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九月一日发表短评说：
周总理的政治报告，最大的重点是，彻底地谴责了林彪的罪状，结束了所谓的“林彪事件”。
这一报告，把过去风传巷间的林彪事件的“真相”加以集大成，并且第一次正式地公布了过去由台湾方面传出的“５７１计划”以及林彪乘飞机（企图）逃亡苏联而摔死的事实。
周恩来的报告，有一种魄力，同时充满着克服了林彪冲击的那样一种信心。这也是事实。而且，报告指出林彪事件反而促进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的加强，这也是不可忽视的。
关于外交问题，把矛头指向苏联，对苏联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报告说，最后站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苏联的和解也不是不可能的。这一点，与苏联谈到苏中关系时的提法相似。不能认为，中国的这一句话，就将使中苏关系一举好转。
周总理的政治报告，总结了九大以后的党的工作经验，并提出了直到下次大会为止的党的指针。报告的基调是，对林彪的彻底的谴责以及同苏联的对峙，并且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不断革命的必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十大的路线）与九大的路线没有大的不同。但是，这一报告（比九大时）更为彻底，在简练的文字中，系统地勾画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形象，这是一个很大的特点。
在国际形势的部分里，（报告）对美中接近给予评价说，“得到了改善”。这是基于下述认识的：“世界的形势是天下大乱，它有利于革命力量和被压迫民族。美帝国主义从朝鲜战争以来走下坡路”。并且（报告）再次暗示，为了同相对强大的敌人苏联对峙，要同相对弱小的敌人美国进行接触。
为此，把苏联的“扩张主义”与希特勒的法西斯相提并论，这一点令人注目，
中苏对立已经超出了意识形态的范围，在多极化的国际形势中，中苏两国展开了互相进行牵制的多方面的外交战。
登上国际舞台的中国的外交战略，可以说，十大以后，进入了反苏国际统一战线的新阶段。
【本刊讯】西德《总汇报》八月三十一日刊登巴格曼的一篇报道，题为《北京最高领导阶层变年轻了》，摘要如下：
二年前，由于林彪叛变和企图发动政变，引起了政治和思想上的无疑也一直波及领导集团的动荡。
中国已经消除了这些动荡。北京的政治观察家从迄今发表的关于一九六九年以来首次召开的长期期待的第十次党代会的文件中得出了这些结论。迄今虽然既没有公布新的党章，也没有全文发表最重要的讲话，而且也没有公布新的政治局的组成，但是还是可以从一千二百四十九名代表的讨论和决议中得出头一批结论的。
第一：新的第十届中央委员会除了有久经考验的老的党和国家干部之外，还有一系列较为年轻的干部。就是说，人们认真地对待使“革命接班人”承担党的中心任务的努力。
第二：对那些在文化革命中被红卫兵革除的、但愿意重新改正“以前错误”的人的恢复名誉的过程在继续进行。
第三：周恩来总理的实用主义外交政策现在也得到了党的最高阶层的正式批准。特别是对苏联及其盟国的政策，可以肯定地说将不会有任何改变和让步。
第四：这次党代会同时还证实了毛泽东及其最密切的可信赖者和最老的战友周恩来的杰出威望。
第五：此次党代会之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道路也铺平了。
第六：最后，这次党代会还批驳了所有的谣言，即所谓党同军队之间还存在着严重的、尚未克服的派别斗争，而且这种斗争还将继续进行下去。代表们显示了——作为局外人只能这样判断——团结和一致。对全体党员的号召当然是很明确的，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美联社东京九月一日电】（记者：约翰·罗德里克）经过几年的混乱、休战、造反和纷乱，毛作为党的政治局主席，现在建立了一个五个副主席的班子，他们总的来说反映了他渴望党内有同志情谊和团结一致。他们包括四位长征和延安时代的老人和一个年轻人。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八月三十一日发表一篇文章说：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确认了领导，重申了近两年奉行的方针。北京介绍了一个庞大的领导集团，这一集团内有着各代人的不同经验。
无论在人事方面还是在政治含义上都没有进行变革，而只是在广泛的基础上进行了巩固。根据毛的要求，党代会仔细地把那些只是暂时背离党的路线的人同另一些有较大罪过的人作了区别。在林彪和陈伯达连同他们的追随者被排斥和开除之后，就有可能在克服最近七年的争吵之后在广大中间人士的基础上，既利用老干部的经验，也保护在文化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年轻干部在思想上的激情。中央委员会现在有百分之四十左右的成员是新人，这种更新不仅仅是同林彪及其追随者论战的结果，而且也同样强烈地表明一个党的年轻化。
如果苏联人在过去几个星期里想通过警告、威胁或者是用一种半官方暗示的改善国家关系的办法进行引诱，来对中国共产党内的决定施加影响，那末这一行动已经是失败了。倒不如说，来自莫斯科的威胁可能促进了巩固过程。因此在会议公报的末了号召人们团结起来反对超级大国的计划，公报中指出了苏联进攻的危险性，以此十分具体地表明了超级大国的险恶用心。
【本刊讯】日《读卖新闻》九月一日报道：
日本外务省人士八月三十一日晚对周总理的政治报告发表了非正式的见解。
外务省人士说，“可以说，（这一报告）再次确认了中国迄今为止推行的毛、周体制的一系列政治路线，其中包括日中邦交正常化。因此，可以认为，日中关系的稳定关系今后将持续下去”。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九月一日刊登该报驻莫斯科记者八月三十一日发回的消息，题目是《苏联可能最近要反攻》，摘要如下：
莫斯科的观察家认为，从周恩来总理的政治报告来看，中国的对苏政策基本上与过去完全相同，中苏关系仍将继续处于紧张状态。
（周总理的报告）列举勃列日涅夫在高尔基州演说的例子，非难了苏联，对此，苏联不能置之不理’它将于最近对中国进行非难，其中包括对十大的评论。
【本刊讯】东德《青年世界报》八月三十日在“答读者问版”发表一位读者的一个问题“中国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吗”，米夏埃尔·诺尔登回答这个问题说：
用一个简单的“是”或者“不是”来回答这个问题，是不会令人满意的。让我们拿最决定性的东西经济基础来论述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吧。中国人民在革命以后，由于他们充满献身精神的劳动，由于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无私援助，他们卓有成效地开始了为建立稳固的社会主义大厦奠基。
然而，当五十年代末毛泽东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集团在党内占了上风以后，这个过程中断了。
今天，北京脱下了它的极端革命的意识形态的伪装，无处不以名副其实的敌视社会主义世界的政策和利益的势力出现，因为社会主义世界是毛分子的大国沙文主义计划付诸行动的主要障碍。
总而言之可以说：虽然毛集团滥用社会主义基础去达到与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目的，虽然毛分子的路线正在导致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某些严重的变形，但是政治的上层建筑因素的军事官僚主义的堕落还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基础的自行崩溃。
【本刊讯】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八月三十日刊登该报记者夏洛特·赛科夫斯基发自华盛顿的一篇评论，题为《中苏的尖锐抨击使关系进一步恶化》，摘要如下：
中苏论战已达到了甚至更为激烈的程度。
俄国人和中国人都揪住对方的所谓错误不放，在最近几周和几个月内，都提高了宣传抨击的调子。
在北京刚结束的党代会上，毛的领导集团清楚地表明了他们所认为的主要敌人是谁。党代会号召中国人特别要警惕“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准备“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社会帝国主义”这个名词是苏联的代词。
毫无疑问，克里姆林宫的那些人正在仔细地估计党代会的结果，看看在中国党的领导集团中，反苏力量占有多大的势力。
中国问题观察家们一向认为，俄国人虽然在意识形态战线上进行战斗。但是尽管如此，他们并不希望排除别的选择，如果最后在毛去世之后组成的领导集团比较愿意改善同莫斯科的关系的话。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分析家们感到迷惑不解的是，俄国人为什么选择在党代会前夕使论战趋于激烈。
本月，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主要发言和苏联报刊上的权威性文章都表明，中国已不再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使人猜测，俄国人可能把中国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这里的美国分析家们不相信莫斯科能够把中国人开除出去，因为这样一种企图首先将遭到罗马尼亚、北朝鲜和北越的反对。本月早些时候在克里米亚举行的华沙条约会议并没有公开批评中国，这一事实表明，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同罗马尼亚有冲突。
这里认为，无论如何，苏联领导集团使宣传运动升级的原因之一是对北京自己的和缓外交深为担心。中国同样也提高了调子，发表一批文章攻击苏联的军事力量、克里姆林宫在中东的政策和苏联在欧洲的和缓政策（这一点最使俄国人感到不安）。
因此从苏联方面来说，目前的论战状态可能反映了对中国外交攻势感到的愤怒。
同时，五角大楼的人士说，在中苏边界沿线，在继续增加部队，虽然基本布局已在一九六九到一九七一年之间完成。但是在边界上，看不出紧张局势加剧的迹象，人们认为，中国并不真正预料苏联会发动进攻。
但是舌战在进行。
【德新社北京八月三十一日电】（记者：巴格曼）政治观察家们今天在这里说，中国总理周恩来对苏联“新沙皇”的最新抨击很可能是一位中国权威人士迄今对苏联人进行的最厉害的抨击。
周恩来在报告中谴责了他所说的美帝国主义以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阴谋。
但是，这些观察家说，他对苏联的清算要更具体、更有力得多。
周恩来第一次明确地表示，人民解放军和民兵时刻准备不仅反击“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且更准备反击苏联军队的闪电式进攻。
这种含蓄的提法受到在中国首都的政界人士的特别注意，因为这是至今为止最有说服力的说明中国领导事实上并不排除苏联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打击的可能性的证据。
【路透社北京九月一日电】（记者：乔纳森·夏普）中国总理周恩来利用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为他的讲坛，对苏联发出了自从这两个共产党邻国开始马拉松式争吵以来最强烈的口头攻击之一。但是他也发出了一个简短的但是直接的呼吁，要求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他敦促在不流血的情况下解决边界争端。
这位中国领导人选定在有一千二百多名高级领导人出席的党代会上发出一系列的反克里姆林宫的攻击这件事，有力地证实了北京目前对莫斯科的憎恨之深。