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西德《世界报》九月一日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鲁格撰写的一篇报道，题为《中国以其对外政策作为对苏联的最好防御》，全文如下：
莫斯科和北京之间论战的论据几年来均无变化，然而声调却变得越来越尖锐，语言也变得越来越清晰。党的官方机构星期三（八月二十九日）正式宣称，中国所怕的是苏联向它发动突然袭击，进行军事侵略。如果苏联认为中国对其它共产党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真的象在它们的论战中所声称的那样强大和那样危险，那么在不可预测的一段时间内，也许它只有采取军事行动来对付其意识形态和世界政治舞台上的竞争者。在两个最大的共产党国家之间进行的这场斗争中，在经过长年的意识形态的争论之后，对苏联来说就只剩下军事手段这一招了；而中国除了战争这一着以外，还同样能采用意识形态的和对外政策的全部手段。
苏联指责中国敌视和平喜欢战争。假如中国步苏联的后尘，已经建立了一支现代化的精锐部队和职业部队，那么苏联的上述指责也许会令人信服一些。
然而，随着同莫斯科的决裂，中国军队又回到了较老的人民战争的革命原则和防御结构。这些原则和这种结构可以保卫本国，但完全不许去占领别国。对中国来说，向莫斯科进军是绝对不可能的，而在苏联这个核大国的战略方案中袭击中国则总是可以理解的。
对英斯科的不信任把一场核打击放进苏联对外政策的做法，今天固然要比前几年少一些，但是中国领导不相信苏联人的这种意图。
通过全面的防御准备，在军事上可以确保使入侵之敌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正在通过编织一张同尽可能多的国家的友好关系的密网，确保自己在政治上取得的成果，并以此提高苏联在对中国进行突然袭击时不得不在政治上付出的代价。
中国从事这种外交—政治上的保护活动，越是卓有成效，苏联对北京在世界政治上影响的增长就越是恼火，因为这种影响使他们感到痛苦。中国关于存在着两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的论断，最近几年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同情。
苏联尽管天天在谈缓和的诚意但又不断增强其军事潜力，这种提法在许多国家是特别有说服力的，如果这种提法出自于中国的话。勃列日涅夫主义允许苏联在军事上干预同它结盟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主义也可用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或非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这一论断不仅是用来证实其自己受到威胁的处境，而且也是为了提醒其他还没有结盟的国家。在北京的理论家看来，今天的苏联领导人业已离开了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并建立了具有新的阶级特点的政权和统治结构。
中国认为，国内实行这样一项修正主义政策，在国外势必随之推行一项帝国主义政策。当中国在十二年前避开了苏联在共产主义阵营中的霸权要求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阵线就已经如此了。只要北京孤立一天，只要它作为奇怪的巨人而忙碌于内部问题，莫斯科就认为可以不必全力以赴进行论战。
现在中国迫使苏联在第三世界国家和联合国机构中进行论战，以便通过政治上的影响来弥补其军事上的局限性。在这方面看得出来，苏联在政治上的地位变弱了。在莫斯科召开一次要谴责和开除中国的世界共产党大会，这样的大会今天不仅会使象北越和北朝鲜那样的邻居感到为难，而且也会使苏联势力范围之外的许多共产党遭受分裂的考验，这些共产党是几乎经不起这种考验的。使中国在亚洲孤立之所以很困难，这是由于中国的邻居不想与中国为敌。
如果莫斯科不想用战争的手段来替换业已变得迟钝的政治武器，那末它就必须习惯于同中国共存。没有任何迹象说明，中国共产党新的一代领导人——他们主要的经历是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会屈从于苏联的理论和要求而不走自己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想从外交和意识形态上来孤立中国的努力毫无成效，这对苏联这样一个世界大国来说是痛心的。想排除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的希望越小，上述这种挫折就会变成更加激烈的论战。
莫斯科面临着两种抉择，看来这两种抉择都不会有什么成果，这就是：如果莫斯科放任中国这样下去，那末苏联的世界政治计划就会被打乱。如果它下决心采取任何一种军事行动，那末它就自己破坏了它的世界政策的可信性。
【安莎社北京九月一日电】这里的专家观察家认为，中国总理周恩来向中共十大作的报告是了解中国政策，特别是国际政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文件。
即使北京的政策仍然象最近几年中日常制定的政策一样，报告还是解释了作为这个政策的基础的基本选择，减少了表面看来似乎是这个政策最显著的特点之一的“实用主义”的程度。
对问题的阐述和概括显然也是新领导班子在党代会前进行充分的辩论和争执的结果，报告无疑表明了这一点。
在两个超级大国中，苏联目前被认为是“最危险的”，这种观点得到了有力的重申。周谈到了“帝国主义世界大战，首先是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的危险性。
但是，另一个超级大国也被放在同样的位置上，即使当前的形势使它的“威胁性”少一点。中国总理说：“美苏争霸是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
这次对同美国进行对话的意义比以往作了更加清楚和明确的解释，这种对话曾经引起了误解和混乱，在中国可能也是这样。
周恩来提到了“革命国家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必要的妥协”，并把它同“苏修、美帝的勾结、妥协”区别开来。
他引用列宁的话说，应当学习“区分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以便后来容易捕获和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人伙分赃”。
虽然是以强硬的措词作这种“阐述”的，但是专家观察家们说，这并不意味着不把对话进行下去。相反，这是为了帮助解释使得这种对话有必要的历史情况，说明它的意义和局限性。
这位中国总理还强调“世界人民的正义斗争，互相支持，互相鼓舞”。观察家们说，这是指民族斗争，过去对这一点不如对国际阶级斗争那么强调。
这些观察家指出，整个国际政策的纲要重复了过去政策的路线，但是强调了过去被忽略的问题，作了一些以防引起误解的修正。
观察家们指出，看来对路线不会作基本的修改。
【本刊讯】瑞士《纳沙特尔舆论报》九月一日发表一篇评我党“十大”政治报告的评论，摘要如下：
这句简单的话包括了一切：中国将永远不做超级大国。过去这是毛的信条。现在是周恩来的信条。在西方，人们不大理解这种说法。周再一次对它作了解释。中国没有任何世界性意图。中国与苏联相反，它没有建立国际组织。中国至少正式说来也没有设法输出革命，最重要的理由是毛所希望的革命类型不能生搬到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
因此，从这种远景看，中国没有任何政治意义上的“帝国主义”意图，……中国不压迫任何一国的人民。中国在强大起来以前还要有许多年。中国并不着急。它自己国内的事就够它做的了。只有其他国家的政策对它的日常生活有影响时，它才对国外发生的事感兴趣……无论如何，这是周的思想。
苏联的情况就不是这样，它已染指于国际错综复杂的事务，特别是欧洲事务。中国，永远只是一个亚洲国家。这些就是周所要讲的话，他邀请苏联也成为另一个中国。
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说不幸的是，如果俄国成为另一个样子，就不再会有苏维埃政权了。
【共同社东京九月二日电】述评：写入了反对美苏霸权主义，否定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一日发表的新党章的最大特点是在第一章总纲部分规定林彪为毛泽东主席的接班人的部分全部删去了。既然这次党代表大会是以总结林彪事件为目的而召开的，那么，可以说这是当然的措施。除了删去的部分以外，在总纲部分的好几处都写有在批修整风（批判林彪）运动中人们常说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这段话。
关于接班人问题，党代表大会把党的副主席的人数由单数改变为复数（五人）。在新党章中没有提个人的名字来代替林彪。相反，强调必须以老、中、青三结合和毛主席的关于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为基础从群众中培养千百万接班人。这也是一个特点。
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一点是保留了毛泽东思想这个词，但在总纲中有四处涉及毛泽东主席个人的部分被删去了。在以前的党章中，其中两处含有规定林彪为接班人的部分，一处改为用党一词，另一处则删去了。不言而喻，这意味着否定了毛主席曾经主张过的个人崇拜。另外，也许考虑到了在毛主席去世后也没有必要改变党章。
在第二章以后的条文中最突出的是把老党章中简单谈到的“党的一元化领导”改为独立的一条（第七条），强调了“党的优越性”，说，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和一切群众组织都要接受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其他的条文中也作了一些小的改动。内容上原封不动地继承了老党章的内容。
在总纲部分增写了“反对大国沙文主义”，还将“打倒美帝国主义”这句话改为“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似乎可以说，这反映了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一九六九年四月）以后中国外交的立场的变化。
【路透社北京九月二日电】中国的统治者说，他们将引导国家经历一系列文化革命，作为反对修正主义和颠覆的不断斗争的一部分。
党的第十次大会上通过的经过修改的共产党章程，还要求加强党的集中领导，和发起寻找“千百万接班人”的运动，以继续党的工作。
新的文件要求中国人民“批判修正主义”——指“思想、政治，都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化了，烂透了”的前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和林彪的政策和目标。
文件要求各级组织“要接受党的集中领导”。这里的观察家把这点看作是提醒强大的地方机构、特别是军事机构注意党的权威必须永远是最高的。
但是章程的总纲说，“同志们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言外之意是说，错误的政治思想在将来的动乱中可能得到支持，但是必须进行抵制。
章程的党的组织部分中还明确地号召中国的广大群众不要害怕镇压，要更自由地讲话。王先生对大会作的报告还攻击“有的领导干部，听不得党内外群众的不同意见”。
对党的官员的这一警告，以便人民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发表意见，是这样写入党章的：“决不允许压制批评、打击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