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法国《世界报》五月十一日和十二日以《星期一到巴黎，邓小平是西欧接待过的最重要的北京领导人》为题，刊登该报记者阿兰·布克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带有副总理头衔的中国领导人中的任何一个，迄今为止都没有正式访问过工业欧洲。以威望和资历在副总理中居第一位的邓小平，四个月以来任党的副主席，是二十多年的政府成员。他今天光临法国了。
人民共和国的领袖们经常接到访问外国的邀请，但他们却很少接受这种邀请。那末邓小平为何选择法国呢？他为何决定给予这次访问一种专程访问的性质和拒绝在其他首都停留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了解两国外交的利益的明显一致和人民中国的国际战略。
在十多年前，党的主席毛泽东就已认为，在欧洲抗拒美国政治和军事霸权的戴高乐的法国是他预期要逐步加强的那种趋势的象征；这就是中等工业国要对越来越无用的美国监护表明它们的民族利益的趋势。
从一九六四年的外交承认到邓小平的访问，两个国家都没有改变它们的打算。文化革命和戴高乐的死都没有导致指导两国外交的主题的改变。然而，在最近几年，在法—中讨论中，除民族独立或核自主等主题之外，又加上了一些新的主题。从一九七○年开始，中国修改了它对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分析，以便考虑到这十年里发生的变化。欧洲各国之间更紧密的联系，不再象是加强西方资本主义和美国对西欧的控制的一种手段；相反，欧洲经济共同体有助于欧洲的独立，以及有助于加剧经济、政治和甚至军事的对抗。
法国在欧洲的这种非大西洋主义的发展中起了主要作用，而且北京领导人对于这种寻求独立的共同体路线的作法一贯表示赞赏。这种方针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人们知道，中国认为欧洲是国际紧张局势的策源地和超级大国贪欲的中心。在各方面加强欧洲，一方面可以对抗华沙条约集团，另一方面可以逐步限制美国的影响，并最终摆脱战后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体系。在组成这个强大的欧洲之前，中国表示给予北约以原则性的支持，因为美国正在丧失活力，而且必须赶快封锁苏联扩张主义的道路（这种扩张主义是最狡猾的，因而是最危险的）。
石油危机和原料生产国的觉醒，是两国应该建立特别关系的第二个理由。美国和第三世界之间对抗的加剧，为欧洲的贸易和技术交流开辟了新的前景。为经济危机所迫的欧洲实业界人士，非常幸运地发现，贫穷国家、特别是阿拉伯世界为他们的民用及军用工业的出口提供了额外的可能性。这种新的贸易发展减轻了危机在欧洲起的作用，并剥夺了超级大国的某些市场，同时扩大了第二和第三世界国家活动的余地。
当中国建议它的第三世界朋友欢迎法国和欧洲的缔结合同的建议时，它显然是在为法国政府的政策和法国实业界人士帮忙，但对中国来说，这首先是在反对两个大国和加强贫穷国家的地位的斗争中的一种手段。如果贫穷国家在工业国家中找不到支持，如果它们需要单独对付最富裕的国家，它们就不可能进行有效的经济战。因此，在中国人看来，加强第二世界与第三世界的联系具有一种战略意义。中国政府的两位重要成员曾在联合国庄严地阐述了他们在这方面的看法。正是基于同一理由，中国最近要求第三世界国家支持法国关于能源会议的建议。
【美联社东京五月十二日电】这里认为，北京同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的新关系与其说是经济性的，倒不如说是政治性的。这是支持中国一再谈论的欧洲必须联合起来对付苏联这一主题的一个行动。
这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副主席索姆斯访问北京期间人们可以听到的一种信息，只是不那么直截了当罢了。
这大概也是邓小平副总理访问巴黎的方针。
中国同欧洲共同体勾搭已有一些时候了，中国这样做的目的倒不那么在于获得可能由此得到的经济上的好处，而是因为它认为一个统一的欧洲是防止苏联在欧洲扩张的盾牌。
新华社昨天报道，法国总统德斯坦和西德总统谢尔在巴黎举行的纪念欧洲煤钢联营组织成立二十五周年仪式上“一致强调西欧联合的重要性”。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
新华社以赞许的口气援引了比利时首相廷德曼斯所说的这样一番话：“欧洲需要有一个防务体系……需要有勇气对人民这样说，并且这样做。”
中国已经在同共同体的每个成员国进行兴隆的贸易，至于能否增加出口，这多半取决于它是否能提高其工业品的质量。
中国对西欧采取这些行动，正好是在印度支那战争结束的时候，因而很可能牵制苏联在越南采取主动行动。中国人由于一贯奉行支持红色高棉的政策，而且将近五年来一直款待西哈努克，因此，他们在柬埔寨处于比俄国人有利的地位。
贯穿着所有这些作法——还有其他一些作法——的一条线就是强烈反对任何大国，特别是苏联，在全世界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东南亚、北亚、印度洋、西欧和中东——取得占优势的影响。
【美新处华盛顿五月十二日电】题：基辛格说不能放弃国际责任
下面是基辛格国务卿五月十二日在圣路易斯世界事务委员会上的讲话摘要（本刊有删节）：
我想首先说明我们的一个坚强信念，即我们的一次努力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其他努力都不行了。如果在越南战争以后，我们象十年前匆忙地承担义务时那样不受批评地逃避责任，我们肯定就会很快处于前所未有的混乱和危险时期。全球的和平和美国的安全，全球的进步和美国的繁荣决定性地取决于我们今后几个月和几年的行动。
毫无疑问，我们必须仔细斟酌新的义务的长期后果。我们决不可把手伸得过长，作出不符合我们利益的或者力量不及的许诺。但是我们不能放弃现有的责任，否则会使国际和平机构受到压力。
我们不能放弃同美国不可分割的价值。虽然我们不再是位处首屈一指的地位了，但是我们仍然是领袖。
我们知道，这个国家的担子是很重的，因此不允许我们采取后撤的行动。
美国的联盟，特别是同西欧、加拿大和日本这些工业民主国家的联盟，一直是世界稳定和进步的基石。我们对人类尊严有共同的看法，对相互联系着的命运有共同的信念，对和平与繁荣有共同的利益。改变中的世界局势使这个真理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这就是为什么本政府把我们的盟国和朋友放在我们最优先地位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总统将在两星期后访问西欧，以在北大西洋联盟领导人最高级会议上重申我们的团结的原因。这将是我们在八月初同日本首相——以及同其他每个盟国——会谈的主题。
我们对我们联盟的前景远不是悲观的，我们将要求我们的朋友们一起采取那些跟以前探索安全的工作同样重要、而且也许更令人兴奋的活动。我们是不可分割地彼此联系在一起的。今天我们的联盟是否会发展，这并不取决于重申口头保证，而取决于我们能够抓住机会进行合作。
我们应当提防下述这样的海妖的歌声：缓和是一个圈套，是一种由美国单方面作出让步的有往无来的作法。
在本届政府中，决不会是这样的。我们在努力谋求缓和的时候将以下述一些原则作为指导：
——我们在自由同暴政的斗争中不是中立的。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同有着对立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的国家打交道。
——但是我们对我国人民和全人类负有义务来不懈地努力避免发生核浩劫。
——我们应当成熟起来，放弃认为我们的每一个挫折都是苏联的成就，或者每一个问题都是苏联造成的这种观念。在葡萄牙，在中东，甚至在印度支那，困难既是由于苏联的干涉造成的，也是由于当地的局势或美国的反应不充分造成的。
——我们不能用缓和来代替我们自己的努力和决心。只要存在真空，它就会被人利用。我们还没有达到可以放松警惕的阶段。
这些原则使我们可以判断我们同苏联的关系的状态。
苏联军事力量的扩张及这种力量扩大到全世界的情况是一件使我们严重关切的事情。苏联想要利用在战略方面的机会，苏联这种意愿使缓和受到很大限制。如果缓和变成一种比较有选择地利用机会的作法，美苏关系中的这种新趋势就将陷于危险境地。
美国决心在重实际和对等的基础上保持美苏关系中的这种富有希望的新趋势。但是它同样决心抵制压力或利用局部冲突的作法。
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关系是美国政策蓝图中的另一个优先注意的问题。亚洲和全世界的稳定要求我们同四分之一的人类保持建设性的关系。我们仍然决心实现上海公报的目标。福特总统将于今年晚些时候访问中国，以重申这些利益和目标和为继续改善我们的关系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