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东京一月二十八日消息：日本首相三木武夫一月二十七日在日本众院全体会议上回答质询时，就日本外交政策作了发言。
关于日美关系，三木首相说：“不论是从经济、思想、信念，还是从安全保障问题来说，日美外交是日本外交的根本。这是肯定的。牺牲日美友好关系，就什么也得不到，也没有能够代替它的东西。保持日美友好关系是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的。”
关于日苏关系，三木首相说：“希望早日缔结日苏和约，但是前提必须是解决择捉、国后、齿舞、色丹北方领土问题。宫泽外务大臣访问了苏联，但是关于这个问题，苏联的墙壁很厚。葛罗米柯外长，今年将访问日本。因此，我希望还要耐心地继续就这一问题进行谈判。无论如何，要谋求这一问题的解决，以缔结日苏和约。”
关于日中关系，三木首相说：“希望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将日中关系建立在永远和平的基础之上。据外务省事务当局报告，缔结日中和平友好的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在达成协议以后，没有必要拖延，将很快提交到国会，要求予以批准。日中之间树立永远和平的关系，是亚洲和太平洋安定的基础，因此我们对日中关系必须非常重视。”三木还说：“至于日台航线，希望在日中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作为实际业务协定加以解决。”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一月二十八日刊登一则消息，题为《外务省人士表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不与“日台航线”纠缠在一起，将“强行开车”，进行签字》，摘要如下：
日本外务省人士二十七日就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问题说，“日中两国政府之间的谈判如果达成协议，就不管恢复日台航线问题，进行签字”，正式透露了日中条约同日台航线问题不纠缠在一起的想法。由于自民党内以亲台派议员为中心的一些人的下述意见很强烈，即：“在日台航线恢复以前缔结日中条约会刺激台方，是不合适的”，因此，可以认为，政府和自民党首脑今后将被迫就这一问题进行党内调整。
自民党的以亲台派议员为中心的一些人，从下述立场出发，即在“恢复日台航线以前签订日中条约，将使这条航线的恢复更加困难”，出现了反对缔结日中条约先于恢复日台航线的空气。
对此，二十七日外务省人士明确了“日中条约先行”，即“强行开车”的方针，可以认为这是由于下述的一些理由：一、日中谈判，虽然有问题，但是如果双方都采取向前看的姿态，今春达成协议是可能的；二、恢复日台航线，从台湾方面的顽固态度看来，还需要相当时日，如果等待下去，日中条约的签订将大幅度推迟；三、恢复日台航线是民间一级的会谈，这和政府一级的日中谈判联系起来不合情理。
【本刊讯】《日本经济新闻》一月二十八日报道：
在二十七日的自民党外交部会和外交调查会的联席会议上，亲台派议员提出，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和平”这两个字包含有媾和条约的性质，所以要求把这个条约改名为“友好条约”。对此，外相反驳说：“这顶条约是根据日中联合声明提出的，没有媾和条约的性质。”
【本刊讯】东京一月二十八日消息：日本自由民主党政务调查会长松野赖三一月二十七日在众院全体会议上，代表自民党对三木首相的施政方针演说，提出了质询。松野的质询发言关于日苏、日中关系部分全文如下：
日苏两国关系，从鸠山内阁批准日苏和平宣言以来，已经十八年。虽然双方的相互信赖关系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至今仍未能缔结和平条约，甚为遗憾，最大的碍障在于苏联对归还齿舞、色丹、国后、择捉等四个日本固有领土，没有做出最后决定。即使从我国历史观点出发，我们期望早日收回这些固有领土。
不久前，宫泽外相访问苏联的谈判没有取得成功，今后不仅要顽强地向苏联表明日本在领土问题上的正确立场，而且应当诉诸国际舆论。
佐藤首相过去曾说过，“不把冲绳归还日本本土，战争就没有结束”。不把四个岛屿收回来，日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独立。现在正应当使每个国民认清这一事实，将两万数千名被苏联从四个岛屿遣返回来的人的悲伤做为自己的悲伤，为早日实现收回日本固有领土而努力。
日中之间的相互理解取得了进一步进展，对于亚洲和平以至世界和平，都是值得欢迎的。
不久前，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证明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毛体制的稳定。几乎与此同时，进行的保利议员代表团访华，也确认了一九七二年九月发表的日中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没有任何改变。两国人事、文化、经济的交流正在活跃地进行着，时机显然正在成熟。热切地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尽可能迅速地促进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奠定日中永远和平的基础。
另一方面，与此相关联的日台之间不幸的现状，如果弃之不顾，象现在这样地继续下去，将给两国留下巨大的祸根。原则，姑且不论。日华国民之间内心的纽带，不应当简单地割断。特别是日台航线的中断，对两国的利益的损害，是很明显的。据闻，根据政经分离的原则，通过民间协定，恢复航线的时机也正在成熟，希望政府尽可能向这一方向推进。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十二月二十四日发表龚念年的一篇评日本电影的文章，题为《日本电影界这一年》，摘要如下：
今年年初，日本电影界曾经流行一句话，“今年大概是电影复兴年了。”这是一句充满渴望和期待的话。
当时，日本虽然出现了石油恐慌，经济上有波动，但大都市电影院的观众突增多，甚至有些电影院出现了拥挤不堪的现象。当时上演的几部影片，例如表现暴力团体火并的《无仁义之战》、表现大恐慌的《日本沉没》等，都吸引了不少观众。于是有人面有得色，认为“影片还能顶得这经济萧条”。
但是，一年将竣，回顾全年，一九七四年仍然算不得什么复兴年。自从一九六九年日本电影界走下坡之后，观众一年年减少。日本人口已近一亿一千万人，平均起来，连同老弱妇孺都算在内，每一名日本人一年之中只进过一点八次电影院。这与一人每年看十二场电影的最高纪录比较起来，相距太远了。
日本的通货膨胀现象与此当然有关。三天以前，日本银行有一个数字发表出来，在一一九七四年中，日本的钞票的发行量增加了百分之十八，达到十一兆九千五百亿元，其中，最大的万元额钞票占总发行金额的百分之八十，这当然刺激了物价上涨。看一场电影，一流电影院最贵的票价高达一千二百元，就是减价的学生票，也要三百元。
不过，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影片的本身缺乏吸引力，用日本评论员自己的话来说，“从质量上看，一九七四年日本电影界继续低沉。有哪一部可以作为日本电影史上划时期作品而可以长存呢？很难有充分自信可以提出名来的作品。”
《日本沉没》固然吸引了上百万观众，而且持续放映较久，但那是由于主题表现的是日本列岛今后能否存在的问题，引起了观众的关注。这种主题不能一再使用，所以它的叫座能力只能作为孤立现象来看待。
比较吸引人的几部影片，如《华丽的一家》、《砂之器》、《山打根八号妓院》等，其实都是由已经出名的小说改编过来的。《华丽的一家》作者是著名女作家山崎丰子，《砂之器》的作者则是推理小说作家松本清张。这两本小说都有以影射事实的社会现象为背景。《山打根八号妓院》写的是日本妇女在东南亚充当娼妓、流落该地长年望乡的情况，也是一本畅销书。因此，这几部影片的叫座能力并非来自影片的本身，而是来自原著。这种现象，被认为是表现出日本电影编剧的极度贫血。
与此相反，则日本电影界的迎合观众现象越来越为严重，因此，暴力与色情影片仍然不绝。能够反映社会现实，加以暴露和批评的影片则少而又少。略微出现了一些新风的是穿插着风俗习惯的故事片，虽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总胜过前者多多了。
再有一种则是电视转为电影的影片，这比香港出现的一股风也颇有相似之处。影片中起用了经常在萤光屏上见面的电视演员，制作采取了片集中加旁白以便浓缩剧情和描绘心理的手法，由于过于粗制滥造，而且同每天出现在电视上的演出太过相象，以致失去了观众。
但是，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受到推荐的作品。例如今年已放映的《小林多喜二》，和已告完成尚未放映的《从医学来看水俣病》。
小林多喜二是日本著名的革命作家，最出名的小说有《蟹工船》、《在外地主》、《沼尾村》等，写渔民、农民、工人的生活有高度的思想性，在艺术上也是成功的。一九七三年是他诞生七十周年，也是他遇害四十周年，所以独立制片的电影界组织了“多喜二制片公司”拍摄了这部传记片来纪念他，于今年推出放映。不过，大电影院却在垄断影片公司的手中，这部片子只能在各地方的会堂或社会中心与观众见面。
“水俣病”是日本近年一桩大事，在水俣镇附近，一家硝酸工厂向外排除污水，污水中的水银污染了附近的河流，以致附近居民大量患了无名病症，长年昏迷者有之，四肢瘫痪者有之，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种罕见的病症因此以水俣为名，成为近年来日本最大公害案件中之一宗。去年，法院虽然判决该工厂有罪，着令赔款，但病人的长年痛苦，又岂是金钱所能偿还得了。《从医学来看水俣病》，便是这一公害病症的纪录片，分第一、第二两部，由医学角度将病人详细病情、缠绵病床的苦难等等介绍给观众，作为对不顾人民健康的公害的沉重控诉。
一九七四年的日本电影界，还有一件事应该一提，那就是有两部反华影片以苏日合作的方式拍摄，但还未上映。在此以前，苏日合作影片只有一部《小逃亡者》，前年又拍了《莫斯科之恋》。现在一下子有两部苏日合作影片分别制作，这里面就不无蹊跷了。
这两部影片，一部是《战争和人》第三部，由日本公司制作，由苏联借出伏尔加格勒为外景地点。另一部是《德尔苏·乌扎拉》，由苏联莫斯科片厂摄制，由日本一名导演撰写剧本、并到莫斯科主执导演筒。《战争和人》是以东三省、伪“满洲国”为背景，《德尔苏·乌扎拉》是以沙俄军官到乌苏里地区探险为内容。大家看了这两个地名，也就明白影片要讲的是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