度评价它一方面在超级大国的压力面前保卫了作民族决定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主张建立一个有在世界政治中的活动自由和有防御能力的独立的欧洲。
北京很可能已看到，这一发展不是在联盟是多余的真空里进行的。但如果外国外交官有时开玩笑说，中国人是唯一坚定的欧洲人，那他们就忽视了，从远处常常能比从近处更清楚地看出大的轮廓，因为在近处每天的忧虑挡住了视线。
外国观察家有时觉得看不透的中国对外政策，有着坚定的和不变的基本原则。它等待着合适的时候作出决定。国际上的情绪或震波都几乎不会影响它；恰恰前几周中国在亚洲的较量中所持的谨慎态度清楚表明了这一点。而现在与欧洲共同体建立正式关系再一次表明，看来纯粹是理论上的声明，例如支持欧洲统一努力的声明，在一定时候就会变成政治决定。在这种背景下，波恩人士也必须比迄今更认真地对待中国一再强调的主张德国人有民族统一的权利的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