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意大利《人民报》九月二日发表多梅尼科·萨索利写的一篇社论，题为《周恩来措词激烈是为了谈判吗？》，全文如下：
对林彪及其集团的谴责（死后的谴责）是从八月二十四日到二十八日在首都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它是一九四九年以来最短的一次大会）的最引人注意的成绩。这种简短性和秘密性有助于强调和突出代表大会的中心论题：“反党”集团的失败和毛周路线的胜利。在八月二十九日发表的正式新闻公报中，北京的机构正是说，这是一个“胜利的大会”。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因为胜利是真理的最高准则，所以胜利者可以说他们得胜了，因为他们掌握了真理。因此，胜利的大会也就是说是真理的大会。
周恩来向大会所作的报告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以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方式来解决一系列麻烦的，是如何考虑历史的动力的。从所有方面看来都可以说这一文件是非常重要的。报告从文化革命以来，第一次全面地、权威地阐述北京对国际和国内形势的看法。报告在大会前经过了详细的准备和讨论并得到了大会的一致通过，很难说周的报告没有综合和调和代表大会所代表的政治阶层的各种不同观点。
观察家首先注意到的一点是想要使这一政治报告具有措词十分激烈的特点。中心的事件是向广大的中国公众第一次宣布了林彪的叛逆和死亡，指出了一个特别的危险，这就是来自社会帝国主义即苏联的突然袭击，苏联是当前最危险的帝国主义国家。周的报告措词激烈是由两个方面之间的联系表现出来的。周实际上表明，中国的敌人是莫斯科的走卒和间谍，是顺从克里姆林宫指挥的同谋者，他们的目标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使中国“卫星化”。如果从最大威胁的范围内来看待对“反党分子”的胜利的话，那么周恩来的结论是及时的。林彪及其一伙的失败也是社会帝国主义的一次失败。实际上，党代会闭幕次日北京大街上的大规模群众游行是为了庆祝双重的胜利：党粉碎林彪的胜利，粉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阴谋煽动民族情绪的胜利。代表大会““号召全国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各族人民，务必加强反侵略战争的准备，警惕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特别警惕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
周恩来好象要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不管在如此庄严的讲坛上对共产党超级大国的挑战是不是会有使现有高度紧张进一步加剧的危险和使中苏冲突接近破裂的危险。搞清这样一点是有用的，即为什么他要把莫斯科和北京的关系推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在最近两个月里，知道党代会即将召开的苏联人加倍猛烈地发动反对“毛派”集团的宣传运动，显然是想支持反毛的派别以便影响这次代表大会的讨论。周恩来在代表大会的讲坛上的激烈的回击的原因就在于此。但是更为可能的是，周的着眼点远远超出这种偶然性，他向苏联人表明，中国是团结的，它要在自己的领袖领导下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走自己的道路，这难道不正是要使“修正主义者”懂得反对和仇恨的道路必定会导致失望吗？
这种设想肯定是最有根据的。周恩来本人也要把我们可以认为是中国对苏联政策的最严重最猛烈的攻击包括在他的报告之内，同时他声明准备谋求妥协。有意思的是，他昨天允许部分地发表了他的报告中有关这一点的段落。但是，重要的是，苏联人必须（读到这份文件的字里行间）认识到中国人的“真情”，也就是说，必须使和平共处基于这种认识。
所以，周恩来（和毛）这样有意地使用激烈措词可能有这样一种性质，即施加压力来解除紧张，来开始——即使很困难——国家间的对话，以摆脱彻底决裂的危险。
【本刊讯】英国《卫报》九月三日刊登约翰·吉廷斯写的文章，题为《北京的政策转而反对华盛顿》，摘要如下：
来自西哈努克亲王的消息说，中国将恢复对柬埔寨革命力量的军事援助。
与此同时，中国总理周恩来上周对党的十大作的政治报告中对美国采取了显然是较强硬的态度。
人们认为，现在，基辛格博士的办公桌上将有他的中国问题专家提出的关于十大后中美关系可能出现的情况的一个相当冷静的报告。中国政策的转变是一个程度问题，而不是彻底的转变，但是信号已发出了。
周总理表明，莫斯科仍然是对中国的更为直接的威胁，而在林彪的反对毛主席的阴谋中所起的作用，表明俄国人处在多么好的地位来干坏事。
但是周说，华盛顿在鼓励俄国人的反华阴谋方面是支持莫斯科的。这两个超级大国都想“吞掉中国”；西方正在设法“推动苏修向东”。当俄国人进行反华宣传时，他们主要是为了讨好西方垄断资本家，“希望仗着反华反共有功，得到更多的赏钱”。
周强调所谓华盛顿参与苏联对华政策这一点是自从林彪死去和中美解冻以来在中国的分析中的一个全新的特点。
说中美关系“有所改进”，象周总理所说的那样，可能不会使基辛格怎么高兴。没有提到尼克松一周恩来上海公报所盼望实现的使关系“正常化”的这一目标。
周（引列宁的话）说，中国所采取的是这样一种人所采取的行动，这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以便后来容易捕获和枪毙强盗”。在周的报告的这一部分贯穿着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是侵略和战争”的理论，中国总理称目前国际局势的缓和只是“暂时的、表面的现象”。
可以争论说，在毕竟是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而不是以中国政府或外交部的名义发表的一项文件中，这种较强硬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是说给国内听的。
【本刊讯】曼谷《东南日报》九月三日在《风霜雨露》专栏就周恩来同志的政治报告发表短评，全文如下：
中共总理周恩来在十全大会的报告书已由各国新闻社向世界人士广播，他把林彪的野心和与苏联勾结的罪状宣布出来。林彪的死，和苏联积极的扩军和野心都予无情的暴露。勃列日涅夫野心想把中国作为第二个捷克，他企吞噬这块肥嫩的肉，但是它的幼稚和低能，它想收买林彪之后，就可如其所欲！结果阴谋被人看出破绽，林彪乘机逃走，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撞机丧生。
自古来，叛国者皆不得好死，林彪在战场中不死，而竟死于逃走时“粉骨碎尸”！大丈夫死于沙场以马革裹尸为幸，叛贼死无葬身之地。林彪的一生，就是这么的结果！
周总理还公开建议中苏国家（关系）恢复正常化，他请莫斯科对捷克和蒙古撤退其武装部队，并把四个“北部岛屿”归还日本。因为这些岛屿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被苏联所占领，现在物归原主是应该的。周总理又说：我们中国从来就没有去侵占过任何国家的土地。
理直气壮，义正辞严，但勃列日涅夫生成牛般蛮性，周恩来好象对牛在弹琴！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九月一日刊登该报记者宇佐美滋写的一篇评论，题目是《十大政治报告强调贯彻了毛的领导》，摘要如下：
周恩来总理在十大作的政治报告，一无遗漏地谈到了中国过去以及将来的路线问题。如果扼要地说它的目的，似乎就在于：揭露林彪、陈伯达等人“反党集团”的阴谋，确认上次党代会——九大，一般人都认为是一次他们掌握了主导权的大会——其实也是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的，贯彻了毛主席的领导，基本路线没有错，并且强调今后也要继续执行那条路线。
在政治报告所透露的范围内饶有兴趣的是这样一点，即认为林彪等人的阴谋在理论上和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想法、见解——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主张发展生产是主要任务，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是一脉相承的，强调了刘少奇和林彪的罪状有共性和继承性。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九月一日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釜井写的报道，题目是《承袭“九大”路线的中国，也暗示新的中苏争执》，摘要如下：
八月三十一日发表的周恩来报告的基本调子，似乎可以归结为一点：在粉碎林彪集团反革命军事政变的胜利的基础上，继续推行在文化大革命中确立的九大“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周的报告说，当中国埋头于文化革命的时候，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以及《真理报》等公然站在刘少奇一边，声援了他们。这可以说是表明了在所谓中苏争论、边界争端之外，中苏间还存在着新的争执。
特别是周的报告彻底追究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点了“勃列日涅夫”的名严加批判，这就再次说明了中苏关系的前途是严峻的。
【本刊讯】法国《世界报》九月四日刊登该报记者阿兰·布克发自北京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由王洪文提出的新党章要求党员反对官僚主义现象》，摘要如下：
共产党刚刚修改了它的章程。有一些句子删掉了，另外又增加了一些段落，但是文件几乎同过去一样长。乍一看来，党章的专用语仍未改变。但是，八月的修改肯定了要进行深刻变革的愿望。
首先要指出的就是，党章说，今后必须进行接连不断的文化革命。王洪文扼要地说，修正主义思潮是强大的，帝国主义是狡猾的，他们可能在党内挑起新的危机。
第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明确指出它的内部敌人是修正主义。左派在文化革命期间所犯的错误没有什么，如果这些错误过去不被右派利用的话，本来是毫无关系的。
在王洪文的报告中，最新的因素是号召反潮流。这是从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林彪事件中汲取的直接的和迫切的教训。因为，最终，一九六九年中央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都保留了自己的职位；他们曾“热情地”指定了主席的接班人，四年之后，他们又“一致地”废除了他。他们不可能一会儿也没有对自己感到怀疑，特别是因为一九六九年章程的第三条曾明确地要求他们“要特别警惕，以防止野心家、阴谋家和两面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最后一点是，党表示了同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进行斗争的决心和庄严保证拒绝大国沙文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