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年代，我曾作过台湾《中国时报》的驻美记者。从一九七一年起，我曾三度回到祖国，看到祖国蓬勃发展的精神面貌，在非常感动之余，难免会想到曾经旅居十多年的台湾。基于作为一个海外华侨希望祖国早日统一的心情，在第三次回国后写下了下面的感想。
一九六八年的秋天，当苏联的坦克车开进布拉格的时候，是我对社会主义最不了解的时候。当时我曾想，一个实行社会主义五十多年的国家，怎么还能以这种手段对待它的兄弟国家？难道实行社会主义，变得富强以后，一个国家就会恃强凌弱吗？那么，这同帝国主义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说苏联的这种行径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作法，那么，社会主义在苏联就是没有生根，就是失败了。一种在苏联和捷克失败了的主义，在中国能成功吗？中国还会变吗？那时，海外不知有多少华侨，在时时刻刻地注意着祖国的发展。绝大多数在国内从旧社会中挣扎出来的人，都还记得那些兵荒马乱的岁月，那些广大中国人民过着看不到边的日子的岁月，那些一次日本扫荡过后陈尸遍野的岁月。谁不希望自己的祖国站起来呢？对于祖国的发展，大至于原子弹的试炸，小至于一个澳洲游客对中国产品的称道，都在许多人的喜悦之中。当时，在美国，主张美国国务院的外交政策应该中、俄并重的正在抬头，而主张联俄制中的人正被归入保守的政客一类。这种转变，也曾引起许多热爱祖国的人的欣喜。
可是，这种单纯的爱国主义，很容易使人采取美国自由主义者对中国的看法，认为社会主义在中国只是一个过程，是一条由落后转变到先进的捷径，一旦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国家富强了，中国还会变的。至于朝什么方向变，也不十分清楚。因此，头两次回国，自己在思想上确实还有些纷乱。当时，我的主要疑问是：
一、中国人真的站起来了吗？
二、中国人站起来，是不是付了过高的代价？
三、中国人要站起来，难道只有这条路可走吗？
第二次回国探亲时，我回到了山东的老家，见到了亲人，才注意到我所生长的农村，那个千百年来逆来顺受的典型中国农村，骨子里变了。从许多根本的意义来说，中国人民，确实是站起来了。说他们站起来，不光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政权，而是因为他们在改造河山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的思想，改造了自己的精神面貌。过去那种听天由命，得过且过的意识形态一扫而空了。现在有的是敢同天斗，敢同人斗，敢同错误的思想斗的精神。仔细想来，这才是中国人民今后千百年发展的基石。这条路非走不可今年，我第三次回到祖国，参观了大寨、大港和沙石峪，对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和体会。不论是在大寨的梯田旁，沙石峪修筑在青石板上的高产田上，还是一望无边的大港油田上，我都深深地体会到，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来说，这条路非走不可，这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问题。生活在原本是一穷二白的土地上的八亿中国人民，没有走歪路的时间和余地。
关于大寨和沙石峪，已经有许许多多的书籍和报道。在这里，我不想重述一遍那些故事和数字。不过，在大寨听贾来恒介绍和在沙石峪听闫宝贺介绍时，我都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没有革命，没有解放，老蒋一伙还统治着中国，像陈永贵、贾进才、贾来恒、闫宝贺这样的人的命运会是怎样的呢？大寨和沙石峪这两个山村会是怎样的呢？宋立英和郭凤莲这些农村妇女会是怎样的呢？
答案是不难想出的。
如果没有革命，没有解放，首先，陈永贵这些人能不能活到今天，就是问题。即便是侥幸活到今天，也八成是夏秋作短工，冬春讨饭吃。那里会有石头盖的楼房住？那里会每天都有大碗的面条吃？农村妇女会凄苦依旧。大寨和沙石峪这些山村，会依然是三户地主、一户富农的天下，只有他们的子女才能到昔阳，到太原，到遵化，到天津去念书，办法再大一点的到美国去留学。大寨如此，沙石峪如此，山西如此，河北也是如此，全中国的农村都会是如此。别忘了，中国是以农为本的，像贾来恒，闫宝贺这样的人，占了中国的大多数呢。这样的中国，除了变成列强可以嘴嚼的一块肥肉以外，还会是什么呢？大寨的一个故事可是，今天的大寨和沙石峪都是另外一个世界。土窑洞和土房子，换成了石头楼房。在大寨，社员们在河沟上加上盖子，成了宽广的马路。八十三户人家的成绩，成了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陈永贵的父亲那一辈过的日子，一扫而空了。大寨是这样，全国也差不多是这样。中国要是改变今天的道路，就是要这些人重过以前的老日子。中国劳动人民不会许可的。就像贾来恒一听这话红着脸说的：“谁要这样干，咱就跟他拼！”
在许许多多关于大寨人的故事中，有一个故事使我感受最深。那就是在一九六六年的水灾中，大寨人所表现的坚持自力更生的精神。大水冲倒了他们的房屋，冲垮了他们的土地，但是没有冲倒他们的自力更生的精神。他们的三不要（一不要国家的救济款，二不要国家的救济粮，三不要国家的救济物资）和三不少（卖给国家的征购粮不少，集体储备粮不少，分给社员的口粮不少）的精神，使我联想起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台湾来。台湾财政预算决定于美援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不等到美国国会通过援外法案，国民党的预算是作不出来的。似乎是万事俱备，就等“西风”。美国国会一旦通过援外法案，《中央日报》就会在第一版以下面的头题发表这条新闻：
“美国国会通过援外法案我可获军经援×××元”
通过的数额多，《中央日报》的社论就会吹捧一番，通过的数额少，《中央日报》的社论就会怪美国不负国际责任，而且公然以赞成援外的议员为友，以反对援外的议员为敌。一忧一喜，决定于美国施舍的多少，国民党的这种意识形态，同大寨这八十三户人家面对困难表现出来的精神，恰成强烈的对比。国民党的领导既是这种态度，他们会把台湾的中国人民领到那里去呢？这一点是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人，特别是来自台湾的人，不妨平心静气地想一想的。站立在大港油田上站立在大港油田上，你会觉得中国现代化的气息扑面而来。大港油田的工人，不少是扛过大庆红旗，走过大庆道路的人，带我们参观的就是这么一个老工人。
我望着一望无边的油田，呼吸着渤海湾的新鲜空气，心里一时感到非常的激动。这到底是我们自己的油田，是不受剥削，别人也无法掠夺的油田。从家家户户点着一盏如豆的油灯，到开采出自己的油田，这是很长的一段路，很多人献出了他们的宝贵生命，为我们这一代和我们的下一代造出了现在的福祉，我们要怎样努力才不会辜负了他们呢？地下埋油管地上长庄稼油田上的工人加眷属有四万多人。工人开石油，眷属搞农业。地下埋油管，地上长庄稼。我们参观油田的时候，正是玉米长得最好的时候。遍地青葱，点缀着点点白屋，那就是一口一口的油井了。在一口油井上，我们遇到了一个十七岁的姑娘，她和另外三个姑娘，负责管理八口油井。她同我们讲话时，谦虚而自然，有条不紊地向我们说明了她的工作，充分表现出新中国妇女的气质。
油田上的公路铺得整整齐齐的，有百货店，电影院，运动场，小学，中学，最近正在兴办厂办大学。来往每一个居民点和办公室，有十五分钟一班的公共汽车，新的工人宿舍正在建立起来。这和大寨的石造楼房，平整的街道，同样有力地向我们展示出一种远景。
在离开油田时，我也不禁想到，如果没有革命，没有解放，会不会有这个油田呢？即便是有了这个油田，它的命运又会是怎样的呢？
答案也是很容易想得出来的。
如果找不到这个油田，还算中国人的运气，如果不幸找到了，大港油田上所树立的就不会是中文的标语，而是“ＧｕＩｆ”（海湾石油公司——本刊注，下同），“Ｅｓｓｏ”（埃索石油公司）或“ＳｈｅＩＩ”（壳牌石油公司）的招牌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那时中国人民的命运如何，是可想而知的。
回到侨居地以后，祖国的影子还不时在脑海里盘旋。对于祖国正在进行的一切，肯定我是不会完全知道的。即便是自认为知道了的，也一定不太全面。可是，有一点自己觉得比较清楚，那就是国家走的大方向是对的，优先次序也安排得很恰当。有些人希望中国会回到一九四九年以前乃至清末民初时的那种境况，真是在痴心妄想了。举国一致决心解放台湾除了苏修以外，在西方，也还有一些认识不清的人，拼命在作反华的勾当。
在我看来，这些人是算盘没有打清楚。他们要的是怎样的一个中国呢？是挣脱了巴黎和约的德国式的中国吗？还是以地少人多，建造大东亚共荣圈为名，横行四方的日本军阀式的中国呢？现在的中国坚不称霸，在国外不设一兵一卒，在国内自力更生，对外毫无领土野心。到底是什么样的中国比较好呢？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在国内到处可以看得到的一张标语。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不容别人觊觎，在国内，你可以感觉到举国上下的这种决心。今年是西藏自治十周年纪念，国务院在打给西藏自治区的贺电上，曾提到西藏是祖国的国防重地，是祖国西南的堡垒。可是，祖国的东南呢？
我在台湾念完大学以后，被分发到政工干校受了三个月的预备军官训练。在那里，我听到不少对蒋经国的吹捧。有的教官说他平易近人，有的教官说他干练，但是，最受强调的一点，还是光明磊落。可是，到底怎样才是真正的光明磊落呢？蒋经国的所谓“光明磊落”看了祖国江南江北秀丽的河山，看了许许多多从前辛劳终日不得温饱的人民如今过着一切都有保障的生活，看了从前曾在中国张牙舞爪，如今在中国循规蹈矩的外国洋人，所谓“光明磊落”在我心里有了新的意义。我个人觉得，傅作义将军为了保护北京这个文化古城，所断然采取的措施，是光明磊落；张学良无动于日、俄的引诱，毅然扯下军阀的旗帜，换上中国的旗帜，是光明磊落。小事光明，未必照人。在国家民族大事上的光明磊落，才真正是光明磊落。（原载香港《大公报》）
【中央社台北十二月九日电】美国主管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哈比卜，今天下午从汉城搭机到达台北，将向中华民国领袖简报福特总统大陆共区之行的经过。
哈比卜在机场没有发表谈话，也拒绝回答记者们提出的问题。
美国驻华大使馆助理人员说，哈比卜在向中华民国政府作简报前，将先和昂格尔大使举行会谈。
【中央社台北十二月九日电】哈比卜于今天下午前往行政院拜会蒋院长，谈话一小时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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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比卜曾向蒋院长简报美国福特总统在中国大陆共区停留的经过情形，并向蒋院长重申美国继续和中华民国维持友好关系的政策并无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