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你这次回老家没有？
答：没有。因为这次是团体旅行时间比较短，没有回老家，但是经过旅行社的安排，我的母亲，三个弟弟，一个弟媳妇都到北京和我见面了。
谈起火车，我倒有不少感想。解放以前蒋介石把作为国家血脉的筑路权卖给外国。那时有限的几条铁路，从所有权到车辆、机件都是外国的。后来有些地方外国人不要了，由蒋介石政府管，一直是破破烂烂，似有似无，只有从南京到上海这一段，为了供给国民党要人到上海去陪姨太太度周末，在外国买了几节所谓“蓝钢皮”“绿钢皮”卧车，其他都是自生自灭，一个地方军队的小营长，就可以“抓”几节火车运煤运货到黑市上卖。
我们去年回国，曾顺着京广路，坐着中国造的绿钢皮到北京。今年，我们的参观团从上海坐火车到西安。那天在上海北站上车，当我看见那整洁的车身上标着两排红色的字“上海—乌鲁木齐，直快”的时候，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上海—乌鲁木齐，直快”！闭起眼睛一想，这实在是一首最壮丽的诗，最豪迈的画，在这动人的诗篇和画面上，有杏花春雨的江南，秦时的明月汉时的关山。今天，在解放后的中国，大河上下，长城内外，中国人可以坐自己造的最舒服漂亮的火车，以直快的速度穿过这些关山沙漠直到祖国的边疆，这实在是不可想象的事。到西安下车时，我恋恋不舍的目送着那光荣的列车开过去，希望有一天，我也会一直坐到乌鲁木齐。
回美国不久，又看到已经通车四年的成昆铁路的消息正式发表，我又开始梦想着：有一天可以从北京坐上直快火车，经过郑州、西安、宝鸡，跨秦岭，越剑门，迈过“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到成都，再坐成昆铁路直到祖国的西南边疆。或是从上海坐浙赣、湘黔、贵昆铁路，去经历一次“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的长征精神洗礼。
问：成昆铁路已经通车的消息为什么在四年以后才发表，是不是因为是国防秘密？或是发表了，修不成，不好意思呢？
答：这是《纽约时报》的说法。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人“做了再说”的精神。中国国内的建设，是为人民服务，人民政府有义务为人民服务，没有义务向世界报告，更不必大吹大擂。有些敌视中国的人，因为在《人民日报》的字里行间和中国的广播中找不到这些新闻，就很生气。为国防也好，不为国防也好，中国都没有向他们宣布的义务。湘赣铁路通车的消息，也是最近才发表，事实上这条路在一九七○年已经动工，七二年完成，已经通车两年了。
你打开新中国的地图想想看，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今天是一片铁路网、公路网、民航线，这一切都说明着，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国防上，是一个血脉流通，筋骨健壮的巨人，这种情况连孙中山先生当年也没梦想到。
问：他们是不是因为看到你是华侨，对你和你母亲特别客气呢？
答：不会，因为我在北京，不但穿的衣服跟大家完全一样，连我的美国式的眼镜都不戴，也不擦头油，完全是人群中的一个。我去年第一次回国就注意到新中国对老、弱、残废特别怜惜照顾。
因为人们的活动多，所以每个大都市的公共场所都非常拥挤；但是不论多么拥挤，都是秩序井然。奇怪的是，这种秩序并不是警察维持的。事实上，在中国我除了看到交通警察外，从来没碰到过一个公安警察，更没有看到过一个带枪的警察。我回国两次，只看到过一个带枪的警察，就是从广州到深圳的火车上的路警，我觉得希奇，我的美国同事们也觉得希奇。
中国公共场所的秩序都是人民维持的，而且多半是只听见声音，看不见人。比方说那天我到北京车站去接我母亲，看见人潮不断从这座宏丽的建筑中涌出涌进，有些提着行李的旅客停留在大厦门前的广场上等人、歇脚，但不久就听见广播的声音说：“同志们！请不要停留在车站大门口阻碍交通。”话未了，人们都自动走开，好象他们都知道方向，都有去处，只有我自己象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感到不知所从。
在北京，我们最熟悉的地方，就是离民族饭店不远的西单。去年，我跟我太太早晚都到那里去蹓腿儿，早晚都非常拥挤。在那里我们常看到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同志手持电力扩音喇叭，看见哪一段人挤多了，她就用喇叭叫着：“同志们！菜市门口的人太多了，请让让！”人们马上让开了。
问：这种守规矩是自动的还是被迫的呢？
答：我觉得这是经过教育养成的自觉和有计划的管理造成的。譬如那天我们在颐和园，我看见很多小孩，一边走，一边啃着一种北京最流行的“营养面包”，都是用纸包着，以防面包屑撒到地上。园里到处有垃圾桶，随时有清洁人员在打扫，让人不可能、也不好意思乱丢东西。
我们去年从安阳坐汽车到林县，公路上挤满了马车，却看不见马粪。这实在不可思议。后来我们才发现，每一辆马车上都坐着两个人，前面的一个大人赶车，后面的一个小孩儿拾粪。拾粪可以做肥料、燃料，又可以保持公路的清洁，这是计划管理的周到。
今天在中国，清洁已成为理所当然，污秽则使人不能忍受。中国变了，中国人的想法变了。这二十五年，中国象脱了一层皮，不但生活上的垃圾要清除，就是思想上的垃圾也要清除。批孔运动就是要清除这种思想上的垃圾。（四）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十二月三十一日以《中国能源的巨大变化》为题，译载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常务理事森田尧丸发表在今年一月七日一期《国际贸易》（提前出版）上的一篇文章，摘转如下：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石油震荡”表面化，这一年中国对日本出口了一百万吨石油。这一年的春天，日中之间开始了煤的贸易商谈，一九七四年春季交易会上成交了进口两万吨中国煤，秋交会上再成交七万二千吨的合约，并已进入实施的阶段。
对日本来说，向中国要求能源的行动，是一项历史的变迁。
一九七四年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安排了一个技术代表团访问了沈阳、抚顺地区。一九七三年春，日本国际贸促代表团访问了大庆油田。解放初期，在锦州建设煤的液化工厂里，日本国际贸促代表团团长萩原定司曾经协助，当时尚未发现石油，参考采用德国的技术。当时中国急于从事这项工作，它的预见也令我们惊异。
从煤的液化提取石油的技术，今天再度登场。
自抚顺的油母页岩提炼石油，在伪满时代日本就从事了，解放后中国重新进行了这些努力。
日本能源资源的缺乏，无论是战前和战后都没有变化。特别是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中，作为能源的石油消费大大增加，日本经济的国民总产值每增长百分之一，石油的需要，就增加百分之一·六。这种接近百分之百的石油需要仰仗于海外进口的情况，如果能自就近的中国进口相当的石油的话，则是再好也没有的事情。
中国在七三年的石油出产量在五千万吨以上，而一九四九年建国时期，年仅九万吨而已。现在中国的石油产量据说每年以百分之二十五的增长率不断增加。一九七四年中国对日本的石油总出口是四百五十万吨左右，一九七五年据说可达到八百万吨以上。
中国现在还对菲律宾、泰国、香港地区等输出石油及石油制品。
不过十几年前中国还是一个石油制品进口国，现在一变而成为石油出口国。
以中国石油的埋藏量而言，据说照现在的增产速度进行开采，可连采数百年还有余裕。中国的生产和消费都反对浪费，大量的石油资源可说是有计划的在国家百年大计之下进行安排。炼油技术，勘探及其他一应机械设备，主要的东西也都由中国自力更生解决。
特别是石油的勘查技术，中国有它独特的东西，通过飞机进行航测、磁力勘探和钻机勘探等结合，确然率比外国的比例更高。在采掘时也按长期的计划，并考虑到子子孙孙的事情来确立政策。
煤的生产自古以来便是中国的传统，现在探明煤的埋藏量也很庞大。
已经自中国输入的无烟煤，对于日本的经济来说是不司缺少的。
对日本来说，石油、煤、天然气等能源今后虽不致象过去那样急剧地增长需要，但是能有确保安定的输入来源是重要的。中近东各国因石油业内部国际资本的力量急速变化，日本原油的确保条件可能产生变化。考虑到这些，对中国石油的评价不得不进一步提高。关于煤，美国、澳洲等地还不能说是安定的进口来源，随着世界状况的变化，日本担心着它们对外出口方针随时都会有变化，因此日中贸易中的能源交易必然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但是我们也十分理解在发展长期、稳定、扩大的方向方面，中国是在自力更生方针之下进行能源开发的这一方针。同时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也是按部就班的。只按照日本的要求进行是不行的。同时，日本方面也因政权变动的变化，表面的、一时的影响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也是可能的，因此我们期待日中两国进一步巩固政治上的安定体制。日中和约缔结的实现是日中两国国民强烈的愿望，盼望能够具体化。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明星新闻报》十二月二十八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中国的收成》，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宣布一九七四年的谷物收成超过二亿五千万吨——这是全世界最高的产量。作为比较，苏联的谷物收成为一亿九千四百五十万吨，美国的收成预料将为二亿零八百万吨。由于中国要使八亿人得到饭吃，没有人会羡慕中国人所占的产量最高的地位。
重要的是，中国还没有达到世界上高度机械化的经济水平，尽管每年都发生一定的水灾、旱灾、虫灾和风暴，却能够使自己吃饱。上述创纪录的收成要归功于几亿农民的辛勤劳动、英明的改进农业的计划和大规模的组织工作。
世界上其他一些人口过多的地区可以从中国的经验中学到一些东西。在那些地区，尽管挨饿的人们所在的土地具有丰富的农业生产潜力，仍然长期发生饥荒。正如最近联合国粮食会议中所显示的那样，许多这样的国家的政府主要指责「富有」的工业国消费过多和拿出的东西不够，而不是发展它们自己的粮食生产。
虽然中国共产党生活的极端组织化是许多欠发达国家所不喜欢的，而且我们自己关心于尽可能地保持政治自由，但是中国农业的范例也许是可以在不附意识形态的标签的情况下输出的。毛主席的名言不能使空空的肚子吃饱，但是，中国那样高效率的耕种和扩大农田面积的决心是可以使肚子吃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