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国际环境变化使双方对它们的关系有新的理解，共同因素胜过分歧；解决一些双边关系问题需要时间；福特访华大大促进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形势方面所共同抱有的目标
【美新处华盛顿十二月十七日电】题：哈比卜说，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对稳定的世界均势有决定性意义
美国助理国务卿哈比卜向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提交的一份事先准备好的书面讲话全文如下（本刊作了删节）：
这次有机会就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问题向贵小组委员会作证，我感到很高兴。
我认为，在谈总统最近的北京之行前，概述一下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是有用处的。
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根本目标是推动建立一种大家都享有和平、正义和繁荣的国际秩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的做法是从和平有赖于一种稳定的全球性均势这样一个前提出发的。在这方面，任何地方都没有太平洋地区重要，因为美国、苏联、中国和日本等四大国在安全方面的利害关系在这里互相交叉，美国在这里有重大的利益和责任。
实现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正常化是保持这种均势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二十多年来，我们同这个占全人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国家的关系是建筑在敌视和互相猜疑的基础之上的。两国领导人逐步认识到，这种状况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同过去二十五年世界上发生的变化也是不相容的。从一九七一年起，我们设法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消除了昔日的遗痕，在美中两国之间建立了一种互相尊重的关系。正如国务卿基辛格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在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中所说的：“美国最重视的关系莫过于它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联系。我们认为四分之一人类的幸福和进步是全世界的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虽然现在不是研讨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的整个历史的时机，但是记住这样一点是重要的：由于共产党人在中国取得了胜利，出现了看起来是铁板一块的中苏集团，一九五○年爆发了朝鲜战争，因而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以维持了二十多年的那种基本的形式冻结了起来。在整个这一时期，我们通过大使级会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着接触，这种会谈是一九五五年在日内瓦开始的，后来迁至华沙进行，但是这种形式的会谈未能缩小双方的分歧。但是，在六十年代末期，美国政府为了缓和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紧张关系而在象贸易和旅行这样一些领域采取了一些步骤。一九七一年春天，北京对这些行动采取的相应步骤是邀请美国的一个乒乓球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采取这个步骤之后不久，基辛格博士于一九七一年七月第一次访问了北京，尼克松总统宣布他将在一九七二年访问中国。
为什么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二十年的对抗和相互隔绝之后终于同意走向正常化，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应当回想一下采取这一行动前前后后的世界情况。自从一九五○年以来，国际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对国际环境的理解也发生了根本变化。苏联已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美国和苏联的核力量对比已发生了趋向于均等的变化，而中国本身已发展了核能力。
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五十年代的那种亲密的中苏关系已经瓦解，而且北京和莫斯科的分裂到一九六九年春天已发展到在中苏边界公开发生军事冲突的地步。这些冲突是在一九六八年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干涉之后不久发生的。
这些事态发展显然是北京全神贯注于它自己的安全问题的一部分原因。
就美国而言，美国当时正在结束卷入越南战争的局面。我们在印度支那的驻军已开始减少，而当我们展望战后亚洲的未来的时候，越来越明显的是，我们应当设法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洲的一种新的和平结构，这种新结构的特点是大国相互采取克制态度。不仅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建立关系的状况使美国外交行动自由受到了严重限制，而且防止中国的新兴的核力量作出危险的错误估计的任务越来越紧迫了。
国际环境的这些变化使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它们的关系有新的理解，认为在这种关系中，共同因素胜过由于我们的社会、哲学思想和在世界上的地位各不相同而产生的分歧。
从实质上说，我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地理政治方面，这反映在我们的这样一种共同认识上，即：如果美中两国有一种相互对话关系，要比两国如果处于一种永久的敌对状态更能维护国际秩序的全面安全。第二个方面涉及妨碍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的一些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台湾问题。第三个方面涉及我们在诸如贸易以及科学和文化交流方面已经建立起来的互利的双边联系。
尼克松总统一九七二年二月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时讨论了所有这三个方面。他那次访问的结果已写在上海公报中，上海公报依然是我们两国之间出现的新的持久关系的基础。上海公报是一个独特的文件，因为公报中概述了两国的分歧。但是更重要的是，公报中写上了双方都赞成的处理国际关系的某些大原则。
双方一致同意，各国尽管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不同，仍应在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平等互利以及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双方还一致同意，国际争端应该在上述基础上求得解决，而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对于至关重要的台湾问题，双方都清楚地说明了各自的立场。
上海公报为具体改善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经商定，双方将就诸如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等方面的双边交流提供便利。双方保证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并商定两国政府将通过各种渠道保持接触，包括定期地派出一名美国高级代表到北京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上海公报签署以来的情况证实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是建立在健全的基础上的。双方的科学技术代表团、体育代表团和艺术团体广泛地进行了互访。一九七三年二月，我们同中国方面商定互设联络处，使我们能够处理我们的日常双边关系。两国间的贸易从一九七○年的零增加到一九七四年的将近十亿美元。国会议员、州长和其他有代表性的美国人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辛格国务卿除了多次在中国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了重要的会谈以外，还在纽约同他们进行了这种交谈。
当然，还存在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一些尚未解决的双边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时间，虽然我们的政策的方向是明确的。我们是根据我们在上海公报里所声明的立场来处理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问题的。在我们方面，我们已随着亚洲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渐减少了我们驻台湾地区的军事力量。
我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意识形态上继续存在着分歧，并且有着不同的国家利益，这就使我们各自的对外政策不相同。我们不想掩饰这些分歧。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因而每一方不可避免地将根据自己的处境以及对自己国家利益的看法来决定自己的政策。同时，使得我们建立了现有关系的基本地理政治考虑仍然是有充分根据的，从而使这种关系具有要不然就不可能具有的一定程度的稳定性。
应该从这种角度来看待福特总统最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自从尼克松总统一九七二年访问以来，两国和全世界的情况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双方都认识到保持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对话和研讨我们各自对国际形势的看法的重要性。这种对话和研讨在使我们两国彼此靠近方面曾起了很大的作用。
总统的访问证实，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虽然还没有正常化，但这种关系是良好的，而且将逐渐得到改善。会谈自然集中在这一关系的国际方面，双方都认为国际方面的问题具有首要的意义。会谈证明存在着重要的共同点，尽管在看法上当然也有某些分歧。福特总统重申美国决心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完成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邓小平指出上海公报今天仍然是“富有生命力的”。总起来说，会谈大大促进了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我们两国双边关系和国际形势方面所共同抱有的目标。
美国确信，我们能够继续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种能促进两国国家利益的关系。这一关系必须不仅建立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而且还必须建立在相互的基础上。这一基础对于建立健全而持久的联系要比凭感情更加牢靠。正如福特总统今年十二月七日在夏威夷的讲话中所说的，“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在成为国际政治形势中的一个永久的特点。它不仅有利于我们两国人民，而且有利于这个地区以及全世界的各国人民”。
【美新处华盛顿十二月十七日电】助理国务卿哈比卜今天说，福特总统最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表明，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彼此对国际事务的观点有了“新的了解”，并且同意继续发展它们的双边关系。
有人问他是否认为两国政府关系最近“有了波折”，他说这次访问本身表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在有人问到北京在本月的会谈中关心的重点是否主要放在美国同苏联的缓和上，哈比卜对此作了否定的回答。他并补充一句说，“中国方面并没有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给我们上课。”
哈比卜先生在回答其他问题时，说了下列各点：
——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怀敌意”，北京知道这一点。他说，“他们感到目前的关系是有盒的——必须要作这种推断。在贸易和交流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有盒的”。
——他认为，美国“应当根据这样一种推断行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同美国保持真诚的、持久的关系。他说，“不管怎样，我们将设法把这种关系中的进步因素保持下来”。他对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下的定义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正式外交关系”。
——他认为美国可以同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两国都改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