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意大利《人民报》十二月二十日刊登该报前副社长马切洛·季尔莫齐写的一篇文章，题为《超级大国之间的中国楔子》，摘要如下：
一九七五年将不仅作为“越南年”而纪念，从好多方面说，中国政治的成熟和巩固有了迅速的进展——很明显，这是同美国在亚洲的存在的衰退同时出现的。我们觉得，下面这种说法并不越理：现在可以正正当当地说，一九七五年可以称为“中国年”。今天，它是作为一个不仅对亚洲大陆、而且对整个世界政治来说的衡量标志和必不可少的砝码而出现于世界。
我们可以明确地说，这一新阶段从七十年代初就已预示出来了，在它的新的国际立场中就已确立了，这种新立场是随着它向西方世界开放、特别是向美国打开大门、确定某些基本的历史性选择而确立的，这些历史性选择把同苏联对抗放在首位，一方面是政治和思想意识的对抗，一方面是领土和战略的对抗，在确定主宰本世纪前景的主要倾向当中，这一对抗是一个持久的因素，是一个在现在的情况下不可改变的因素。
根据今年一月十七日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宪法，中国的政策可以说是从防御和生存的阶段转到了更有进取性和更勇敢的战略的阶段。
北京要同西欧、日本和广大而不安静的新兴国家确定合作和一致的新形式，同它们建立特殊关系，这种合作和一致的新形式正是可以从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的庞大之中得到好处，两个“超级大国”在致力于维持它们之间可怕的军备平衡的同时，又在不断寻求达成政治协议，这些协议使它们可以避开不得不动用军备的危险。
中国领导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制定他们的“新”政策的。
在这种寻找可能盟友的过程中，中国立即遇到了同它的立场差不多相同的欧洲。
因此，中国人士的说法在欧洲各国首都流传着，他们说，苏联对西欧的军事行动现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简直是“迫在眉睫”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在现在的东西方力量对比之下，这种情况看来并不在任何现实的预料之中。
但是，这并不排除，在政治和外交进展的广大范围之内——这种进展看来是沿着被“超级大国”严格控制的方向发展的，欧洲实际上会重新陷入作为对峙和可能的冲突的地盘之中，这种情况最终决定着人类的命运。
就是把中国人预料的武装进攻当作不现实的设想排除在外之后，苏联仍将在政治思想意识、经济、甚至在军事战略方面施加压力。
中国任命驻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大使和促进双方的贸易，显然是一种外交上的组织活动，通过这种活动来形成一种复杂的战略，其目标也是“二○○○年的前景”，到那时，正如周恩来所说的那样，中国“将走在世界的前列”。到那时，两个超级大国关系中“不可避免的”危机将会明显的削弱它们控制各自势力范围的能力；到那时，欧洲将重新明确地了解自己的力量，并对那些现在依附于莫斯科的国家行使和加紧行使自己的吸引力。
【路透社北京十二月二十八日电】据新华社报道，中国释放了被扣留了大约二十一个月的三名苏联直升飞机机组人员。
苏联人士说，这三个人昨晚已在苏联大使馆照顾下，很可能在今后几天内乘民航机离开北京回国。
观察家们认为，这次释放行动不一定预示双方将和解。
【法新社北京十二月二十八日电】这里的外交界人士认为，不应该把这次释放人员看作是在两国关系的演变中具有很大重要性的事情。
外交界人士指出，中国当局经过近二十一个月的时间才相信了苏联飞行员讲的话。他们说，近几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领导准备为改善同莫斯科的关、系迈出不同寻常的一步。
几个月来，克里姆林宫的内外政策不断遭到攻击，尤其是它的同西方搞缓和的政策以及它的“准备战争”和干涉安哥拉。
现在还看不出这次释放直升飞机和机上人员事情会使两国间存在多年的紧张气氛有所缓和。
【共同社东京十二月二十八日电】大概可以认为，中国释放苏联直升飞机乘员体现了这样一种慎重态度：经过一年零九个月的调查，既然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是有意侵犯领空，那么就要不使得同苏联的国家关系不必要地恶化。当然，要判断说中苏关系将以此为契机而好转，那是材料不足的，也不能认为中国对苏联的警惕放松了。
【本刊讯】英国《星期日电讯报》十二月二十八日刊登霍林沃思写的一篇题为《中国人释放俄国飞行员》的文章说：
北京突然释放了一九七四年三月中国边防军在中国境内几百英里的地方拘留的一架俄国武装直升飞机和三名机组人员。
因为中苏关系是紧张的，两国之间的边界会谈在过去一年里也没有明显进展，所以难以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要释放这几个人。
【路透社莫斯科十二月二十七日电】今晚此间第一次正式报道了中国关于释放被俘苏联直升飞机人员的决定，未加评论，但是重申了莫斯科对这件事的说法。
官方通讯社塔斯社在发自北京的一条报道中没有提供任何线索表明莫斯科官方对中国这一明显的和解姿态有什么看法。
【合众国际社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十二月二十七日电】戴维·艾森豪威尔和朱莉·艾森豪威尔在她的父亲、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安排下，于二十六日早晨离开了他们前往北京访问的第一段行程
——洛杉矶。
预料朱莉和她的丈夫将在二十七日抵达东京，并在那里停留一天。
尼克松在圣克利门蒂寓所的一位助理人员肯·卡奇贾恩说，预料朱莉和她的丈夫将在中国逗留十一二天。
这对夫妇是在圣克利门蒂同尼克松和他的夫人一齐过圣诞节的。
戴维·艾森豪威尔在十一月份曾对记者说，他和他的妻子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应邀前往北京访问。他说，他们是在北京于尼克松在一九七二年作为总统访问那里时第一次发出邀请以后进行这次旅行的。
戴维·艾森豪威尔说，一切安排都是由前总统和艾森豪威尔夫妇直接同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共同作出的。而国务院或美国的其他政府部门都没有插手。他说，他和他的妻子进行这次访问的一切费用均由他们自己支付。
【本刊讯】《香港商报》十二月十九日以《“增额立委”选举有人挖洞国民党抓人》为题报道：
台北国民党《中国时报》十八日警告，在台湾的“增额立委”选举中，有人“恶毒的谩骂政府以图离间政府与民众间的感情”。
该报在社论中接着说，“更有提出违反基本国策或者如反对美国人支持中华民国等的荒谬、幼稚、愚昧主张者”。这些主张“已逸出发表政见的范围，而显然有损于国家的利益。”
台湾内外最近局势发展，显然已使国民党当局深感不安。在十二月五日，“竞选”一开始，台湾非国民党立委康宁祥的助手张俊宏就在竞选总部被拘。
张俊宏以亲美著名，现任《台湾政论》杂志总编辑。他被拘的当天，正是《台湾政论》第五期出版和福特总统离北京的时候，国民党当局特别紧张。
《台湾政论》的主持人是两台湾本地立委康宁祥和黄信介。它在这一期的社论中表示，人们对台湾的“民主”已逐渐失去信心，如果此次选举发生不当，士气会更加消沉。该刊还在另一篇文章中说，台湾“民众缺乏基本人权”。
国民党警备总司令部将张俊宏扣留后，怕事件扩大不好，只警告他不得参加当晚一个集会就将他放了。
【本刊讯】台湾十二月一日出版的《台湾政论》第五期，就蒋经国继承蒋介石反动统治的问题发表题为《西班牙危机的启示》的文章，摘要如下：
在西方最引起争论的佛朗哥政权终于曲终幕落。当他结束他统治三十多年的朝代的时候，他所留给西班牙人的，不过是一位尚乏政治经验的卡洛斯王子和一个危机四伏的纷乱局面；同样地，他留给卡洛斯王子的，也只是一群缺乏民主训练的人民和一套几乎没有他就会动摇瓦解的统治体系。
佛氏在一九三九年成功地将共产党逐出西班牙境外，这种成就，充其量只能使他成为民族英雄之类的历史伟人，本不能构成他得终身执政的充分理由，但他却利用了人民崇拜偶像的弱点遂行了终身执政的野心。
为了避免个人统治的有利环境遭到破坏，一些最不负责任的统治者往往利用各种口实延缓或阻止他的国家步上法治之轨，他们所惯用的伎俩是散布“国家不能缺乏我的领导”之类的谎言。
那些谎言只是一种最不负责任的政治神话而已。
诚如佛氏的同情者所认为的，三十六年来，他的铁腕统治已经在西班牙建立一个比大多数西方国家稳定的社会秩序，国民所得也大幅度地提高。但是，要让一个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来相信牺牲民主自由才能换得这些成就，那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假如在内战结束政局趋于安定之后，他能结束独裁统治，或许更能超过目前的政治和经济上的成就，最起码他将不致被排斥在共同市场和北约组织之外而离群索居。
假如我们因他为抵抗赤色狂潮不得不施行铁腕统治，那显然是低估了人权的价值。反共、爱国与独裁统治本无任何必要的关联性，尤其假如一定要实施不人道的独裁才能有效反共的话，反共的意义又何在呢？
称颂佛氏的人认为他在二十几年前就开始培养他的继承人——卡洛斯王子，是公忠体国、苦心孤诣的表现。其实，这只是一种以肯定个人统治体系的价值为前提的辩解，任何一位爱好民主政治的人士，均万难苟同。假如他真心为他所爱的国家着想，他所应做的是建立一套健全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将整个国家的前途寄托在一个年轻的王室后裔身上。二三十年的时间让他来训练人民治理他们自己的国家，应该是绰绰有余的，但或许他仍迷信于强人统治的神效，甚或陶醉在权力欲的满足中，他始终忽视或厌恶这些，而让他的专制独裁延续到大限已到之时才罢手。培养卡洛斯王子实际上是一种短视的做法，而非一位有远见的统治者所应做的，它只能给西班牙人带来更大的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