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西德《世界报》九月三日刊登该报驻京记者鲁格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共产党党章宣布文化革命还要进行多次》，全文如下：
从周末公布的新党章可看出，文化革命的继承人发出强烈的意识形态语调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特点。新党章宣布，作为反修斗争组成部分的“文化革命还要进行多次”，毛泽东的名字在新党章中也比过去提得少了，但同旧党章中的情况相比，新党章更深地打上了“毛泽东思想”
——发展了的马恩列斯学说的标记。因此，同苏联领导的意识形态相比差距就变得更大了。
此外，在第一章总纲里还谈到了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指的是苏联——的威胁。这一历史时期的矛盾只能通过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不断革命来解决。党章还说，象文化革命这样的革命今后还必须经常进行。
王洪文在其报告中强调指出，必须加强党中央的领导。事实上，修改后的党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地强调了党对国家和其它群众组织的领导作用。
对那些根据文化革命以来的这些岁月的变化认为可以恢复以前的领导作风的干部们，王洪文提出了明确的警告，他说：“目前仍有少数干部，特别是有的领导干部，听不得党内外群众的意见……采取‘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的错误做法，是党的纪律绝对不能允许的。”
王洪文要求信任群众，不断鼓励群众用大辩论和大字报的形式提出意见，以便使中国的集中和民主、纪律和自由都能够成功地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加速这种发展。
同周恩来的报告不一样，王洪文的报告是一个纯意识形态的文件，而前者则是在同苏联冲突的世界政治关系中清算了林彪。这样一来这两个报告就可以相互补充，并可以向这次党代会明确地说明现阶段各个方面的矛盾冲突。
在新的党章里毛关于矛盾的学说被更加尖锐地提出来，以及宣布新的文化革命，这合乎逻辑地表明同苏联争端的基础。同时清楚的是，北京没有考虑恢复文化革命以前的普遍状况。然而党章明确地强调不仅必须团结人民的绝大多数，而且必须团结那些过去反对过自己而在此期间真诚地改正了错误的人。这样就创立了基础，在此基础上，那些文化革命期间失去了职位而现在恢复了名誉的政府和党的干部，能够重新参加政府工作并进入中央委员会。
工作基础的这一扩大——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时估计还会更加清楚地显示出来——不意味着这样一来所有关于经济和教育政策的实质性意见分歧已经消除了。迄今公布的十大文件只是附带地处理了中国内政的实质性问题。
这部分地可由如下这一点来解释：一次党代会首先是确定意识形态的重点，而政府政策的实际措施却是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主要议题。但必须估计到，在改变意识形态原则的问题上，老中青领导干部之间以及具有不同政治经验的干部之间的意见不都是一致的。新的党章预见要解决未来的矛盾还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再搞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但是在最近将来的一段时间看来，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斗争中的政治论战（这种论战在过去岁月中激烈地进行过，井还会继续进行）为巩固目前的领导创造了基础。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八月三十日刊登该报驻雅加达特派记者丸山三十日发回的一条电讯，题为《东南亚国家认为，十大的召开是外交上的重要事件》，摘要如下：
同中国处于“虽近而远的关系”的东南亚国家以莫大的兴趣认为，十大的召开是重要的“外交上的事件”。东南亚国家联盟的五个国家只有程度上的不同，一面注视着中国的态度，一面寻找改善关系的机会。据认为，既然召开这次大会本身具有作出中国对外基本政策上的答复的意义，那么，东南亚国家联盟国家今后将不会永远继续持迄今为止那种以静观为借口的束手无策的态度。
除东南亚和印度之外，几乎所有地区的国家都已同中国保持着正式的和半正式的关系，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只由东南亚越过中国而建立这个地区的和平和制定本国的对外政策已是不可能的了。即使十大召开了，也不能因此就说已给东南亚造成了特别新的对华政策的因素，但中国当前至少是建立了稳定的体制，而且这个地区的国家将会最敏感地接受中国的影响，这是一个现实。既然如此，从东南亚国家联盟国家来看，可以说最低限度是增加了认真对待中国外交路线的紧迫性。
笼统地说，九大以后，中国同加拿大和意大利等“远方国家”，然后同美、日两国实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外交”。东南亚各国的判断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所表示出来的对外姿态对自己决不是不利的。似乎可以说，十大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证实了这个判断。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也给这个地区的国家造成了从根本上加速接近中国的条件。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八月三十一日刊登该报驻曼谷特派记者三轮发回的一则报道，题为《东南亚各国有好感》，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路线，从作为证明中国在美中会谈后继续展开稳健而广泛的外交来说，将受到东南亚各国的欢迎。三十日的曼谷中文报纸在头版头条大登毛主席的照片和有关十大的报道，说明了关心的程度。
十大的新闻公报再一次重申，中国将坚决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支持与此相对抗的各国的民族独立的潮流。进而，此间注意的是，在文化革命期间谋求输出革命思想的集团，同其领导人林彪和陈伯达一起被埋葬了，稳健而灵活的周恩来派确保了重要的地位。
这样一来，中国对东南亚外交将比以往更深入地考虑各个国家的情况，积极地支援民族独立。对中国的这种态度已经作出了反应，即现在亚洲各国积极参加正在北京举行的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对于亚洲来说，目前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结束在印度支那最后剩下的柬埔寨战争。据料，恐怕中国不会采取由大国间随便决定和平的结构那种大国外交，而会采取支持由柬埔寨民族自己决定其未来的行动的政策。
【本刊讯】曼谷《中华周报》九月二日发表《每周小评》，其中有关我党十大的评论，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十全大会，于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秘密举行之后，其结果已经公布，在和解精神流行的今天，这是国际政治上一大动态，其影响可能有多方面的深远意义。综合各项报道，这次中共党大会的几项要点是：第一，人事阵容、重新改组，在毛泽东以下，周恩来地位巩固，并有新人出现，一般认为，中共政权，从此将稳定发展；第二，正式谴责林彪叛国，肃清反派力量，强调集体领导，消除自一九六九年九全大会以来的种种疑猜，期求内外观感一新；第三，增强反苏立场，公开提出预防““社会帝国主义突然袭击”的警告，配合上新疆省主席及军事司令所指“认清苏修，准备应战”的言论，可以意味到，中共与苏联之间的骂战，已达白热化的境地，并且有进无退，走向危险；第四，观察家们自然而然的结论，以及中共与美国的关系可能继续和解，可能再有突破性的发展。中共的内外政策，显然以“苏联头号敌人”为重心了。
【本刊讯】曼谷《星暹日报星期刊》九月三日在《国际一周》栏发表一篇文章，评述我党十大，摘要如下：
在相当守密的情形下召开的中共十届全会，算是这一周来最重要新闻，至少在亚洲方面是具有如此份量的。经过了刘少奇及林彪两个斗争阶段，以及文革时代以后，现在已转入了一个温和发展时期。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一项亚洲巨大事件。
十全大会召开后的一种异常清楚的迹象，就是北京将积极地展开和华盛顿间关系正常化工作，希望早日建立外交关系。这不但见诸于十全大会通过的周恩来政治报告中有关加强改善对美关系的文件方面，而大事攻击苏联修正主义及其对外称霸之企图的举措，便是十足的说明了中共与美国关系将有更进一步的好转的趋势。
正当中共举行重要会议的时候，美国驻北京联络办事处主任布鲁斯悄然返国述职，据料他此行可能与基辛格未来第六度访问中共之事有关。问题值得注意的原因之一是，基辛格现在的身份是国务卿（外长）了，在外交事务上的权限与处理，均不同于他过去五度访问北京的性质和意义。这从美国方面的一点事实而言，布鲁斯于这时离北京返美国述职，决不是一项寻常外交事务的行动。
【本刊讯】曼谷《星暹日报星期刊》九月二日就我党十大政治报告发表《时事分析》，摘要如下：
周恩来在中共十全大会上提出的政治报告，外电已将其内容要点摘录的报道出来，分成三个主要部分，即是——外交，内政及林彪事件。
从这些要点中可以约略的推知中共政策；外交方面，周恩来报告一面呼吁根据和平五原则以恢复正常化关系，一面却激烈抨击苏联。就实质上言，后者意义，重于前者。因为周恩来直截了当地指苏采取武力威胁和扩张主义。所以在苏联改变其政策以前，中共是无可能与苏联恢复正常化关系的。
关于内政，周恩来首先着重于政权领导中央化。这意思甚为明显，虽然十全大会原则上拟定了将来集体领导制度之目标，但在目前还是要集中于毛泽东领导之下共同工作。
现在，林彪之死亡，已经不用怀疑了。只是一直保留到上周十全大会中才正式公开宣布，其中作用的要点之一，显然是要使大陆上人民都一致明了苏联是怎样的图谋对毛泽东及周恩来不利的勾当。这一手，对准莫斯科心头，而且有力。
【本刊讯】《爱尔兰时报》九月一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周的中国》，摘要如下：
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主旨演说是在一周前作的，但是到昨天才予以发表。它是一项精妙的和令人感兴趣的文件，它精确地反映了报告草拟者的情况。极为显著的特点是向苏联明显地伸出了橄榄枝，周坚持说，中国谋求同苏联共处和关系正常化。
然而，这种愿望并未阻碍这位总理对他所谓的“勃列日涅夫集团”的举止大加嘲弄，他指责勃列日涅夫集团对中苏关系问题讲了“许多废话”。他还告诫他的听众（和他的国家）对俄国的军事袭击保持警惕。
但是，他的讲话的要旨是干燥无味的实用主义的东西。他说，在原则问题上的争论不应妨碍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关系正常化。看来周要说的是，它们应该同意有分歧意见，然后把这些分歧暂且抛在一边，它们应该找出一种减少可输出的紧张局势的办法。当他谈到俄美关系时，他打扮成一位政治哲学家的样子。他说，美国和苏联既勾结又争夺，他还说：“争夺是绝对的、长期的，勾结是相对的、暂时的。”这正如当代的任何一位政治家发表的讲话一样。
有迹象表明，中国向外看的政策暂时得到了确认。
【本刊讯】在内罗毕出版的《星期日邮报》九月二日就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发表一篇题为《北京的会议》的社论，摘要如下：
中国共产党最近在北京召开会议。在去年，这个拥有估计约为八亿人口的巨大国家已摆脱孤立。
它参加世界的会议并使人感到它的重要性。不管人们是否同意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国的制度，世界有义务对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进行公正的研究。
在毛泽东在北京确立他的控制前的一个世纪中，中国一直受到残酷的剥削，虽然除了在某些地区外，它在政治上并没有直接被征服。此外，不管我们是否接受或赞同他们的目标和理想，它还是解放了群众的巨大能力，从而已使它取得超级大国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