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讲话表明尼克松期望以色列缓和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以防止发生阿拉伯对美国等可能停止供应石油的新危机
【路透社华盛顿九月六日电】（记者：拉尔夫
·哈里斯）以色列今天受到尼克松总统的压力，要它采取行动以解决它同阿拉伯人的争端，和防止发生可能破坏阿拉伯对欧洲、美国和日本的石油供应的新危机。
尼克松在昨天在白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出人意料地批评以色列在谋求中东问题解决办法方面未取得任何进展。
他也批评了阿拉伯人，并警告说，如果他们履行所提出的关于除非美国改变它在中东的政策否则将减少石油生产的威胁，他们将会遭到巨大的损失。
他第一次公开指责了以色列，说，对谈判陷入僵局和产生一种促使沙特阿拉伯扬言放慢石油输送速度和促使利比亚接管了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几家大的美国石油公司的局面，“双方都有错误”。
尼克松一方面强调美国将继续履行对以色列承担的义务——其中包括出售鬼怪式喷气机和其他军事装备，同时他给了这个犹太国家一个明确的信号：他期望以色列采取主动行动以缓和同阿拉伯人的危机。
总统设法拆除可能爆发石油危机的引信，他警告说，可能发展其他来源，如果他们为削弱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而实行石油外交，阿拉伯人将会面临失去市场和遭到经济上的困难的局面。但是他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表明，对阿拉伯的中东可能停止输油的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感到不安。
据说，沙特阿拉伯已告诉美国说，如果美国在今后六个月内不改变它在中东的政策，它将减少它的石油生产，一天产一百万桶。观察家们认为，这样一个行动几乎立即会产生一种世界范围短缺石油的局面和使得工业化地区，特别是西欧、美国和日本面临的能源危机恶化。
尼克松的讲话似乎是关于在以色列—阿拉伯争端中表现出公正姿态的一种新行动的一部分——去职的罗杰斯在尼克松政府于一九六九年上台后，就曾采取这样一种立场。
总统透露，他曾要求他的对外事务顾问和被提名的国务卿基辛格把设法在中东达成一项解决办法一事放在最优先的地位。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九月六日电】面对着某些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日益涨价和美国的财产被国有化的局面，美国正在谋求其他的石油来源。政府专家们正在估计这些新的供应来源可能在哪里，一些人估计大概在委内瑞拉。
【美联社华盛顿九月六日电】国会的民主党领袖们今天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表示不同意尼克松总统所提出的国会今年迄今为止的作为“非常令人失望”的说法。
他们说，国会没有什么事情是要求表示歉意的，并且说：“国会并不是在这位总统或任何总统的要求之下行事的。”
尼克松在五日的记者招待会说，他将提出一个等于是新国情咨文的文件，以设法（使国会）在今年年底以前对他的某些建议采取行动。
参众两院的民主党领袖说：“积极努力的国会已使自己着手从事广泛的立法活动而且为今后的数周制订了排得满满的日程……
“国会两院通过了一九七四年度的开支最高限额（这是低于总统所要求的数额），从而表明它们履行了对财政责任方面所做的保证。”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九月六日电】国会民主党领袖今天怒气冲冲地拒绝了尼克松总统对他们迄今为止的工作提出的批评，他们说，国会是根据国家的最高利益而不是按照任何总统的要求行事的。
众议院议长卡尔·艾伯特和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在民主党一次讨论国会议程的轻重缓急的顺序的会议之后发表的声明中说：“本届国会没有什么要表示歉意的。”
艾伯特和曼斯菲尔德，加上众院民主党领袖奥尼尔（马萨诸塞州）、民主党督导麦克福尔（加利福尼亚州）和参院民主党副领袖伯德（西弗吉尼亚州），对尼克松所说的国会的纪录“非常令人失望”的批评，纷纷提出了谴责。然而，这些领袖们象尼克松一样，使他们讲话的语气缓和下来，作法是重新建议白宫同国会合作，设法使必要的立法在国会第一期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得以通过。
声明说：“国会正努力工作。我们希望使工作完成。但是单靠我们是办不到的。我们欢迎任何方面，其中尤其是白宫方面的帮助。”
【法新社华盛顿九月六日电】尼克松总统和国会今天表示愿意合作和避免“对抗”。在最近几个月内，由于水门事件和轰炸柬埔寨等问题，它们的关系紧张起来了。白宫发言人沃伦总结总统对国会的态度是“面对问题，而不是彼此对抗”。
【本刊讯】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九月六日刊登该报记者夏洛特·赛科夫斯基在华盛顿写的一篇报道，标题是《美国新的“石油外交”的重点是沙特阿拉伯》，摘要如下：
随着利比亚不满西方石油公司，沙特阿拉伯成了美国加强在中东的外交活动的重点。
任命詹姆斯·艾金斯为驻那里的美国大使一事表明华盛顿对阿拉伯国家如何对待美国的石油利益和继续得到中东石油日益感到关切。艾金斯是国务院权力很大的石油资源专家，他曾协助起草了尼克松总统的能源咨文。他早就警告美国人能源缺乏情况在加剧，他将负责帮助保证美国在今后的年代不会失去至关重要的石油。
如果参院在本月晚些时候确认艾金斯的提名，他将面临的任务是不轻松的。
沙特阿拉伯是解决一个威胁着美国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关键，因为它是有多余能力来增加生产以满足西方日益增长的需求的唯一石油生产国。可是费萨尔国王告诫说，如果美国不修改它在外交和军事上全面支持以色列的政策，他将难以扩大生产。
这位君主就在本周还对美国的电视观众说：“美国完全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反对阿拉伯人，这使我们感到十分困难。”
可是沙特阿拉伯人的一个问题是，他们没有得到外援或需要的技术的办法。政府官员们说，美国可以提供工艺和专门技术知识，由沙特阿拉伯出钱，这对两国都有好处。
但是石油工业专家始终认为，费萨尔国王在投资、咨询和专门知识方面不需要美国的帮助。
不论将来如何，许多观察家认为，任命艾金斯为大使表明美国终于认识到沙特阿拉伯人有问题。
【本刊讯】西德《图片报》七月三十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为什么有那么多医生逃到西方》，副题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真实面貌》，摘要如下：
乔恩·珀森作为一名旅游者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转了两个星期，并和以前的熟人进行了交谈。
他在为本报撰写的第一篇文章中，描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医生的情绪。
他知道同行Ｎ医生在匈牙利作假期旅行以后不再回到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的专区医院了。
外科医生Ｗ利用首次参加在“西方”召开的科学会议的机会，而使他的返回罗斯托克的车票过了期。
东柏林的妇科医生Ⅰ遇到不幸，他在一辆车子后面放行李的地方躲着，在离目的地仅几米处被边防人员发现和逮捕。
经过许多次秘密谈话以后，我到处都发现下列一点得到了证实：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医生中普遍有一种准备走的情绪。今年年初以来，东德的医生约有一百五十名同事逃往西方。
另外，它还失去了一批数目不详的医生，他们被关在“国家安全部门”的监狱里——在维斯马和魏玛之间。这些医生在想离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尝试失败以后，要经过多年的服刑、“缓刑”或者被迫进行忠诚宣誓以后才能重操旧业。
Ｆ医生——若干年来一直是一家中等医院的院长——向我叙述了两件他认为典型的事情：一件事是来自劳赫哈默尔的、在一家“国营”联合公司里受伤的以及在四个月后的今天仍然在等待大夫诊断的五金工厂马丁·Ｋ的经历。主管的医院缺乏必要的器械。
另一件是来自东柏林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海因茨·Ｒ工程师的遭遇。这位近四十岁的人在夜里得了血液循环障碍。他在急诊室里等大夫等了六个钟头，而且在约二十个小时以后才获得检查结果：轻度的心肌梗塞。海因茨·Ｒ乘出租汽车回家。医院里没有空床位。
国家规定的特别低的对病人的医护费，早就不可能给人民治疗。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每个病人的医药费是每季平均不到十二马克（东德马克）。
例外在这里也证实了规律。有一些条件好的医院，党干部、“人民军”和“人民警察”的军官和警官在这些医院里享受特殊的治疗。东西方关系的“正常化”没有缓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的医生的问题。相反，谁希望随着承认的浪潮最终能有利于医生和西方国家进行如此重要的接触，他就会感到失望。
乘车和乘飞机去外国的人只是那些被认为是可靠的人。逃亡的欲望将不会减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居民正在思索，什么东西使得Ｎ和Ｗ医生获得成功，什么东西使妇科医生Ｉ遭致失败。党对成功的人毁谤愈厉害，就越使人民懂得，这个党是多么的软弱，尽管它有墙和地雷，也不能成功地把科学界的精华束缚在它那边。希波革拉第（古希腊之医生，旧医学之鼻祖——本刊注）的誓言依然要比被要求的对党的宣誓要有力。
【本刊讯】西德《斯图加特日报》七月二十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高收入不是“新阶级”的唯一标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有钱有势者”》，摘要如下：
有多少可以算是“有钱有势的人”，还不完全有把握。维尔纳·布勒尔根据六十年代的“可能基本上也说明现在的情况”的统计数字估计，百分之一点七的有收入的人属于“上层集团”。因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统计年鉴说一九七二年“就业”的数目是八百二十一万八千人，所以这毕竟有将近十四万人。
在没有奖金的情况下
——一个国营企业的经理每月挣两千马克，总经理挣三千马克。一个中央委员会书记每月的薪金是四千马克，部长是四千五百马克。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管理政治、经济和科学的人员又有其他的利益：收入在一千二百六十马克以上的所得税额一般为百分之二十。此外，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又向上层人员，特别是中央委员、部长、艺术家、作家和工业企业的经理提供各种各样的优惠，而其他的社会集团则享受不到或享受不到这么多的优惠，即：有在特殊的、供应情况较好的、有时甚至是比较便宜的商店或食堂购买东西的可能性，有特殊的休假地，有勋章和奖章以及与此连在一起的一笔收入或附加的养老金。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间集团”上升到“上层集团”的可能性几乎不小于联邦共和国。高等学校和专业学校毕业的就业人数的高的百分比（一九七○年为百分之十一点六）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所调查的八个国营企业的工厂领导人中，百分之八十三是从高等学校毕业的。
但是，仅是高收入还不是“新阶级”的唯一标志。迪拉斯当时认为这一标志是从“职业革命者阶层”上升的国家和党的干部，“这些干部由于垄断了行政管理而享受着特权和其他的利益”。今天，这种“职业革命者”阶层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几乎绝迹了。这一阶层的还活着的代理人是比较有影响的。他们中的某些人作为“党的老前辈”因领取附加的党和法西斯主义牺牲者的养老金，而所具有的生活水平大大超过同辈人的平均水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这种阶层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了列宁所企图废除的“长官的权利”。他们渡过业余时间的特殊场所以及把私生活限于按自己地位所属的社会集团之内，这些促成了一定的脱离和一种新的特殊意识的产生。
党的最高领导干部是最同外界隔离的。柏林潘考夫和其他城市里的“小城”，万德里茨名人的居住区以及勃兰登堡区各个湖旁的和波罗的海岛上的“别墅”，都是在战后初期的定量供应以后出现的。这个较小的阶层的私人生活是绝对不能谈论的；不允许广播和电视台去观察他们的工作、钓鱼、打网球和家庭生活。因为他们的个人交往只是在自己的范围内进行，所以他们只是在集会时或者在视察时才接触到“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